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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 但未丽【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3【页码】 6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7355    
  刑事和解能否适用于重罪案件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为未成年人犯罪和轻罪案件,如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案件,包括过失犯罪、偶然犯罪、轻伤害等。也有人提出,刑事和解可扩大到包括部分法定刑在3年以上的案件(如部分非法拘禁案、敲诈勒索案)以及部分法律规定可以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尤其是事出有因或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犯罪嫌疑人系一时激愤而犯罪的案件,但犯罪情节恶劣、严重侵犯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累犯及应当数罪并罚的案件不应适用刑事和解。{1}普遍看来,对未成年人犯罪和轻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似乎问题不大,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尚有不同意见,其中也有人认为严重刑事犯罪也可以有限度地适用刑事和解,{2}笔者支持上述观点,认为重罪案件同样应该适用刑事和解。理由如下:
  首先,从被害人方面来说,轻罪案件中的被害人意见与重罪案件中的被害人意见应该受到同等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因犯罪行为而受损的利益得到同等保护。刑事和解的实质是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向被害人权利作出让步,具体表现为从以纯粹由国家司法机关严格按罪刑法定原则来决定犯罪人的刑罚,让步为适当考虑被害人意见,以犯罪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为条件,来交换国家对犯罪人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国家利益和被害人利益之间进一步平衡的结果,也是被害人真实介入刑事犯罪追诉活动中的重要表现。但问题是,既然轻罪案件在定罪处罚时要考虑被害人意见,以国家对犯罪人处罚的免除或者减轻来换取被害人获得相应赔偿,那么凭什么在追究重罪被告人时就不考虑被害人意见,从而让重罪案件中的被害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和理由,获得同样程度的补偿呢?何况在重罪案件中,被害人遭到的损失往往还要严重得多,更应该也更需要得到赔偿。
  其次,从犯罪人方面来说,轻罪案件中的犯罪人与重罪案件中的犯罪人应获得同等的通过赔偿过失来减轻处罚的权利。不论是轻罪案件中的犯罪人还是重罪案件中的犯罪人,都是触犯了刑律的人,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该享有同样的待遇和权利。换言之,既然轻罪案件中的犯罪人可以对被害人作出补偿来换取免除刑罚处罚的待遇,那么重罪案件中的犯罪人也有权要求凭同样性质的行为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权利。法律没有理由只鼓励轻罪犯人采取适当方法补救过失,而拒绝重罪犯人作出同样的举动,或者只对轻罪犯人的补偿行为予以接受和肯定,而对重罪犯人的补偿行为视而不见。再者,并非所有重罪犯都比轻罪犯主观恶性更大,厚此薄彼并无充分理由。
  再次,对重罪案件也适用刑事和解的普遍原则不是绝对的,即国家有权不接受影响大、民愤大的重罪案件犯罪人的和解努力。刑事和解应是一项有弹性和有张力的制度,国家公权力在哪些情况下做出让步,让到何种程度,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被害人的个人利益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是否适用及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刑事和解,除了考虑被害人受损的利益是否得到及时补偿,还应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否因接受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而受到极大危害。如果是,那么国家就可以不同意犯罪人的和解要求,不接受其和解努力。同时,对刑事和解协议及被害人得到赔偿后给出的犯罪人处理意见,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危害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区别对待。换句话说,对有的轻罪犯人可以不移送起诉、相对不起诉或者起诉之后也可以宣布免除处罚,但对有的重罪犯人可以在定罪量刑方面降格处理,如可以判处管制、缓刑等相对较轻的刑罚措施或者在应判刑罚上进行部分减轻,而对有的罪行累累或者主观恶性很大、影响很坏、民愤也大的犯罪人,也可以依然判处应判刑罚,即不考虑其和解情节。因为,对该类犯罪人来说,其犯罪行为侵犯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远远重于被害人个人利益,国家如果仍然坚持用减轻处罚来交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可能会明显破坏一般善良公民的感情和正义感,此时国家宁可自己补偿被害人,也应将犯罪人绳之以法,如对有的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分子、黑社会性质犯罪分子等,即使犯罪人本人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也可以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时候,如果刑事诉讼附带的民事赔偿请求不能得到落实,国家应考虑对被害人作出实质补偿,以切实保护不实行刑事和解的重罪案件中被害人的同等权益。
  刑事和解制度如何避免以钱赎刑
  对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并非以钱赎刑。道理很简单,所谓以钱赎刑,顾名思义,应是犯罪人拿出钱来同国家司法机关做交易,从而得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而刑事和解制度中,是犯罪人拿钱赔偿给被害人,被害人接受其赔偿并对其赔偿数额满意之后,再签署和解协议,司法机关见到和解协议并综合全案情况,才考虑是否免除或者减轻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在此过程中,代表国家公权的司法机关是消极的、被动的,而被害人是否进行和解及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和解,是完全主动和自愿的。换言之,被害人可以不接受犯罪人的和解努力,也可以就赔偿数额与其讨价还价,直到满意才签署和解协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被害人自己手里。就和解结果而言,受益最大的是被害人,国家除了未开展相关诉讼活动从而略微减少一点诉讼成本外,不但没有任何收益,反而出让了自己的部分追诉权力。当然也正是通过这种出让,弥补了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受损的利益。可见,刑事和解并非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易,而是国家被动接受或承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交易),虽然不排除犯罪人可能有以钱赎刑的不良动机,但被害人确属自愿且从中得到了满意的补偿,而国家保护被害人利益和化解两者矛盾的初衷也得到了实现。笔者认为,如此多赢局面不能仅因被告人达到了从轻处罚的目的就被说成以钱赎刑。
  但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如果刑事和解制度设计不当或者操作不当,却很有可能演变为以钱赎刑,尤其是在被害人接受和解出于被迫而非自愿的情况下。虽然国家并未与犯罪做任何交易,但在一般人眼里,从犯罪人由此得以免除或减轻刑罚负担的实际结果看,就是成功地实现了以钱赎刑。,因为从实质上看,这时所谓的和解活动并非真正的和解,被害人没有在这种和解中得到希望中的补偿和安慰。更重要的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因和解协议的签署而得到缓解、消除,反而被进一步激化。这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害人本身不接受和解,就是说,无论犯罪人如何努力,被害人都不愿接受对方的任何和解建议。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并非所有的损失都是可以弥补的,特别是可以用钱来弥补。此时,按刑事和解需被害人与犯罪人双方自愿的要求,和解就不能达成。二是被害人起初愿意进行和解努力,但对赔偿数额不满意或在商谈过程中觉得犯罪人的和解态度不真诚,而不愿接受和解。不论哪种情况下达不成和解,对犯罪人的直接影响都是必须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依法定罪处刑。快醒醒开学了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犯罪人以钱赎刑的情况出现呢?笔者认为,犯罪人面临牢狱甚至失去生命等刑罚处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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