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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写好“讲理”的裁判文书
【英文标题】 How to Write“A Good and Reasonable Ruling”
【作者】 汤啸天【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裁判文书 据事 依法 论理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4
【页码】 123
【摘要】 随着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法官对裁判文书的制作首先应当走出无须“讲理”的误区,其次是法官必须学会在裁判文书中据事、依法、论理。凡是认定的事实都必须一一叙明,选用词语时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对证据的不同证明效力应当在充分说理中作出判断,对有矛盾的证据的取舍理由必须公开。裁判结论的生成依据必须在“本院认为”这部分中予以充分阐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54    
  
  裁判文书应当“讲理”,这似乎是多余的废话。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们的审判员已经写惯了不需要详细陈述事实和判决、裁定依据的法律文书,有的甚至认为只要在判决书中写上“以上事实、证据确凿、充分”,就已经是摆事实、讲道理了。客观地说,我国法院以往制作的裁判文书,大多是居高临下的气势有余,缜密论理的充分性、针对性、公开性则不足。不少判决、裁定的真正理由并没有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有些判决的真实依据不过是领导的批示,但是,批示的内容又不便公诸于众,判决理由的阐述部分便只好尽可能简化了。在我国民主、法制不断推进的今天,独立审判已经逐步成为现实,裁判文书的制作首先应当从无须“讲理”的误区中走出来;其次,司法文书的制作者必须学会“讲理”。古人曾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来形容修辞对文字表达效果的重要作用。今天,使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练就依法论理的基本功,都对自己使用的语言文字来一番推敲,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表述认定事实的过程中充分说理
  “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民法院通过办案所制作的裁判文书是实施法律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以强制方式对公民行为的规范。裁判文书的质量(尤其是认定事实的准确性和阐述裁判理由的充分性)作为办案活动的记录和凭证,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水平和法官的素质,又决定了能否使当事人服判息讼,使公民从具体的司法裁判中受到法制教育。客观地说,凡是不能具体、准确地表述裁判依据的裁判文书,无论其措辞何等严厉,宣判时声势有多大,都不可能真正起到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纪守法的作用。在审判实践中,有不少当事人对判决、裁定的不服,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不准确、裁判的法律依据不明晰、阐述的裁判理由不充分相关联。有的裁判文书读后使人不知裁判的据事何在、依法何在、说理何在,就连与裁判没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不能信服,又怎么可能使当事人服判呢?
  准确认定事实是作出正确判决的基础。凡是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都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加以叙明。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事实的叙述可以根据案情的不同选用叙事式、分别列举式或先概述后列举等方法。就此而言,裁判文书的写作也是“文无定法”的。例如,不少行政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并不是事实,而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或法律依据。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是法律审和证据审,事实部分完全可以一笔带过,裁判文书的笔墨应当集中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充分上来。
  我国法院以往的判决书对认定的事实大多采用叙事式,即以简约的笔墨叙述基本案情。这种做法虽有节省篇幅的长处,但由于赋予法官删繁就简的权力过大,故体现法官主观意志的色彩偏浓。一般而言,案情比较简单,当事人对基本事实无疑义的可以采用叙事式;案情较复杂,当事人分歧较多的宜选用分别列举式;案情特别复杂的,以先概括叙述简要案情再分别列举有争议的事实为妥。从实践的角度看,无争议的事实从简概述,有争议的事实分别列举是可供制作裁判文书遵循的基本模式。但是,最应当避免的是法官为了调和、消弭当事人的分歧,在认定基本事实时采用漠视法律语言固有涵义的模糊表述。这种做法就法官的主观愿望而言是为了调和矛盾,而在客观上往往偷换了判决立足的事实基础,使整个判决的依据遭到根本性的破坏。例如,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时常会出现原告指控被告抄袭剽窃,被告辩称系“使用”、“引用”的局面,有的法官竟在判决书中含糊其词地称之为“抄用”。笔者手边有一起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判决书。基本案情是:一审认定抄袭,确认构成侵权;被告人以“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起上诉;二审(即终审判决)完全维持了一审判决。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二审判决书却在认定事实上将“抄袭”改为“抄用”。抄袭与抄用仅一字之差,但各自的含义却相去甚远。抄袭是贬义词,指“以多少改变形式或内容的方法,将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作为自己的作品加以发表的行为”。[1]抄用是中性词,意指抄录使用。抄袭的实质是将他人的成果窃为己有,是法律所严格禁止的行为,构成抄袭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抄用是在知识传播中的常见现象,抄用并没有改变智力成果的所有权归属,只要正大光明地注明抄自何处或录自何方,任何法律都从未有过禁止性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亦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使用他人作品,只是要求使用者履行注明出处等义务。以“抄用”一词描述侵权事实,然后再追究抄袭的法律责任,真不知道经办法官是在做文字游戏还是在玩弄法律了。客观地说,这种做法既极易使人感到法官是不讲道理、以权压人,又会造成我国著作权法禁止使用他人作品的法律误解。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抄袭已经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用语。诸如抄袭这样的法律术语含义具有单一性,而类似抄用这样的一般词汇则具有多义性。如果在审理抄袭与非抄袭这类著作权纠纷案件时,法官硬要回避抄袭这一既定的、语义单一的法律用语的话,就是违背了法律领域词语选用的规范性原则。正如姜剑云教授所说:“在法律领域选用词语时,不能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相违背、相抵触。”“在法律领域选用词语时,如果所要指称的对象、所要表示的概念具有相应的法律词语,那么必须选用法律词语,不允许改用其他词语,包括法律词语的同义词语。”“否则,必然影响法律表述的准确性、严谨性、庄重性,必然有损于法律内容的权威性。”[2]从一定意义来讲,只有规范地选用法律词语才能更好地摆事实、讲道理。法律词语在表意的严谨性方面是“说一不二”的,摆清事实,剔除歧见,无疑是为下一步依法讲理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公众对著作权法的误解颇多,甚至不少知识分子都认为,“凭什么只要你说过之后,我就不能这么说呢?”看来,这多少也与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文书对允许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宣传有失准确有关。
  二、在区别证明效力的差异中充分说理
  在我国法院以往的判决书中,并不需要一一交代认定事实的证据及各项证据的证明程度,往往只要概括地说一句“足以认定”或“本院予以认定”就可以了。从裁判文书改革的角度看,只有充分显示认定事实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裁判才能称之为“证据确凿”。否则的话,自称的证据确凿只能是空话、套话。换句话说,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体现在裁判文书对每一项证据的使用上。对认定的事实列出一一对应的证据,并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作出客观评价,对不予采信的相关证据说明理由,才是真正讲理的做法。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居于公正裁判的地位。说得通俗一点是法官“搭台”,原告与被告“唱戏”。为了准确认定事实,法官必然要求主张人对自己的主张充分举证,在当庭质证后对各方所提供证据的合理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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