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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我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实例分析
【副标题】 评香港高等法院对“广信”破产程序的承认
【英文标题】 Case Analysis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Bankruptcy Procedure
【英文副标题】 Remark on Hong Kong High Court’s Admitting 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of “Guangxin”
【作者】 石静遐【作者单位】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分类】 破产法【中文关键词】 跨界破产;“广信”破产案;域外效力
【英文关键词】 Cross—border Insolvency;Case of Guangxin Bankruptcy;Extraterritorial Effect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2)03—041—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41
【摘要】 破产域外效力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近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的一个判决承认了广信破产程序在香港的效力。本案是我国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第一次正式得到境外法院的承认,对于管辖权、程序的透明度等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英文摘要】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bankruptcy must rely on the admission and ution of foreign courts Recently,a judgment rendered by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dmitted the effect of “Guangxin”bankruptcy procedure in Hong Kong In this case,the bankruptcy procedure initiated by the court of China got the formal admission of the court outside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Undoubtedly,it has certain guidance to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jurisdiction,transparency of procedure,etc.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17    
  一、相关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对破产程序域外效力问题的讨论,是在跨界破产(cross—border insolvency)的背景下进行的。跨界破产,也称之为跨境破产、国际破产、跨国破产、涉外破产等,它是指在一个破产案件中,债务人、债权人或破产财产处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法域。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该破产案件会涉及到不同法律,因而所产生的问题比较复杂。[1]跨界破产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法律界引起了持久而深入的讨论。这一领域所争论问题的核心被归结为对普遍性原则和地域性原则的取舍及运用。其中,是否主张本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以及是否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对本国的域内效力,进而是否愿意进行跨界破产的国际合作更是讨论的焦点之所在。
  从我国情况来看,自1999年2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被宣告破产后,跨界破产的问题在我国也引起了学界及实务界的关注与探讨。[2]但迄今为止,我国与跨界破产相关的立法仍是付诸阙如,较少的司法实践也不尽一致{1}(P.115—118)。在破产域外效力问题上、现行的破产立法没有明确的回答。[3]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果主张我国法院开始的破产程序具有域外效力,则是指该程序能够及于债务人位于境外的财产。清算组有权将债务人的境外财产追回,并入国内的破产程序中对债权人进行分配。但无论如何,这种效力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而非一厢情愿之事。
  综观世界各国有关跨界破产的立法与实践,承认外国破产程序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远比承认与协助一般的民商事判决或裁决困难。但近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的一个判决则承认了广信破产程序在香港的效力。尽管这一案件中的原告对该判决提出了上诉,该案仍未有最终结果,但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审判决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大陆破产程序的判决,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案情
  本案的原告是中芝兴业财务有限公司(CCIC Finance Limited,下称“中芝公司”),它是一家在香港注册和营业的中、美、日合资金融机构,同时它也是判决债权人(judgment creditor)。被告是广信,同时它也是判决债务人(judgment debtor)。由于广信在进行破产清算,本案是由清算组进行应诉的。此外,本案中还有一个第三债务人(garnishee),[4]即广信100%持股的香港子公司(下称“广信香港”)。本案中存在两个申请:第一,原告在香港高等法院获得了一个针对被告的缺席判决以及针对第三债务人的债权扣押令,现在申请使该扣押令成为绝对的或最终的(absolute)。[5]第二,广信则申请中止包括扣押申请在内的所有程序的进行。
  本案的起因在于1997年3月27日,原告中芝公司作为银团贷款的牵头行和代理行,与借款人广信香港签订了一份金额为35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虽然广信并不是贷款协议的当事方,但它于1997年4月3日为该项贷款出具了一份支持函(letter of support)。该支持函的主要内容为:广信承诺在该贷款便利存续期间不改变其对广信香港的持股,除非有贷款行的书面同意或该贷款已经被全额偿还;确保广信香港以谨慎方式从事其业务,因此可以一直保持能够偿还其债务的状态;对广信香港提供所有必需的支持或协助,确保其能够迅速偿还到期的债务。[6]后来,广信香港违约了,不能按时还款,并且到本案提起之日,这种违约仍在继续。1998年10月12日,广信香港进入了自愿清算程序,因为其负债数额的巨大使其不能再继续营业。广信香港对其母公司,即广信也有大量的负债。
  但广信的日子也不好过,它于1999年2月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并被法院任命的清算组完全接管。[7]因广信是一家国有企业,其破产主要受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的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告指出,从破产宣告之日起,广信丧失处置其资产的所有权力,由法院任命的清算组接管企业。[8]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广信清算组向清算中的广信香港申报了债权,金额大约为8.19亿港币。该债权可能会得到54%的偿付(约422亿港币),约合5700万美元。
  1998年12月17日,中芝公司依据广信出具的支持函,向广信清算组申报了其向广信香港所贷的350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但在1999年8月11日厂信清算组拒绝了该项债权,理由是支持函,没有明确广信须进行的具体行为,属安慰性质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有法律效力的合约承诺。同时,支持函也没有确立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也不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9]中芝公司在债权拒绝通知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了异议,但广信清算组仍维持了拒绝的决定。因此,中芝公司便无法通过广信的破产清算程序得到任何偿付。
  在这种情况下,中芝公司选择了另一种实现其债权的方法。1999年10月2日,它根据支持函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广信,要求偿还债务。广信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99年10月27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了支持中芝公司的判决。1999年11月29日,根据中芝公司的申请,香港高等法院发出了扣押令,扣押所有广信香港对广信的到期债务和利息,以偿付判决债务。中芝公司据此在2000年6月9日对广信清算组进一步补充了其提出的债权确认异议,但其意见仍未被清算组采纳。该拒绝通知未考虑中芝公司在香港获得的判决理由是广信已经破产,个别债权人的单个执行程序应当终止。之后,中芝公司在2001年4月向广东省高院提请裁定,其要求也未被支持。2000年10月31日,广信破产案进行了第一次分配,债权人得到其债权额338%的偿付。尽管数额较少,但境内外债权人得到的分配是平等的,在同一位次的债权人之间不存在优先权的问题。该次分配得到了广东省高院的同意。
  三、法院的判决及其考虑因素
  在本案中,Gill法官判决驳回了原告中芝公司使扣押令成为绝对的申请,支持了被告广信清算组中止在本诉讼中进行所有进一步的执行程序的申请。[10]换言之,广信香港欠其母公司广信的债务在其清算中得到的偿付,应当直接付给广信清算组,并入广信的破产财产对境内外债权人进行平等分配。
  Gill法官作出这一判决主要是考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一项广信香港(清算中)欠广信的债务,可以使香港高等法院根据其规则有作出扣押令的权力?第二,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行使这种权力取决于其自由裁量,则法院应当如何行使有关事项的自由裁量权呢?这些有关的事项包括:广信香港的清算、广信在大陆的破产程序、中芝公司的行为以及其他事项:第三,尽管扣押令的申请会引起相应的结果,但该程序仍旧应当被中止吗?[11]对于第一个问题,Gill法官考察了《香港高等法院规则》第1、2、4条有关债务扣押的规定后,否定了广信清算组基于广信香港正在清算这一事实提出的观点,即广信香港欠广信的债务不是一项可以被扣押的债务。[12]法官认为,债务的存在是确定的,清算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债务的性质。因此,接着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法官应当如何行使其自由裁量权。这是本案中的关键问题。对此,法官考察的重点是破产法中对债权人进行平等分配的原则。他援引了英美法上的有关案例,证明对债权人公平原则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在本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权所需考虑的因素,Gill法官重点分析了广信在大陆的破产程序的性质,特别是该程序是否具有域外效力,从而是否能够及于广信位于香港的财产,该财产在本案中表现为广信香港欠广信的债务。已如前述,《企业破产法》,没有明确涉及这一问题。对此,本案的当事人聘请了大陆破产法的4位专家,就此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并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提供了专家意见,进行了交叉质证(cross—examine)。[13]尽管4位专家的意见各异,但Gill法官重点考虑了以下的基本事实,作为其判决的立足点:
  第一,广信清算组的主要职责是对广信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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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石静遐中国的跨界破产法:现状问题及发展(J).中国法学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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