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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论居住权的权利建构
【作者】 王者洁【作者单位】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
【分类】 物权
【中文关键词】 《物权法》;居住权;用益物权;《德国民法典》
【英文关键词】 Property law; Right of habitation; Usufructuary right; Right structure; German civil code
【文章编码】 1008-7621(2016)04-0025-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4
【页码】 25
【摘要】 早期罗马法上的居住权制度已被后世两大法系演进为现代收益性居住权,集合物权、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且在当下通过诉诸法院而表达出来,经由法院裁判生成一种新型权利。鉴于其权利结构具有融合性,能够有效融入我国《物权法》体系,故当以私法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属性为权利基础,形成以《物权法》为核心的权利架构,明确居住权的主体与客体、权利与义务、变动与终止,以保障其权利的可诉性与规范的可操作性,拓宽居住权保护的救济路径,以实现居住权的法律保护。
【英文摘要】 Right of habitation system on the early Roman law system has been evolved into modern profitability residency by the later two legal systems , which collect property rights, human rights, livelihood rights and many other rights genes, and to express it by appealing to the court in the present, generating a new type of rights by the court referee.Considering the fusion of its structure of rights, it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Property Law"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usufructuary right attributes in the sense of private law should be the basis of rights, establishing the right structure as the core of the Property Law, defining the subject and object, right and obligation, change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justiciability of rights and the specification of operability, broad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relief route, to realiz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right of habit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660    
  
  居住权乃是居住权人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1]2001年《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曾明确将居住权作为一项私权性用益物权予以规定;2005年《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中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增至12条;至2007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因居住权适用面狭窄,在正式通过的《物权法》中将该权利的相关规定悉数删除,居住权最终未能纳入《物权法》体系。然而,在司法实务中居住权纠纷却并未因此消弭,反而层出不穷,与居住权相关的司法裁判已然成为解决纠纷的可利用途径,居住权经由法院裁判生成一种新型权利[2]。随着居住权纠纷数量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仅依靠司法裁判尚且不足以有效地维护居住权益,当下,居住权的确立已成为维护居住权益、解决居住权纠纷、实现居住权法律保护的迫切需求。
  一、居住权的相关理论
  (一)居住权的理论源流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人役权制度,与地役权合称为役权{1}368,其设立之根本在于满足非所有权人对所有权人之物的利用需求,实现具有特定身份关系人的生存权{2}。罗马法在设立居住权制度时处于等级森严时期,人们之间因等级界限的不同而享有的权利亦不同,在家庭中享有最高地位者才享有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为保障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家庭成员住有所居、老有所养,一般通过遗嘱或者赠与的方式授予财产中的使用权、收益权及居住权等,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1}398-400。
  大陆法系各国在承继罗马法居住权制度的同时,突破传统居住权的人役权限制,进而演进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收益性居住权。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德国立法上的两种居住权,即《德国民法典》中的传统居住权以及《住宅所有权法》中的长期居住权,前者权利内容相对保守,不得转让继承,虽有利于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但阻碍了财产的流通{3};后者则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权利基础,居住权可以转让、出租和继承以及约定对价,这种身份性向契约性的转变,能够在市场流通领域发挥其制度价值,更能适应德国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此外,法国、意大利、瑞士、葡萄牙等国家在传统居住权中都增加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以弥补传统居住权的救助功能,同时采用将居住权与用益权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利用问题。
  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法源不同,且无物权法定主义之限制,居住权可以直接在所有权上设立负担,具有一定独立性且在特别法中予以规定。如美国对于居住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婚姻住宅分割的相关立法和判例中[3],对于婚姻住宅之归属,法院确定了当事人协议优先的原则,在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时,法院一般将婚姻住宅判给拥有子女监护权的一方,使其享有原家庭房屋的使用权,直至子女成人或配偶再婚为止{4}。
  《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亦规定了居住权,有鉴于此,各国大都在宪法中规定居住权,以保障公民的居住权利{5}。例如德国在1986年通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中规定,每个公民有权得到本人及其家属的住宅,有权保护自己的住宅不受侵犯。除了在宪法性法律中规定居住权外,一些国家的行政法中亦有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如《英国住宅法案》中对“无家可归者”居住地保障的相关规定;美国《住宅法》设置了廉租房制度,以保障居住权的实现。
  (二)居住权的法律属性
  居住权无论是在罗马法时期还是在《德国民法典》抑或我国《物权法(草案)》中,均界定为物权。概言之,居住权具有物权的基本属性,不仅具有对世性,在一定限度下可以对抗不特定的义务人,且具有直接支配力。由于居住权人可以对他人所有之房屋直接行使其权利,故居住权又属于他物权,且为他物权中用益物权之一种,乃是一项私权性用益物权。
  以公法视角观之,居住权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住宅权,乃是全体社会成员取得与逐步改善住宅的权利。国家应当保障每个公民的居住权益,居住权是一种生存权,属于基本人权。住有所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每个人均享有居住的权利,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容侵犯,国家为满足公民的居住需求必须履行保障公民住房之义务{6}。然而人权本身却是一种抽象性、概括性权利,相对于具体权利而言,不具现实可操作性{7}。
  以社会法维度视之,居住权系一种保障弱势群体居住利益的民生权[4]。在社会法领域,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以国家或社会的保障为依托,包括对其居住利益的保障,因此居住权本质是一种民生权,属于社会权的范畴,系从公法权利上衍生而来。例如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中以明确的立法形式保障住房政策的贯彻实施,确保居者有其屋,维护公民的居住权益[5]。但民生权作为一项请求权,尚未生成一项具体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
  基此,从私法、公法以及社会法各自从不同的维度均可对居住权予以不同的定性,但居住权的不同法律属性之间并不存在权利冲突,居住权虽然集合了物权、人权、民生权等多项权利基因,但以具体化和私法化的维度审视居住权在私法、公法和社会法中的发展轨迹,其结论是唯有通过具体的规范制度才能保障实质意义上的居住权。因而,在构建权利框架体系时应以私法意义上居住权的物权属性为权利基础,综合考虑其它属性因素方能设立具有自身独特属性的一项民事权利。
  二、居住权的权利证成
  (一)居住权生成的现实诉求
  当下,居住权纠纷日渐增多,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居住权纠纷案件2012年为211件,2013年为1213件,至2014年已达4219件[6]。司法实践中,住房已成为离婚案件中离婚后无房可居一方的争议焦点。此外,社会养老机制的不健全亦导致了老年人居住权案件的多发性,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上一年的9.4%上升到9.7%{8}。因老年人的住房权益而引发的矛盾频仍,居住权纠纷占纠纷处理和上访投诉中的一半以上{9}。
  然而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唯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使用了居住权这一概念,其他相关司法解释中虽均有对居住权的相关规定,但缺乏统一称谓。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1月2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作为地方省级司法机关,对2015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关于“唯一住房”相关问题的解答中,第一次明确提及了保护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居住权,再一次显示出审判实务中对居住权的注重和保护。
  此外,2015年4月修正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6条之规定虽隐含了对老年人居住权保护,但并未直接规定保障老年人的居住权,居住权的法律规制尚缺乏明确性、系统性与规范性{10}。
  由于实务中居住权纠纷的处理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故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为了缓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维护司法公正,仅在认为必要时方才在判决中引入与居住权有关的规定,但由于纠纷裁判法律居住权适用标准不一,导致居住权的概念不清、权能不明,影响利益平衡以及司法公正。
  (二)居住权生成的法理基础
  依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约定法律关系变动时,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物权种类,无权创设新的物权类型,否则会发生物权变动的不利后果{11}。然而这种物权法定原则由于对新型物权不能及时承认,导致物权法体系陷于一种缺陷状态。为克服其局限性,物权法定出现弱化的趋向,以弥补传统物权法定所带来的缺陷与不足。随着物的利用的中心化,整个物权法呈现出社会化、价值化的发展趋势,民法中用益物权的法律调整作用日益突出,以传统的物权法定来限制物权的种类已不现实。
  当下,房屋利用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亟需设立一个新的物权类型以满足权利人对房屋的居住需求,居住权设立之基础正是基于对房屋用益物权的延伸。我国现行《物权法》仅规定了房屋所有权,尚欠缺房屋他物权的规定,以致对房屋用益物权的法律调整范围缺乏完整性,未能为权利人提供可供选择的房屋用益物权类型。这既不符合法律的系统性逻辑,亦与房屋的经济价值和利用需要不相适应。故居住权的确立有助于弥补《物权法》之缺陷,解决物权法定主义下用益物权体系不足的法律障碍。
  同时,居住权与现有物权制度体系亦具有权利结构的融合性。根据《法学阶梯》的规定,居住权、用益权、使用权均属于人役权{12},居住权创设之初囿于当时的立法技术,未能完全抽象出完整的居住权概念,故此在用益权和使用权的体系下产生。因此,居住权被认定为是用益权或使用权的下位法律概念,是用益权或使用权之一种。然而用益权与居住权存在本质区别,用益权是使用和收益他人之物的权利,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而居住权只是对房屋享有的使用权,其范围比用益权狭窄却比使用权宽泛,实为个别之物权,具备独特的物权属性。居住权虽然植根于人役权与地役权的二元结构以及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的框架体系,但罗马法的基本权利结构和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继受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创新。
  举例而言,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罗马法的典型继承者《德国民法典》在继承役权时并没有规定使用权,仅规定了用益权和限制人役权,居住权为限制人役权之一种[7];《瑞士民法典》则没有“限制的人役权”的概念,将居住权作为“其他役权”之一种规定在用益权后,除居住建筑物外其他内容均与用益权相同[8]。这种立法设计虽然突破了传统的用益权体系,但依然可以有效维护权利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亦显现出人役权与地役权二元结构与框架体系并非居住权设置的先决条件,其权利结构具有融合性,能够有效融入法律体系。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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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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