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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研究
【英文标题】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Shared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and Benefits” Involving Public Security Organs
【作者】 岳凯敏【作者单位】 河南警察学院
【分类】 公安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公安机关;协同共治;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英文关键词】 public security organs; collaborative co-governance; a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shared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and benefits
【文章编码】 1008-2433(2019)05-0116-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16
【摘要】

公安机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但现阶段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存在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舆论宣传不到位等制约因素。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选择有:树立多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复合共治机制;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安机关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管理机制;创新形式,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空间。

【英文摘要】

Public security organs play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 new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shared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and benefits. The new pattern involving public security organs is also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of decision-making and deploy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However,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ncept needs to be further cultivated. There are constraints such as deficienc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 imperfect security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inadequate publicity of public opinion. The ways for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o participate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o establish the governance thinking of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Secondly,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multi-party co-governance; Thirdly, to form a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Finally, to innovate forms and exp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143    
  
  

一、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解读

(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概述

“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各级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纲领,也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遵循原则。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涵包括:第一,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治理范畴,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体系。其“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尽管政府仍是主要的治理主体),而且也包括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治理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各司其职,各归其位,实现从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转变”{1}。第二,治理参与过程的公共性。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元参与主体都有自身的行动范围,在自身所在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通过一定的身份和角色与社会发生关系,这就是参与过程的公共性。同时,“公共性”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我国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应体现在“立法执法的细密与严谨;公共诉求的有限和理性;治理主体的使命感和匠人精神;社会价值体系的开放和包容[1]”这四个方面。第三,参与结果的共同享有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社会治理的目标转变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又增加了“共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体现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共同治理社会政治事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善治思维。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走向善治的应有之义。

(二)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要坚持依靠居民、依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2]。他还强调,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公安机关作为我国政府管理公共安全事务的行政力量,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着主力军的作用。公安机关的群众路线也指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公安机关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通过鼓励和支持让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创新中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安治理格局,这是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新应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对新形势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要性

1.贯彻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

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必须实现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将以往的“社会管理”思维改变成“社会治理”思维,这样才能实现新形势下贯彻落实党委政府关于社会治理创新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公安机关要重新定义自己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历史任务中的定位,深刻认识到自己不仅是维护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服务者。只有实现了理念上的转变,才能带来行为上的变化。在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中,公安机关只有接受了治安管理的多元参与,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支持,适应新时期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新需求,改变公安机关当前仅靠自身疲于奔命的工作现状,通过优化治安管理职能,逐步完善社会协同、多元参与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真正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安治理的创新体系。

2.实现履行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有助于转变公安机关长期以来“管理者”的理念,改变社会治安管理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的传统观念,引入群众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对公安机关权力的梳理、职责的划分,将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交由其他应该负责的社会主体去管理,公安机关仅仅作为监督和指导的存在。例如:保安业和消防业。这样,公安机关的职能就更加明确,身份也变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培育者;同时,这也是公安机关实现履行自身职能的内在要求。可以转变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方式,改变传统管理的‘打防’模式,通过深化警务体制机制改革、规范各类执法细则,变被动警务模式为主动警务模式”{2},使公安机关在法治的引领下,更好地履行其职能。人丑就要多读书

二、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杂糅,造成各种传统与非传统治安问题层出不穷,且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给新时期社会治安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为社会治安治理创新提供了契机。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围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这个核心工作,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在理念、制度、措施等多方面也进行了改革,以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来适应多层次、多类别、多领域的社会安全需要,以便建立适应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符合当前社会治安需要以及未来社会治安发展趋势的现代社会治安治理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3]。这就是说,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体系,营造一个稳定有序、健康活跃的社会秩序,满足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需要,是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但不可否认,现阶段还有一定的制约因素存在,表现在:

(一)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

1.观念因素: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

共建,是指共同建设。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社会治理中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从单纯依靠政府进行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协调、协商、合作的协商方式转变。共治,是指推进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统筹全社会各种资源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预防和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共享,是指尽量完善保障共享的基础制度,健全各种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真正实现“劳动果实共同享有”。正如马庆钰教授指出共建共治共享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个积极适应”“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回答”{3}。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共建、共享,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就将这两个理念深入人心,但对于共治,由于长期以来的管理理念仍占主导地位,全民参与社会管理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和表面上,很少能真正得以实现。因此,让全社会树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并真正参与进去,各尽所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培育过程。

2.制度因素: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

我们知道,公众参与是需要参与平台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公众参与平台还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供公民社会参与的社会组织种类和数量还比较少且地区发展不平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山东曲阜尼山共同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的统计,2017年,我国社会组织总数量突破80万个的关口,达到801083个,其中,基金会6322个,社会团体37319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21567个[4]。且通过大数据可以看到(见下图),这些社会组织地区和时间发展都极不平衡[5]。即便这样,也远远无法与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相比,例如美国在2008年时社会组织已经达到151万个{4};英国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注册的慈善组织有18.9万个{5}。其次,相关高层次的法律规定亟待确立,且缺乏对草根社会组织的立法。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成立了首个社团管理司,其职能主要是对社会团体实行统一登记管理。国家还先后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管理条例和办法。从现有的相关法律看,除了已经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其他一些单行法外,涉及社会组织的基本

(图略)

是由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颁布的一些条例,即最主要的“三大条例”[6]。由此可以看到,这些条例、办法等均为行政法规,缺乏更高一层次的立法,且针对的都是成熟且与政府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没有有关草根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1986年,《民法通则》从基本法层面明确了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之后,民间组织才名正言顺地登入社会殿堂。然而,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一贯遵循的“双重管理”制度,即社会组织必须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后才能在民政局登记,导致社会组织的“自治”底色黯淡(故有“二政府”的诟病),尤其是诸多的草根型社会组织因找不到“婆婆”而束手无策,甚或流产[7]。

(二)公安机关方面因素

随着社区警务理念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对于民众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公安机关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过程。但是,要达到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

1.保障机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尚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例如河南省,最权威的诸如《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经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12月1日审议通过并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8]。此条例对“主动抓获或者协助有关国家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罪犯,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等见义勇为行为作出了明确界定并将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公安机关,负责见义勇为的受理、调查、取证、核实等具体工作”。这个条例当然也适用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但明显适用范围还比较窄,不能真正起到激励和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作用。

2.管理体制不完善

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管理中扮演着“大包大揽”的角色,对于公众参与对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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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汤梅,卜凡.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府权力配置与运作[J].探索,2014(1):4-7.  {2}叶振华.主动警务:大数据时代下深化公安改革的思考[J].公安教育,2017(7):15-17.  {3}马庆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意涵解读[J].行政管理改革,2018(3):34-38.  {4}谭静,张学升.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资产管理实践及经验借鉴[J].财政监督,2019(2):104.  {5}陈成文,黄开腾.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发展:国外经验及其政策借鉴意义[J].探索,2018(1):146.  {6}鹿斌,金太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J].天津社会科学,2016(02):79.  {7}李建华,刘黎黎.论社会参与反腐败能力的提升[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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