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错误的表示无害”原则及要式法律行为之效力
【作者】 王天凡【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民法总则【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6【页码】 7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671    
  一、案件事实及法院判决
  (一)案件事实:{1}
  在1975年2月27日的买卖合同中,被告将登记在P册土地登记簿0914页的地产39号中的第31块和第32块地块(Flurstuck), {2}制成公证证书出卖给原告。原告从那时起即作为所有权人登记在土地登记簿中。被告同时在土地登记簿S册037页作为第30块地块的所有人而登记在册。该地块紧邻上述第32块地块。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在1975年2月27日的买卖合同中,被告在土地登记簿S册的地产是否同时捆绑出卖给了原告。在初审中,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发出一项补充表示,将其登记在土地登记簿S册的地产出卖给原告。
  州法院准许了原告的申请。但州高等法院根据被告的控诉,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和附带控诉。原告在附带控诉中请求法院确认该讼争地产已经出卖给他,并且已转移于他。而已被受理之复审(Revision)反对对(原告之)附带控诉的驳回。
  (二)判决理由:
  (1)上诉法院对于原告所获得之胜诉表示反对,其原因在于,对于登记在土地登记簿S册037页的地产28号中的第30块地块,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11条b项第一款第一句,并不存在一个形式有效的而缺乏对买卖标的物的公证证书的买卖合同。即使是双方当事人一致从买卖合同的公证证书出发,认为公证证书所指明的地产包括登记在土地登记簿S册的第30块地块,对该被出卖的地块的无意识的错误表示亦不可导致有效的对于第30块地块的买卖合同。
  (2)倘使复审判决反对由上诉法院作出的对主诉请求—即要求发出一项意思表示—的驳回决定,这种反对的判决亦是没有理由的。无论从任何法律上的角度来看,被告都没有义务作出一项将其第30块地块出卖给原告的意思表示。若按照上诉法院的观点,认为该买卖合同由于缺乏对买卖标的物的公证证书而无效,则被告并无出卖义务。因此被告无须作出相应的出卖的意思表示。若按照原告的观点,认为该买卖合同对于第30块地块亦是成立的,则被告无须再作出一个新的意思表示,而原告对此亦无请求权。
  (3)倘使复审反对上诉法院作出的驳回附带控诉的决定,则与此相对,提出上诉是有理由的。上诉法院错误地认为,关于第30块地块,由于买卖合同标的物缺乏公证证书,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有效的买卖合同。虽然第30块地块并未在1975年2月27日作为买卖标的物在公证的合同中提及,但另一方面,根据上诉法院的确认,双方当事人在1975年2月27日所缔结的买卖合同,不仅是针对登记在P册土地登记簿0914页的地产—地产39号中的第31块和第32块地块,而且还针对与第32块地块相邻的,登记在土地登记簿S册037页的第30块地块。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事先一致的陈述,第30块地块在合同公证书中是由于疏忽而未被记载。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与被公证证明的合同文本相对,而在第31块和第32块地块之外,同时也将第30块地块一起出卖,这一法律争议的关键在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一项诸如此类的相对于当事人内心一致所意欲的内容而言不正确的陈述,是否损及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对这一问题,合议庭一致认为在客观表示满足了德国民法典第313条{3}的形式要求的情况下,帝国法院一直以来的判决是值得肯定的。{4}法庭在1979年3月23日作出的判决并未违背这些一直以来的判例,但该判决并未解决在德国民法典第313条范围内一项无害的错误表示是否在通常情况下不被允许的问题,因为当时审理的案件对合同达成一致的内心意思的公证(地产的部分转让而没有部分转让之表示,而不是整块土地的经公证转让)缺乏对出卖的部分地产的外在表示,根据合议庭1968年11月8日的决定应该是不生效力的。
  合议庭根据重新审查,并未找到任何足以使其与至今为止的有关在德国民法典313条范围内,对于因疏忽造成的错误表示的无害性的法院判例相违背的理由。应当承认,对于非要式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内在一致的意思相对于客观的表示应当处于毫无疑问的优先地位,但是在负担制成公证证书义务的法律行为中,这种优先地位就可能与德国民法典第313条关于形式目的的规定相违背。法律行为的形式可以避免出让人和受让人仓促缔结合同,可以提醒双方(认识到)其行为的重要性,并为双方开启受到精通法律之教导和指导的可能性。{5}这种警示和保护的功能在承认错误的外在表示之无害性的情况下亦不会成为重大问题,因为即使在当事人未明确表示实际出卖之地产的情况下,制成公证文书的必要性(警示功能)依然是存在的,而教导和指导(保护功能)也因公证人的作用而得以存续。遵守德国民法典第313条关于形式的规定,应当对合意之内容进行清晰而详尽的确定,并得以保全证据。而承认错误之表达的无害性却忽视了这一目的,因为合同当事人真实所意欲的内容根本没有或不完全被公证证明,因此从公证文书中既无从得知,亦无法由此举证。但另一方面,正如Bernard所准确指出的,{6}不应高估公证文书真正可发挥的作用。若双方当事人针对被公证的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由于即使是明确的表达也可能是不清晰、易被误解或意义含混不清的,因此公证文书也不能单独作为决定合同内容的依据,而是必须考虑存在于公证文书之外的,于探究合同内容有所助益的情事。由对被公证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暗示理论考虑到了这一必要性。据此,对要式法律行为的公证文书也应依据此基本原则进行解释。在当事人双方有关的法律行为意思在符合形式的公证文书中能且仅能找到不完全的,或者是暗示的表示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对存在于公证文书之外的情事予以考虑。{7}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时,对当事人合意内容之探究必须注意和考虑公证文书之外的情事,并且此时在公证文书中的明确的表示仅有证据之作用,因此,对于承认错误的外在表示的无害性的公证文书,其证据目的不会被提出决定性的反驳。相反的情况仅在为证明公证文书内容的每一个经外在公证的证据资料皆不被允许的情况下适用,即当客观表示被作为公证文书之内容而考虑之时。一个如此的结果将会被普遍的解释规则,即探究当事人双方之真意(德国民法典第133条之规定)以无法辩解之方式所反驳;此外,存在于公证证书之表示中,不清楚或自相矛盾的问题也无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得以解决。一方面是公证文书之目的,与另一方面已达成一致却没有进行公证的当事人的内心意思的有效性之要求,这二者之间的可想而知的矛盾,从针对错误的外在表示之无害性的判决之初就存在,并且是未曾预见的。德国民法典第313条自始就是如此被运用的:在仅有客观表示满足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发生效力的依然是双方当事人主观一致所意欲的内容,而不是其客观表示。
  由于法官根据基本法并没有注意到将立法者的指令(Weisung)在其可能的词义范围内运用于个案,{8}这使得尤其是早先的,随时间的发展通过定型化的最高法院判决而形成的法律规定的解释具有尤其重要之意义。正如最高法院的民事法庭在1982年10月4日的决定书9}所明确强调的,在通过最高法院的定型化判决而形成的法律解释规则中,法之确定性和信赖保护的法律价值受到了重视,并且要求在一般情况下须遵循这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法律的发展。除非存在明显的压倒性的或者甚至是完全强制性的原因,否则不应与这些先例相违背。但是法庭最终也没有明确,这些最终使得与至今为止的判例不可避免的相违背,并且由此使得在要式法律行为中与客观表示相违背的当事人主观的意思一致不再发生效力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由此,应认定在1975年2月27日的公证合同中,第30块地块同时被出卖,出卖人并应同时转让整个出卖土地的所有权,由此,对于上诉法院所合法许可的当事人关于确权的辅助申请应被准许。
  二、案件争点及学理分析
  上述案件中的争点在于,买受人(原审原告)是否享有请求出卖人(原审被告)转移第30块地块之所有权的请求权?要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梅迪库斯所指出的,{10}首先应区分解释问题和形式问题。一方面需要首先确定,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该第30块地块所有权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即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意思表示之一致?另一方面,若对前一问题作肯定回答,即认为当事人双方关于第30块地块之合同成立,则其是否由于缺乏法律规定所必需的形式(德国民法典第311条b项第一款)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5条无效?
  对于第一个问题,案中双方当事人仅就登记在土地登记簿P册土地登记簿0914页的地产39号中的第31块和第32块地块订立了买卖合同并制成公证证书。但当事人双方的内心真实意思却亦就登记在土地登记簿S册037页的第30块地块之买卖达成了一致。问题在于,当事人未经订明或制成证书的内在一致的意思,是否发生效力?更为极端的情况,若当事人订明于公证文书的买卖标的物是由于双方无意的错误而导致,而双方实际达成一致的买卖标的物却是另一件—该标的物却未曾订明于公证文书中,{11}则又将如何?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系于对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的理解,即究竟是根据主观亦或客观的解释方法进行解释。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3条,意思表示的解释及合同的解释{12}都应该探求真意,而非局限于表达的字面意义。也就是说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了主观解释方法。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57条,意思表示的解释和合同的解释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而符合交易习惯之要求。因此第157条又被认为是客观解释方法。那么这两种解释方法的适用关系究竟如何?现今德国学界的通说{13}是区分需受领与不需受领的意思表示而考虑,在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以探究表意人主观意思为解释之目的,即以第133条为解释之原则;而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其解释就应从受领人的角度出发,探究受领人的理解可能性(Erkenntnismoglichkeiten ),即适用规范解释的原则(normativen Ausle-gung)。这是由德国的法学学说和判例发展起来的原则。{14}但Brox对此作出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即使是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亦有仅需以德国民法典第133条之规定而探究表意人真实意思的特殊情形存在,在这些情形,意思表示的受领人例外地不需要保护或不值得保护。主要包括:其一,尽管表意人的意思与表示存在不一致,意思表示的受领人仍正确地认识到表意人的真实意思的情形。此时,表意人是否明知,亦或是无意识地选用了与其真实意思不相符合的字句,已不再有影响。当意思表示的受领人明知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则其对表意人之外在表示并无信任可言,因此,相对于(外在表示的)字句,发生效力的应是表意人所意欲的内容。{15}其中也包括了“错误的表示无害”的情形,决定因素在于,意思表示受领人需明知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在此类情况下,意思表示受领人是无需受到保护的。其二,虽然意思表示受领人并不明知表意人的真实意思,但是若其尽合理之注意即可认识到,则其对于表意人的信任是不值得保护的。由双方的互相顾及(Rucksichtnahme)之义务出发,意思表示的受领人应当对表意人之表示进行解释。若受领人怠于履行此项义务,轻信表意人的外在表示,而对于一项意义并不明确的意思表示不再去询问表意人或探究其真意,则该受领人之信任不值得被保护。{16}
  著名的“错误的表示无害”原则的案例是Haakjoringskod案{17}。买卖双方就买卖鲸鱼肉(Walfischfleisch)达成一致,而在双方订立合同时却使用了挪威语的“Haakjoringskod”(该词在挪威语中指鳖鱼肉)。1916年11月18日,被告以每公斤4.3马克的价格向原告出卖214桶“Haakjoringskod”,货物装载在蒸汽船Jessica号上,运往汉堡港。到岸之后,货物被柏林中心贸易公司(Zentral-Einkaufsgesellschaft mbH)所扣押,并在不久后转移至原告。在原告(买受人)接收货物之后,即刻主张,其所买受货物应为鲸鱼肉,而实际货物为鳖鱼肉(Haifischfleisch)。原告认为,若是鲸鱼肉的话,即不会遭到扣押,并要求违反其合同义务而发货的被告补偿购买价格与柏林中心贸易公司实际所支付的、显著更低的转让价格之间的差价。州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都在一致认为“ Haakjoringskod”指的是鲸鱼肉的情况下缔结了合同,而由于被告所交付之货物为鳖鱼肉,由此使得原告可以请求被告返还其所支付的价款扣除中心贸易公司所支付的转让价格的差额。州高等法院驳回了被告的上诉。复审中指出,正如州高等法院所确认的,双方当事人在1916年11月18日签订的合同中共同地错将“Haakjoringskod”认为是鲸鱼肉而作为买卖之标的物进行交易,而实际上该词在挪威语中是指鳖鱼肉。双方当事人对此并不知晓。而上述所确认的事实并不能使下列观点正当化:即对于所出售并交付之货物,即“ Haakjoringskod”,原告(买受人)在其通过提单而被交货之后,可以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二款所定,由于具有交易上重要性的标的物种类的性质发生错误而撤销买卖合同。毋宁是,双方当事人订立了指向鲸鱼肉的买卖合同,而在其内在意思的表达过程中错误地使用了与其内在意思不相一致的名称(即“Haakjoringskod” )。而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作如此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参考文献】 {1}BGH NJW 1983,1610=BGHZ 87,150. BGH Urt. v. 25.3. 1983—V ZR 268/81,Dusseldorf.
{2}德国在土地登记中划分成供建筑用的土地的最小单位。
{3}此处及该判决以下所谓德国民法典第313条,即现德国民法典第311条b项第一款第一句之规定。
{4}RGZ 46, 225 (227 );RG, JW 1904,58 Nr. 13;RGZ 60,338(340);61,264(265);66,21(23);73,145(157);109,334(336);133,279(281).
{5}与此相同的判例,参见BGHZ 83, 395 (397)=NJW 1982,1639.
{6}卡尔·海因茨·贝尔纳德:《要式法律行为》( Bernard, Karl-Heinz, Formbedtirftige Rechtsgeschafte, Berlin,Duncker&Humblot, 1979,s7lff)。
{7}对此批评观点参见吕德里茨:《法律行为的解释》(Luderitz, Auslegung von Rechtsgeschaften, 1966, s186ff);以及黑泽迈尔:《法律行为的法定形式》(Hasemeyer, Die gesetzliche Form der Rechtsgeschafte, 1971, sl40ff)。
{8}BverfGE 34, 269(287)=NJW 1973,1221.
{9}NJW 1983,228
{10}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C. F. Muller, 2010,s135,Ednr. 330)。
{11}BGH NJW 2002, 1038.本案中买卖双方达成一致买卖一块地产,该标的地产在土地登记薄所登记的号码为79。但双方当事人在公证的买卖合同中将转让的地产号码错误的写为97。
{12}奥特马尔·尧尔尼西主编:《德国民法典评注》(Jauernig, Othmar (Hrsg) , Burgerliche Gesetzbuch, Kommentar, l lAuflage, Munchen: C. H. Beck, 2004,§133,Rdnr. 7)。
{13}卡尔·拉伦茨、曼弗雷德·沃尔夫:《德国民法通论》( Dr. Karl Larenz, Dr.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Bu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C. H. Beck, 2004, s509 -510.);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 Dr Helmut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C. H. Beck, 2009, s121-122);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C. F. Muller, 2009,s130, Rn. 322)。
{14}许贝尔:《德国民法总论》( Hub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Rn. 745 );弗卢梅:《德国民法总论(第二卷)》(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 Ⅱ , § 16, 3c);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 Helmut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Aufl, C. H. Beck, 2009, § 19 Rn. 7);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C. F. Muller, 2009,Rn. 323;);克拉梅尔:《慕尼黑评注》(Kram-er, Munchener Kommentar, s144f) ; RGZ 96, 273 (276);RGZ 119, 21(25);RGZ 131,343(351);BGHZ 36, 30,33;BGH NJW 1984, 721;BGH NJW-RR 1986, 984(985).
{15}参照BGH NJW 2008,1658(1659);BGH NJW 1984, 721;NJW-RR 1987,1284.
{16}Dr. Hans Brox, Dr. Wolf-Dietrich 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3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9, s63,Rn 133.
{17}RGZ99, 147.但Wieling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此案不能作为“错误的表示无害”的典型案例,因为“错误的表示无害”原则仅适用于当事人双方互相独立于对方而发生同样错误的情况下,即当错误无法由预备交涉( Vor-verhandlungen)加以澄清的情况。而在Haakjoringskod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从双方预备交涉出发而解释,可知当事人意指鲸鱼肉。见约瑟夫·威灵:“合同法中‘错误的表示无害’规则之含义”,载《民法实务档案》172期[ Joseph Wieling, Die Bedeutung der Regel “Falsa demostratio non nocet” im Vertragsrecht, AcP, 172, 297 (298)]。但德国主流教科书仍以此案例作为“错误的表示无害”之经典案例而引用,参见卡尔·拉伦茨、曼弗雷德·沃尔夫:《德国民法通论》(Dr. Karl Larenz, Dr.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C. H.Beck, 2004, s518);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Helmut 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Aufl, C. H.Beck, 2009, s125, Rn13 );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Dr. Hans Brox, Dr.Wolf-Dietrich 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3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9, s63,Rdnr. 133);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C. F. Muller, 2009, s133,Rn. 327)。
{18}RGJW 1897,254 Nr. 85;RGZ 46, 225;RG JW 1904, 58 Nr. 13;RGZ 60, 338ff; RGZ 66, 21ff; RG JW 1909,47f. Nr. 8; RGZ 70, 391 ff; RGZ 82, 70ff; RGZ 109, 334ff; BGH WM 1964, 94ff ; BGHZ 74, 116ff; BGHZ 80,246ff; BGHZ 87,150ff; BGH NJW-RR 1986, 724; BGH NJW-RR 1998,1502; BGH NJW 2001,3616.
{19} RGZ 51,110ff; RGZ 57,258ff; RG JW 1904, 356 Nr. 5;RGZ 59, 217ff; RGZ 62, 172ff; RGZ 67, 204ff; RGZ 70,391ff; RGZ 80, 400ff; RGZ 82, 70ff; RGZ 90, 368ff; RGZ 96,286ff;RGZ 99,82ff; RGZ 145,229ff; RGZ 154,44;BGH NJW 1951,959f; RGZ 160, 109ff; BGH LM Nr.7,zu§§ 2084, 133;BGH WM 1957, 1222; BGHZ 26,142ff; BGH WM 1962, 906ff; BGH WM 1970,221f; BGM LM Nr.6,zu § 2247;BGHZ 80,242ff; BGHZ 86,41ff;BGH NJW 1996,2793;BGH NJW 2000,1569.
{20}“现代法律之确定性十分糟糕,因为最高法院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想要怎样。”库尔特·谢尔哈默:《请求权基础之债法》(Kurt Schellhammer, Schuldrecht nach Anspruchsgrundlagen; Samt BGB Allgemeiner Teil, 7 Aufl, C. F.Muller, 2008, s932, Rdnr. 1963)。
{21}约瑟夫·威灵:“合同法中‘错误的表示无害’规则之含义”,载《民法实务档案》172期[Joseph Wieling, Die Be-deutung der Regel “ Falsa demostratio non nocet” im Vertragsrecht, AcP, 172, 297 (310 )]。
{22}卡尔·拉伦茨、曼弗雷德·沃尔夫:《德国民法通论》(Dr. Karl Larenz, Dr. Manfred Wolf, Aligemeiner Teil desBu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C. H. Beck, 2004, s533)。
{23} RGZ 70, 391.
{24}同注21引书,第309页。
{25}约瑟夫·威灵:“错误的表示无害”,载《法学》[Joseph Wieling, Falsa demostratio non nocet, Jura, 1979, 524(529)]。
{26}同注21引书,第315页。
{27}约瑟夫·威灵:“合同法中‘错误的表示无害’规则之含义”,载《民法实务档案》172期[Joseph Wieling, Die Be-deutung der Regel “Falsa demostratio non nocet” im Vertragsrecht, AcP, 172, 297 (310) ];莱因哈特·辛格、约尔格·贝内迪克特:《施陶丁格民法典评注》(Reinhard Singer, Jtirg Benedict, Staudinger, BGB, 2004, § 133,Rn31)。
{28}布洛克斯:“联邦最高法院及暗示理论”,载《法学工作报》(Brox, Der Bundesgerichtshof und die Andeutungstheo-rie, JA 1984, 549)。
{29}黑泽迈尔、因格·谢尔:“帝国法院及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中关于要式法律行为的暗示公式及错误表示”,载《民法实务档案》188期[Hasenmeyer, Inge Scherer: Andeutungsformel und falsa demonstratio beim fonnbedtirftigenRechtsgesch8ft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Reichsgerichts und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AcP 188(1988) 427]。
{30}BGHZ 80, 242, 246, BGHZ 80, 246, 251.
{31}曼弗雷德·沃尔夫、阿尔弗雷德·甘格尔:“不合形式地遗嘱意思表示及明确的遗嘱处分之可解释性—联邦最高法院·新法学周报1981,1737及新法学周报1981,1736”,载《法学教育》1983年(Manfred Wolf, AlfredGangel, Der nicht formgerecht erklarte Erblasserwille und die Auslegungsfahigkeit eindeutiger testamentarischerVerfugungen-BGH NJW, 1981,1737 und NJW 1981,1736, JuS 1983,663-668)。
{32}同注20引书,第932页。
{33}库尔特·谢尔哈默:《请求权基础之债法》( Kurt Schellhammer, Schuldrecht nach Anspruchsgrundlagen: Samt BGBAllgemeiner Teil, 7 Aufl, C. F. Muller, 2008, s932);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C. F. Muller, 2009, s135,Rn. 331)。
{34}同注6引书,第66页。
{35}弗卢梅:《德国民法总论(第二卷)》(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 Bd. 2, 4 Aufl, 1992,s303ff);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Dr. Hans Brox, Dr. Wolf-Dietrich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3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9,s63,Rdnr. 133a)。
{36}代表性判决有:RG, Urt. v. 1.4. 1905-V448/04; RGZ 60, 338 (340);RG, Urt. V. 20.9.1905-V58/05,RGZ61,264(265);BGH, Urt. v. 23. 10. 1963-V ZR 256/62, WM 1964, 94(95);BGH, Urt. v. 24. 6. 1964-VZR 85/62, WM 1964, 911(913) ;BGH, Urt. v. 8.11.1968-V ZR 58/65,NJW 1969,131(132);BGHZ74, 116,NJW 1979,1350; BGH, Urt. v. 25.3. 1983-V ZR 268/81,BGHZ87,150(152f.);BGH, Urt. v. 21.2. 1986-VZR 246/84, NJW 1986,1867(1868);BGH, Urt. v. 30. 3. 1995-IX ZR 98/94, NJW 1995,1886(1887);BGH,Urt. v. 24.7. 1998-V ZR 74/97, NJW1998,3196(3196);BGH, Urt. v. 13.11.1998-V ZR 216/97, NJW 1999,486(487);BGH, Urt. v. 26.5.2000-V ZR 399/99, BGHZ 144, 331(335);BGH, Urt. v. 18.5.2001-V ZR353/99, WM 2001,1905(1907);BGH, Urt. v. 7.12.2001-V ZR 65/01,NJW2002, 1038(1039f.);BGH, Urt.v. 3.6.2002-Ⅱ ZR 4/00, NJW2002, 2560 (2561).
{37}克吕格尔·坎茨莱特:《慕尼黑评注》( Kanzleiter, Kruger, Mti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5 Aufl, 2007,§311b, Rn67)。
{38}黑泽迈尔:《法律行为的法定形式》(Hasenmezer, Die gesetzliche Form der Rechtsgeschafte, Frankfurt/M, 1971,s166)。
{39}布洛克斯:“联邦最高法院及暗示理论”,载《法学工作报》[ Brox, Der Bundesgerichtshof und die Andeutungstheo-rie, JA 1984, 549 (554)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Aufl, C. F. Muller, 2009,s135, Rn. 331)。
{40}同注28引文。
{41}同注6引书,第71页以下。
{42}同注10引书,第135页,边码331。
{43}约瑟夫·威灵:“错误的表示无害”,载《法学》[Josef Wieling, Falsa demostratio non nocet, Jura, 1979, 524(530)];“合同法中‘错误的表示无害’规则之含义”,载《民法实务档案》172期[Die Bedeutung der Regel “ Falsademostratio non nocet” im Vertragsrecht, AcP, 172, 297 (309)]。
{44}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Dr Helmut 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C. H. Beck, 2009, s126,Rn 15);卡尔·拉伦茨、曼弗雷德·沃尔夫:《德国民法通论》(Dr. Karl Larenz, Dr.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C. H. Beck, 2004, s534, Rn 90)。拉伦茨在其书中认为梅迪库斯在这一问题上同样亦是赞同形式目的区分说。而依笔者看来,梅迪库斯实际只是在逐条反驳坚持暗示说之学者对于将“错误的表示无害”原则适用于要式法律行为时可能造成的对形式目的之落空的论述。并未表达总体上依形式目的是否得到满足为标准而判断个案的意思。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C. F. Muller, 2009, s135,Rn. 330)。
{45}同注22引书,第534 - 535页,边码90 -93。
{46}卡尔·拉伦茨、曼弗雷德·沃尔夫:《德国民法通论》(Dr. Karl Larenz, Dr.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Bu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C. H. Beck, 2004, s534, Rn 91) ;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 Dr Helmut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C. H. Beck, 2009, s126. Rn 15)。
{47}卡尔·拉伦茨、曼弗雷德·沃尔夫:《德国民法通论》( Dr. Karl Laren, Dr. Manfred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Bii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C. H. Beck, 2004, s535, Rn 93);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Dr Helmut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C. H. Beck, 2009, s126,Rn 16)。
{48}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 - 467页。
{49}赫尔穆特·科勒:《德国民法总论》(Dr Helmut Ko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3 Aufl, C. H. Beck, 2009, s122,Rn 5)。
{50}同注22引书,第536 - 537页,边码97 -98。
{51}关于民法价值判断问题及其实体性论证规则,参见王轶:《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9页。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5767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