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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学研究》
防汛与人身自由
【副标题】 以“强制转移权”设定的合法性分析为例【英文标题】 Flood Control and Personal Freedom
【英文副标题】 Taking Legitimacy Analysis of Compulsory Transfer Power for Example
【作者】 陈越峰【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分类】 行政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
【英文关键词】 Personal Freedom;Compulsory Administrative Measures;Principle of Legal Reservation;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文章编码】 1005 -0078(2010)01 -07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
【页码】 79
【摘要】 在防汛措施中,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涉及人身自由,属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浙江省防汛防台防旱条例》对此作出规定,在形式合法性方面存在瑕疵;但是,这一措施的设定具有合目的性、必要性和平衡性,在实质合法性方面合乎比例原则。因此,需要采用修订法律或法律解释的方式整合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在包括突发事件应对在内的行政事务中实现一种经由形式法治的实质法治。
【英文摘要】 The institution of compulsory transfer power as a flood control measure concerns personalfreedom,which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legal reservation in Legislation Law. Although the institution of thepower in Regulation of Flood,Typhoon and Drought Control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of purposiveness,necessity and balance,as well as legitimacy fitting in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virtually,there areflaws in form. Consequently,amend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taken to combine formal legitimacy withsubstantial legitimacy in order to achieve both formal and substantial law ruling in coping with administrativeaffairs,including emergent even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4216    
  一、问题与分析角度
  汛期相对于平日是一种非常状态。但是,防汛的考验年复一年,似乎又是每年必现的常态。2009年8月,台风“莫拉克”肆虐于海峡两岸。在我国台湾地区,围绕是否应当“死守家园”的争论不休。而在防汛过程中,如何在人身自由和公共安全之间、在突发事件处置和平常秩序维护之间寻求平衡,不断考验着政府的处置能力和法律技艺。
  这种考验也在催生对有关行政措施的需求,促成相关的制度创设活动。在《水法》、《防洪法》和《防汛条例》等涉及防汛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浙江省于2007年4月15日颁布实施《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规定:“在可能发生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洪水、台风和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或者政府决定采取分洪泄洪措施等紧急情况时,组织转移的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对经劝导仍拒绝转移的人员实施强制转移。”该款规定为相应的政府及部门设定了“强制转移权”。
  此前,浙江省有关行政机关在防汛过程中实施的强制转移措施不断引发争议、形成诉讼。由于其实施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往往败诉。那么,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是否意味着这一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而言,强制转移权设定本身是否经得起检视?归根结底,到底应当如何看待有关行政措施和人身自由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回答。
  本文将以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为例,分析其中涉及的防汛措施和人身自由的关系。首先以《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为依据分析其形式合法性,以比例原则为依据分析其实质合法性。再针对其在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上的表现探求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尝试提出整合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思路。
  二、强制转移权设定的形式合法性
  强制转移措施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它实质上是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由行政主体所采取的对相对人人身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1]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它清晰地表明人身自由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受到我国宪法的保护。因此,这一措施的设定必须符合形式合法性的要求。
  (一)强制转移权的设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
  强制转移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因此其权力的设定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国《立法法》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该法第八条限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各项立法事项中,第(五)项就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任何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设定都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事项。[2]法律以下的任何法规范都不得对这一权力进行设定。
  条例文本中明确记载,条例于2007年3月29日由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很显然,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对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侵入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范围。
  (二)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不属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项
  《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可以作出规定的事项,包括:(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地方性事务中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3)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之外,中央尚未立法的事项。因此,作为地方性法规的条例只能就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进行立法。而条例中强制转移权的设定并不属于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
  首先,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执行性规定。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其制定根据是《水法》、《防洪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其中,《水法》、《防洪法》属于法律。因此,如果其对强制转移权的进行了设定,浙江省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作出执行性、具体化的规定。通过查阅《水法》、《防洪法》和《防汛条例》文本,并没有发现关于强制转移权设定的规定。因此,在有关上位法并未设定强制转移权的情况下,条例不存在就此进行执行性、具体化规定的可能。
  其次,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不属于地方性事务。“地方性事务是与全国性的事务相对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一般来说,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例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和风景名胜区管理等。”[3]现在看来,我们很难认可防汛等事务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也很难认同防汛等事务属于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的事务。[4]《防洪法》、《防汛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就在事实上确认了这一点。何况,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涉及了人身自由,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显然更不是地方性事务。
  最后,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不属于地方可先行规定的事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专属立法权,是地方性法规的‘禁区’,无论国家是否制定法律,地方都不能作出规定,否则地方性法规就是越权,是无效的。”[5]只有在法律保留的范围之外,地方性法规才可以作出先行规定。强制转移权的设定属于《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立法事项,即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作出规定,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以及任何地方性法规制定主体也不能对其进行先行规定。
  (三)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授权
  条例并没有表明其制定得到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实际上,关于强制转移权的设定,包括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地方性法规制定主体也不可能得到授权。
  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该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一方面,授权的对象只能是国务院;另一方面,授权的事项只能是第八条中相对保留的事项。而强制转移权的设定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属于绝对保留事项,即使国务院也不可能得到授权。因此,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不可能就该事项获得授权进行立法,事实上也没有得到任何授权。
  本部分的分析显示,以《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来分析强制转移权的设定,其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形式合法性瑕疵。《立法法》关于地方性法规立法权限的规定和授权立法的规定也能够提供相应的佐证。
  三、强制转移权设定的实质合法性
  除了形式合法性的要求之外,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还必须符合包含合目的性、必要性和平衡性在内的比例原则的要求。[6]该原则的实质性内容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中的“合理行政”部分有清晰、明确的体现。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适用这一原则进行判决的案例。其后,有学者对这一判决中比例原则的运用作出了评析。[7]也有学者运用这一原则对其他事件进行了评析。[8]比例原则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接受。
  行政权的行使需要遵循比例原则,行政权的设定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后者是宪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它要求立法者只有在公共利益所必要的范围内才能设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因此,立法目的上有无立法的必要,个案情形中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及其限度是否过度侵犯公民的权利,都可以援引这一原则作为检验立法是否违宪的标准。[9]
  (一)强制转移权设定的合目的性
  合目的性原则又称适当性原则或妥当性原则,即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应至少有助于行政目标或任务的实现。对拒绝转移的群众进行强制转移,与通常情形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在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别。例如,抗SARS和防控甲型Hl Ni流感期间实施强制隔离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个人人身自由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和流行。此时,行政上的目的与被隔离的个人在利益取向上并不必然一致,甚至存在直接的冲突。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而汛期拒绝转移的个人在形式上不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也并不违法,但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公众的安全在实质上也构成一种公共安全,行政机关对此负有维护的法定职责。因此,设定强制转移权赋予有关行政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以采取必要的强制转移措施符合立法和行政上的目的。
  (二)强制转移权设定的必要性
  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小侵害原则,它的内涵可以用孔圣人的“割鸡焉用牛刀”[10]或著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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