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国有企业腐败治理体系建构:误区、变革与进路
【副标题】 基于对D国企的实证考察【作者】 赵炜佳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国企;腐败治理;实证研究;不想腐;刑事风控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第15卷第2辑)
【总期号】 总第15卷【页码】 183
【摘要】

法学界对贪腐现象的考察多聚焦于公务部门,而对国企腐败治理的研究暂付阙如。国企人员往往兼行政权与市场决策权于一身,其权力叠合的特殊性意味着对国企反腐体系的研究范式必须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转型。塔尔德模仿理论能够阐释国企中腐败风气的横向传播、纵向传播以及插入替代规律。与党政机关相比,国企更容易通过培育廉洁文化达致“不想腐”的釜底抽薪式的治理策略,譬如D国企于腐败窝案爆发后的“壹贰整改”出色地实现了从偏颇“不敢腐”与“不能腐”到“三不腐”三足鼎立式的变革。而在微观治理层面,亦有必要依托PDCA循环管理机制,将“三不腐”之宏观方针渗透浸润至国企运行的每一个环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612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
  腐败问题是自人类社会“国家”概念衍生后如影相随的顽瘴痼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苏轼曾劝诫统治者,“物必先腐,而后虫生”[1],以此警醒宋朝君王对彼时朝野上下的腐败现象予以高度警惕,否则后患无穷。英国阿克顿勋爵则更为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与权力的关系,“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毋庸置疑,腐败与反腐败(anti-corruption)在国家治理语境中的持续紧张关系亟须缓解。
  诚然,共和国成立以降,执政党对腐败治理的资源投入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举国上下在市场经济主体意识方面尚付阙如,无论是在决策层抑或学界视野中,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始终得不到与公务职能部门程度相当的重视。以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为例,关于“腐败犯罪治理”的法学论文多达三百余篇,其中关涉“国企腐败治理”主题的相关法学论文[3]数量仅为九篇,且论述多偏向政治话语而缺乏法学维度尤其是实证犯罪学层面的深入分析。但就事实而言,“官商勾结”始终是权力设租与寻租的天然来源,而国企工作人员,尤其是管理层人员素来能够“不勾自结”,其往往同时掌握着行政决策权力与市场交易决定权,“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4]异常雄厚,二者的叠合处极容易成为贪贿攫取的藏污纳垢之地。
  2017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中心发布了《2016年中国企业刑事风险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5],位列“高风险罪名清单”前五大高频罪名分别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职务侵占罪,合计占国有企业家所犯总罪数目的78.1%。在市场运行中,“一大批富有才干的企业家没有失败于商业风险的冲击,而是倒在了刑事风险的爆发之中”[6]。十八大后,***、宋林、廖永远等省部级国企“掌门人”先后落马。在过去一年中,共发生30例亿元级腐败案,其中国有企业15例,占据着特别严重腐败现象的半壁江山。这警示着我们:国企高管的权力集中程度甚于公务职能部门,在监督制约尚不够严密和有效的条件发酵下,很容易脱离规则的约束,滑向贪污挪用、权钱交易的泥潭。
  如前所述,法学界对国企犯罪成因及其对策的专业化研究寥若晨星,且均为抽象的理论论证,为避免纸上谈兵而保证切触关键,对国企腐败治理的研究范式亟须转型至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D国企位于北方中部H省某煤炭资源丰富地区,在世界冶金业范围内都堪称行业之翘楚,登记造册员工13万余人,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850亿元。在职务犯罪风控层面,一方面,2012年全面整顿之后,先进的管理理念与较强的刑事风险防控意识使得该企业在廉洁建设上逐渐领先于同类企业;但另一方面,2012年之前,D国企曾爆发过几起较为严重的腐败窝案,而该企业现行的腐败治理模式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墨守成规的误区,致使近两年在刑事风控上屡屡陷入瓶颈而不能取得进一步突破。D国企与“壹贰整改”前后的腐败治理模式有着巨大的转型,这个分水岭意味着该企业十分适合成为研究国企反腐体系变革的“试验田”,现有的瓶颈效应更是为进一步探究国企反腐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素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腐败治理策略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成为奠基性的,这高屋建瓴样式的反腐方针对消弭国企腐败现象有着宏观层面的巨大指导价值。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实证研究之方法,以《报告》的数据为依托,从H省D国企的具体腐败治理模式切入,以“三不腐”为指南针,从宏观指导渗透至微观思考,力求通过精研覃思为破解国企腐败犯罪难题作出点滴贡献。
  二、犯罪学视阈下对D国企腐败现象及治理模式之解读
  参照中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国有企业腐败犯罪的主要形式包括:企业人员利用职权之便,通过经营、投资、中介、兼职、受贿、索贿等各种形式谋取私利,致使企业利益遭受损失;违反决策程序或有关规定,在人事、采购、资产管理和项目安排等方面滥用职权,损害国有资产权益;不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使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获取利益,侵害公共利益、企业利益;违反规定进行职务消费;铺张浪费、假公济私、弄虚作假、侵害职工合法权益和从事有悖社会公德的活动等。由此可见,与政府公职人员相比,国企领导人员腐败手段与潜在的市场经济破坏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犯罪学视野中探索建立一套成熟的国企腐败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根据法国著名犯罪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观点,模仿(imitation)是人类的本能,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而犯罪即为人际交往中通过模仿衍生的遗毒,亦可表述为“犯罪是受范例影响而做出的不法行为”[7]。在其理论中,模仿规律有三,申述其说:第一,个体模仿关系密切的人的行为,亦即群体中的“距离规律”;第二,下层模仿上层,乡村模仿城镇,亦即“方向规律”;第三,互斥的行为共存时,一种行为代替另一种,此为“插入规律”。实践证明,模仿理论对深度解读犯罪原因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价值。
  (一)国企腐败现象的横向社会传播可以用“距离规律”来阐明
  塔尔德旗帜鲜明地主张,倘若群体中存在某些不良行为,那么另一些人就有走向犯罪悬崖的倾向。[8]距离规律的内涵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人与人之间在密切接触时会互相模仿,个体置于群体之中总是难逃示范作用的浸染。人际距离越近,接触频率也就愈加频繁,模仿的潜在可能性也就愈大。塔尔德同时如是解释“距离”一词,不能仅从空间几何学上理解,而应该更注重其心理学意义[9]。不可否认,公共权力是一把锋芒毕露的双刃剑,一旦缺乏有效制约便极有被滥用的巨大风险。此处可以援引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理性人”之理论假设;人作为社会的一员,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尤其是掌握着大权的国企管理层,一旦介入市场交易领域,便同时掌握着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权利之伊始,便迈出了公权异化的第一步。
  譬如,在D国企中,曾发生过采购部门四位副经理与两位职工同时在交易中收受回扣的腐败现象(见表一)。最令人吃惊的是,六位采购人员的交易对象均为同一个工厂,而且第一次作案时间大体呈现同时性。为了进一步还原具体案情,笔者通过该国企的纪律检查部门了解到详细信息:最初,李甲在从W厂购入冶金设备时,W厂负责人韩某为了与行业巨头D国企形成稳固的交易联系,先后以现金、购物卡、珠宝等形式送予李甲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67.9万元。D国企为了分散采购权而不致集中于一人,特有规章明令规定“采购部门洽谈采购事宜时实行轮流负责人制度”。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甲向李乙和李丙暗示从W厂进货“有好处捞”,于是,李乙、李丙二人在采购时分别模仿李甲的行径,利用职务之便从W厂大肆敛取财物。尔后,李丁、支甲、支乙通过饭局了解到上述三人收受贿赂的具体手段,非但没有向纪检部门告发,反而仿照三人的行为途径收受回扣合计59.3万元,D国企因而流失大量的国有资产。直至2011年底,D国企纪律检查部收到举报线索,经初步核实后移送司法机关,最终采购部六人受到司法追究,除此之外,另有两位职工因为受贿数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而接受企业内部辞退处理。
  表一:采购部2005年受贿案详情

┌──────┬─────┬─────┬─────┬─────┬─────┬─────┐
│      │李甲   │李乙   │李丙   │李丁   │支甲   │支乙   │
├──────┼─────┼─────┼─────┼─────┼─────┼─────┤
│第一次受贿时│2007年3月 │2007年6月 │2007年7月 │2007年9月 │2008年9月 │2008年12月│
│间     │     │     │     │     │     │     │
├──────┼─────┼─────┼─────┼─────┼─────┼─────┤
│案发时间  │2011年11月│2011年11月│2011年11月│2011年11月│2011年11月│2011年11月│
├──────┼─────┼─────┼─────┼─────┼─────┼─────┤
│交易对象  │W厂    │W厂    │W厂    │W厂    │W厂    │W厂    │
└──────┴─────┴─────┴─────┴─────┴─────┴─────┘

  由上表不难看出,六人第一次受贿时间接近,“轮流负责制”固然本意在于分散采购权,但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的“模仿”行为,使得追求利好的国企员工在初尝好处后形成“被模仿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支甲与支乙最初忌惮于司法责任而“不敢腐”,但在看到李甲被企业评为“年度业务标兵”后,心态彻底失衡,最终坠入贪贿犯罪的深渊。当下社会的交往媒介日益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应激心理使得动机和行为在扩散时呈现“铁索连环状”,从个体渗透到群体。事实上,当腐败行为没有被及时追究,甚至腐败者被授予荣誉时,“晕圈效应”横向扩散,弥漫至国企市场行为的每个区域甚至角落。此外,基于义气、情面、共享利益与避免责任等利害关系的考量,腐败群体一旦形成,便具备先天的牢固黏性。如此蔓延,一旦其中有一人东窗事发,“拔出萝卜带出泥”式的腐败窝案便不足为奇。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二)国企腐败现象的纵向社会传播可以用“方向规律”解释
  塔尔德认为,人们之间的模仿并非毫无规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倾向,即“方向规律”。其基本含义是下层人士模仿上层人群,社会中经济水平较低的人模仿较高的群体,乡村模仿城镇,青少年模仿成年人。当上层阶级过着物质丰富的优越生活时,下层阶级的一些人为了积累财富便走上盗窃、抢劫的犯罪歧途。[10]纸上得来终觉浅,塔尔德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考察了酗酒、流浪、抢劫和谋杀的发展脉络史,得出了与方向传播模仿理论相一致的结论:上述犯罪滥觞于宫廷贵族,及至塔尔德生活的19世纪下半叶,大城市成为犯罪源头,这些罪行被乡村地区大量模仿,尔后分散于社会中的各个阶级。
  塔尔德同时主张,一旦官僚体系缺乏有效监控,社会地位低者便会以社会地位高者为“榜样”,并参照和仿效其各种各样的行为,此所谓权威的示范作用。在国企中,下级职工常常模仿董事会、监事会、高管等体制地位较高的人员的行为,这正是“上行下效”。
  为验证这一理论,笔者对D国企记录在册的职务犯罪发生清单进行了梳理,整理出如下柱形图(见图一)。在图中,所选取样本为2006—2016年该国企人员职务犯罪在部分业务部门的发生状况,“部门负责人”指部门经理与副经理,部门中的其他人员为“普通员工”。显而易见,当部门负责人腐败案发人数较多时,普通职工发生职务犯罪的情况愈为恶劣。为进一步呈现二者的正态分布关系,兹制X—Y散点图如下(见图二)。
  图一:部门负责人腐败对普通职工影响表
  (图略)
  在散点图中,横坐标(X)代表部门负责人腐败案发人数,纵坐标(y)代表普通职工案发人数,直线为正比例参考系,曲线为X—Y散点分布状态与增减趋势。经计算可得y =4.3143x -3.2857,其中平方差为R2=0.85381,表明X的数值越大,y的数值愈大且斜率渐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D国企中,腐败现象具有一定的权威示范性,部门负责人的贪贿情况对下级职工大体呈正相关影响,且影响度不断激增。
  图二:普通职工受部门负责人影响散点图
  (图略)
  由此可见,D国企内部的腐败蔓延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着“下模仿上”的方向规律。要想标本兼治,有赖于在“上游”对部门负责人贪腐实现早日查处,尽早切断腐败纵向传播的源头。
  (三)插入规律导致企业廉政文化的转变
  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必然导致人们的物质需求与日俱增,这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发展规律。塔尔德认为,当人们对金钱的需求量增大时,摆在面前的有两种途径——劳动与偷盗。当盗窃通过“模仿”而实现横向与纵向传播扩散后,社会环境便四处弥漫着犯罪。长此以往,“通过劳动合法收益的风气便可能被强盗之风代替或掩盖”[11],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在悄然中逐渐扭曲。
  笔者就这一规律的具体发生途径采访了D国企分管纪检的集团副总,详细掌握了该国企“壹贰整改”的历史渊源。在2011年底采购部腐败窝案爆发后,正如上文三个图表所呈现那般,职工与负责人相互包庇隐瞒,采购部贪腐情况竟然潜匿数载而未被发现,而且几乎各个职能部门均存在较为严重的贪腐现象。主管政府部门对此大为震惊,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D国企进行调查,发现该企业“腐败的不正风气已经污染了企业文化”,并作出“D国企亟须重视企业廉洁文化的培育”之整改意见。于是,D国企在2008年9月正式成立“企业文化部”,通过廉洁教育讲座、民主生活座谈会等形式逐步扭转不良风气,并通过联谊晚会等形式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各种途径的具体实现方式详见下文),力求防微杜渐,在根源处实现堵截,使得企业员工在观念上“不想腐”。如图三所示,2011年窝案集中爆发后,“壹贰整改”的效果较为显著,最终实现“否定之否定”——企业风气第二次实现“插入替代”,“企业文化部”的设立成为D国企内部风尚得以不断好转的分水岭。
  图三:2012年整改前后贪腐涉案人数
  (图略)
  三、窠臼:过于倚重“不敢腐”与“不能腐”
  (一)D国企廉洁风险防控问题归纳
  如前所述,D公司在廉洁风险防控方面渐入佳境,但进步之余亦难掩盖其中的一些问题,概言之便是轻视在“不想腐”层面的源头治理。现归纳总结如下:
  1.职务犯罪风控系统缺漏
  现代风险管理科学认为,国企应当倚靠PDCA(plan-do-check-adjust)循环管理机制(详见图四),在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等环节实现“杀腐剂”的全面覆盖,此机制能够保证国有企业反腐工作的科学化、流程化、制度化、常态化。从前期的筹备,到中期的控制,再到后期的处理,这是一个闭合且循环的体系。
  然而,笔者通过考察D国企的廉洁风险防控的具体实施状况,发现该企业仅对风险点进行了摸底与排查,在此基础上划分了廉政等级,并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但这些内容仅是PDCA系统中的“Action”阶段,故D国企在前期与后期的风控工作尚未落实,尤其是对“不想腐”层面的战略规划(Plan)几乎完全疏漏。于是,尽管

  ······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361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