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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
中国法律职业改革小史
【英文标题】 Thi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Legal Profession in China
【作者】 刘思达【分类】 其他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4
【页码】 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0923    
  
  在帝国时代的两千年裹,并不存在任何被国家认可的正式法律职业,“全能型衙门”承担了包括司法在内的多数社会治理职能,唯一见诸史料的法律专业人员是被称为“刀笔吏”的幕僚和为百姓写讼词的讼师,但这些群体从未形成高度组织化并具备复杂专业技能的职业,反而因挑词架讼而常被人们认为“讼棍”。到了民国年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才开始在中国出现,但这些受了西式法律教育的从业者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在不断的战乱与纷争中,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和改造十分有限。在建国后的前十年裹,中国律师业经历了一系列改造与重建,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终于将这一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新兴职业彻底打成右派,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公、检、法机关一并砸烂,直到“文革”结束,“律师”这个字眼都没有在中国的法律版图上再次出现。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法律制度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三十年的法制建设运动,催生了一个复杂的法律服务市场。这个市场上不仅有十几万律师,更有数量一度超过律师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随着对外贸易发展而大量涌入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国企内部与律师分立的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法律咨询公司和调查公司,农村地区为当地百姓打抱不平的“赤脚律师”,以及诸多来无影、去无踪的“黑律师”和“法律爱好者”。这些法律职业之间有的相安无事,有的激烈竞争,还有的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微妙的共生关系,而如此严重的市场割据状况,在世界各国法律职业的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1980年代
  要真正理解中国法律职业的割据史,必须从1980年谈起。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和“四人帮”的审判。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正式开始重建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律师制度。与此同时,举世瞩目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也在1980年11月20日正式开庭,十名律师作为文革主犯的辩护人出现在特别法庭上。这次审判具有明显的符号化意义,即向全世界宣告,在中国的诉讼程序中,即使是“罪大恶极”的被告人,也有权得到律师辩护。就在这样一次被称为“特别辩护”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中国律师业恢复了。
  律师业恢复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律师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些五十年代的老律师,由于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很少有人愿意重归这个新生的法律职业。而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文革期间也几乎完全停滞。因此,在1988年律师业改制之前,中国律师的总人数一直只有不到三万人。1984年8月,司法部决定将“法律顾问处”的名称统一改为“律师事务所”,并于1986年开始对律师进行资格考试,但这些律师事务所依然都是国办所,以编号的形式命名(如“北京市第三律师事务所”),绝大多数律师的业务范围也很局限。中国社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普法”运动的展开而迅速增长,到了1980年代中期,律师的数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在法律服务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
  正是在这个真空地带里,形形色色的其他法律职业纷纷出现了。为了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法律服务需求,从1980年代中期起,司法部和其他一些中央部委都开始设置各种与法律服务相关的职业。例如,在基层的乡镇和街道,出现了一种依附于当地的司法所、为本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群体—“基层法律工作者”。与此同时,国家经委也开始在国营企业内部大力培养法律人才,将“企业法律顾问”设为一个与律师分立的法律职业,具有企业内部的职称和独立的执业资格。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随着外商投资的增长,一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虽然这些外国律师数量有限,且受种种限制,但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990年代
  于是,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法律职业的图景已经不再是律师的一枝独秀,而是出现了多个法律职业并存的状况。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到八万人左右,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都占据了法律服务市场的大半壁江山。而在国家体改委的主导下,各大部委纷纷出台了关于本系统企业法律顾问的管理办法,使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也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此外,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加强,律师业“吃皇粮”的国办所体制已经开始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无法赢得来华的外国投资者的信任。因此,从1988年起,中国律师业开始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私有化过程。
  首先,在1988~1989年,在北京、深圳等几个大城市出现了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这些事务所并非由国家出资,而是遵循“两不四自”的原则(即不占行政编制、不靠财政经费,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数量都开始大幅增长,律师业务的类型也变得多样化。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大多数国办所与合作所都开始进行改制,重组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中国律师业的私有化引发了许多后果,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律师的数量迅速增长。而更重要的一个后果,则是律师被从国家的司法体制中剥离出来,绝大多数律师不能再高枕无忧地“吃皇粮”了,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他们必须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寻求业务发展,包括基层的乡镇街道。而另一方面,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工作范围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扩展到省、市、县等各个行政级别。因此,两个法律职业之间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
  事实上,1990年代是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和乡村,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律师人数。在这一时期,基层法律服务产生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新形式,如“法律事务所”、“挂牌所”、“社会所”和“法律服务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基层法律服务已经成为了司法行政机关的“自留地”,让许多没有公检法背景的律师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在法律服务市场的另一端,司法部于1992年颁布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正式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立“办事处”。各大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办事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根据司法部的规定,他们不得“代理中国法律事务”、“向当事人解释中国法律”或者“聘用中国律师”。而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律师业的改制才刚刚开始,还没有任何国内律师事务所有能力独立承担高端涉外法律业务。于是,在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上就出现了一种“外国所干活、中国所签字”的奇特现象。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外国所与一些国内所之间的合作才渐渐转变为实质性的合作。
  在企业法律服务方面,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1990年代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1993年国家经贸委成立,1994年国务院正式授权其管理企业法律顾问。1997年5月,经贸委颁布实施了《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正式确立了企业法律顾问的执业资格和注册办法,并开始对这一职业实行全国统一的资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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