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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我国民事判决中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
【副标题】 以2008-2016年103份民事判决为样本【作者】 陈道英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宪法解释;言论自由;合宪性解释【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页码】 180
【摘要】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自2008年至2016年共有103份在法院说理与判决部分提及“言论自由”的民事判决。从对这些民事判决的分析可以看到,法院在对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中,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价值、法律边界、判断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尽管在利益衡量具体方法的选择以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边界确定等方面确实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但法院的这些努力无疑对确定言论自由条款的含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765    
  目次
  一、样本说明
  二、言论自由条款解释适用概述
  三、言论自由的边界
  四、司法判断的方法
  五、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5条
  我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为《宪法》35条。尽管这个条款的表述非常简单,但通过语义分析法能够予以明确的有两点:(1)言论自由的主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此,外国人、无国籍人、法人、其他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均被排除在言论自由主体之外;(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除此之外,何谓“言论”、何谓“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边界及其对应的义务主体等均有待于宪法解释予以明确。
  从宪法规范来看,《宪法》67条明确将宪法解释的权力授予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对于这一条款是否属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排他式授权,学界却是存在争议的。[1]笔者赞同“只要承认法院在解决个案争议中适用法律的权力”,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就是“客观上、事实上不可能被禁止”。[2]当然,基于宪法的明确授权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宪法解释有权进行审查、修改和撤销。
  基于以上认识,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对言论自由条款没有做出过宪法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条款不存在任何解释。笔者将从我国各级法院的民事判决出发,[3]对法院对言论自由条款的合宪性解释做梳理、分析。在此需要予以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未涉及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一是因为论及言论自由的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数量较少,二是因为法院在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中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与民事判决不同,笔者认为对这两类判决宜另行分析。
  一、样本说明
  本次分析的判决样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4]之所以选取这一网站作为分析样本的来源,主要是考虑到“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最高人民法院所主办,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裁判文书也相对更为全面。当然,仅仅靠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远不能说做到了绝无遗漏,因为“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公开的裁判文书主要集中在近5年,且近5年的裁判文书也并不全面。如果要做到“万无一失”,最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向各级法院调取裁判文书再予研究分析。然而这一方案对于笔者而言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笔者退而选择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分析样本的来源。也正因为如此,本次分析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和遗漏。
  笔者于2016年8月31日(美东时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设定关键词为“言论自由”进行了全文检索,搜索结果一共为263个,其中类别为“民事”的搜索结果为235个,民事类别中属于判决书的有194个。所有这194份民事判决分布的时间跨度为八年(2008-2016年),如下图所示。
  (图略)
  可以看到,包含“言论自由”这一关键词的判决数量从2013年开始显著增多,于2014年达到峰值(89份)。[5]这一结果可能说明从2013年开始,法院论及言论自由的热情更高,但也有可能是2008-2012年上传的裁判文书不全所致。
  在这194份民事判决中,仅当事人诉称中提及言论自由的共66份;法院虽有论及但与案件判决无关(例如出现在案件事实陈述、对当事人的劝导等部分)的共9份;重复的7份。此外,二审判决书中仅在叙述一审判决部分提及言论自由的共19份,但是这19个判决在本次搜索结果中包含其一审判决的只有9个。故而,对于本研究具有实质意义的判决书样本共有103份。[6]
  从这103份民事判决所涉及的权利争议来看,绝大多数均为名誉侵权案件(约占所有样本的94.2%),[7]其中又以诽谤居多(约占名誉侵权案件的91.8%)。除名誉侵权案件外,尚有知识产权争议1份,劳动合同争议2份,健康纠纷1份,技术服务合同纠纷1份,一般人格权纠纷1份。尽管本文主要以这103份民事判决为分析样本,但是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笔者同样会将这一问题上具有重大影响但不在这103份判决中的案件纳入进来以做对比或分析背景。
  由于名誉侵权案件占据了分析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囿于篇幅,下文的分析将主要围绕名誉侵权案件来展开。在进入对样本的分析之前,尚需说明的一点是:各级法院对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适用并非凭空产生的,在这些案件中对言论自由的解释适用与对名誉权的解释适用构成了一体两面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199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1998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解释就成为了各级法院展开言论自由条款解释的原点。
  二、言论自由条款解释适用概述
  从样本来看,除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与判断方法之外,[8]法院对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言论自由的主体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35条唯一予以明确了的就是言论自由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从分析样本来看,法院一般都是将言论自由的主体理解为自然人。然而,其中也有例外。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在“唐山水润贸易有限公司与王宇名誉权纠纷”一审判决[9]中就认为唐山水润有限公司享有言论自由。此外,“王立堂与王德明等名誉权纠纷”一审判决[10]与“中山市利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梁财添名誉权纠纷”二审判决[11]均将网站和作为媒体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也认同为言论自由的主体。
  尽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就言论自由的主体能否扩展到公民以外的主体进行探讨,但是法院在案件判决中适用法律条款时却不应无视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做无限扩大解释。在《宪法》35条明确将言论自由的主体限定为公民的情况下,法院确认公民以外的主体享有言论自由显然就已经超越了宪法解释的界限。
  (二)言论自由的界定
  1.言论自由的定义
  要对言论自由条款字面含义未予明确的内容进行解释,首要任务就是界定“言论自由”。在“贝儿好(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州盛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以下简称“贝儿好案”)[12]和“刘先明与北京华网汇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名誉权纠纷”一审判决[13](以下简称“刘先明案”)中,法院对言论自由这一概念尝试进行了定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贝儿好案二审判决中指出:“言论自由通常意义上是指公民享有得以口头、书面、图片、音乐、视频或其他形式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情感、意见、观点等的权利。”此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在刘先明案中重申了这一定义。[14]
  根据上述界定,尽管言论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这里法院列举了口头、书面、图片、音乐、视频等最常见的几种形式,但同时对其他可能的形式保留了开放性,这也就为探讨电子数据、搜索结果等是否构成“言论”留下了可能),但其共性是这些表现形式都能够传递信息、情感、意见、观点等。换言之,不论其形式为何,判断某一对象是否为言论的核心标准是能否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说,这一界定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例如代码、数据、搜索结果等是否为“言论”?表达、传递某种思想、主张的行为是否为“言论”?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有赖于更多主张言论自由案件的涌现。
  2.言论自由的价值与核心
  言论自由在对言论的保护上是否存在偏倚?“贝儿好案”二审判决和“刘先明案”以对言论自由的界定为出发点,均认为言论自由保护的重点是“言论所要传递的思想内容”。[15]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邹恒甫与北京大学名誉权纠纷”(以下简称“邹恒甫案”)二审判决[16]中则认为,“言论表达的核心意思可以分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对于言论自由保护核心的探讨与言论自由的界定直接相关,同时对言论自由边界的确定也具有指导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述判决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先导性探索,其积极意义不容否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判决对于这一问题都是只有结论,没有论证。
  虽然上述判决没有论及这一点,但是样本中确实有判决明确指出了言论自由的价值,那就是“鹤山市桃源镇钱塘幼儿园与陈建勤名誉权纠纷”(以下简称“钱塘幼儿园案”)一审判决。[17]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将言论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及监督各种政治或社会活动之功能”。可以看出,这一表述几乎就是美国言论自由理论的翻版。[18]然而,该案一方面没有对言论自由的价值展开详细论述,另一方面也并没有由此出发对言论自由保护的核心进行探讨。
  由上可见,我国法院对言论自由的价值与保护核心的探讨仍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有力的观点。
  3.言论自由的性质
  样本中绝大多数判决都是或明示或默示地将言论自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来处理的,然而有3份判决却并非如此。在这3份判决中,法院将言论自由视为民事权利。其中明示其为民事权利的是“洪振快与葛长生名誉权纠纷”一审判决,[19]它这样写道:“从民法的角度看,表达自由已经成为民事主体一般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两份判决虽然没有做此明示,但却暗含着同样的观点,此即“原告李明与被告李社军名誉权纠纷”一审判决[20]与“许伸幸、吴直林与方根姣名誉权纠纷”一审判决。[21]前者将言论自由确认为“民事主体……的权利”,后者则将言论自由确认为“网络民事行为”,显然二者都是将其理解为民事权利的。
  我国现行有效的民法法律渊源中并无言论自由条款,甚至没有所谓的“一般人格尊严”条款,[22]法院上述论断于法无据。纵观我国法律,对言论自由做出规定的只有《宪法》35条。无论法院是出于何种原因而避讳将言论自由理解为宪法权利,言论自由的性质都只可能是宪法权利而不可能是民事权利。这是确定无疑的,也是将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时需要予以明确和统一的。
  (三)言论自由条款的效力
  言论自由条款具有的效力是对这一条款进行解释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法院能否适用言论自由条款;二是言论自由条款能否在私人间适用。
  在第一个问题上,尽管从样本来看有103份民事判决法院的确论及了言论自由,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所有这些判决中法院都赞同言论自由条款具有司法适用性。在这些判决中,虽然提及言论自由,但法院并不认为言论自由构成名誉侵权的抗辩理由的有“谭沃初与陆泉华名誉权纠纷”、[23]“徐某与屠某名誉权纠纷”[24]等14个判决。在这14个判决中,言论自由条款对于案件的判决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此外,上文提到的3个将言论自由认同为民事权利的判决也并不支持言论自由条款的司法适用性。但同时,在剩余的86份判决中,法院确实在实际上承认了言论自由条款的司法适用性。虽然从其与同期民事判决数,甚至是名誉侵权民事判决数的比重来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是也可以看出承认言论自由条款司法适用性的观点在各级法院中已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至于言论自由条款在私人间能否适用的问题,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就是民事判决,因此法院但凡在判决中适用了言论自由条款,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一条款的私人间效力。而且,这些判决基本上都是直接探讨言论自由与民事权利的冲突而并未经过对民法概括条款的合宪性解释,可见法院承认言论自由条款在私人间具有直接效力。众所周知,美国将《第一修正案》引入名誉侵权案件始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25]即使是就现在而言,当事人在名誉侵权案件中对第一修正案的主张如果想得到法院的支持也必须证明言论事关公共事务(of public concern)。然而我国法院却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即承认了言论自由条款在私人间的直接效力。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两国在宪法文本上的差异却应该是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开篇即为“国会不得……”,因此从文本出发言论自由就只能对抗国家机关;而我国宪法第35条却只是确认我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至于这一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却未置一词,这就为宪法解释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显然,我国法院采取了言论自由对应的义务主体包括私人的理解。
  确切来讲,无论是言论自由条款的司法适用性还是其私人间效力,因为涉及权力的配置,所以都已经超越了司法权的界限,不是法院的合宪性解释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在有权解释缺位的情况下,法院所做出的这种尝试性、开拓性的努力不宜一概否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来在对言论自由条款进行解释的时候也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努力的成果,并对其做出正面、积极的回应。
  三、言论自由的边界
  (一)概述
  《宪法》35条虽然只是简单的赋权条款,但这并非意味着《宪法》就没有为如何确定言论自由
  的边界提供指引。我们可以从《宪法》33条与《宪法》51条中一探究竟。《宪法》33条第4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此条,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义务构成了确定言论自由边界的要素之一。而《宪法》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条款正是对《宪法》33条所称之“义务”的注解。这两个条款,尤其是《宪法》51条就成为了法院确定言论自由边界的最基本的依据。
  在所有103份判决中,明确指出了言论自由边界的有58份判决。而这58份判决对言论自由边界的论述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采用与《宪法》51条大体类似的表述共10份;[26](2)认为言论自由的界限即为法律的共4份;[27](3)以他人权利为言论自由边界的共17份;[28](4)以法律、他人的合法权益为言论自由的边界的共21份;[29](5)认为构成言论自由边界的因素包括“道德”。其中,仅以道德为言论自由边界的有2份,认为法律与道德共同构成言论自由边界的有4份。
  由此可见,法院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在《宪法》51条的框架下进行的。[30]当
  然,如果法院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描述仅仅停留在重复《宪法》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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