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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乡土之谊:民国时期共有财产诉讼的另类解读
【副标题】 以景德镇苏湖书院产业侵占案为例【作者】 龚汝富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分类】 中国法制史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6
【页码】 4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672    
  
  在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宗族乡谊等各种联系纽带,凝聚了数额不菲的共有财产,承载着不同群体内部互助合作的特定目的和使命。近代社会发展转型,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那些族产、社产、会产等共有财产因疏于管理和丧失公益使命,普遍受到社会民众的诟病,面临地方政府提拨公用的命运,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利益抗争和诉讼博弈。{1}在这些共有财产诉讼中,又以旅居他乡由不同府县商民合作置产的共有纠纷最为复杂和特殊,与普通共有财产纠纷案件比较,具有鲜明的另类特征:不仅诉讼主体资格在乡谊情份掩饰下纠结模糊,而且容易将不同地域或族群之间政治势力卷入诉讼争竞之中,共有财产之争已经超出了单纯经济利益的诉求,表现出某些地域性共同体美之为捍卫“乡土之谊”的情感归依。{2}民国年间,在汉口、宜宾、昆明和景德镇等地发生的旅汉新安会馆产权案、旅叙江右万寿宫产业案、旅滇全蜀会馆与迤西会馆产业案、旅景苏湖书院共有财产纠纷案等,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均表现出超越财产利益、捍卫乡土情谊的道德共性。1912~1948年景德镇苏湖书院共有财产纠纷,便具有这一特点,该案断断续续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漫长的诉讼角逐,最后酿成共有财产耗费殆尽、涉讼当事人羁押抄家的悲剧,苏州、湖州两股同乡势力及其外援政治力量相互斗法,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阶段传统共有财产“善”始而“恶”终的共同结局,而“乡土之谊”不过是彼此瓜分和攫夺现实利益的道德外衣而已。
  一、苏湖书院财产纠纷始末
  清代康熙年间,苏州、湖州两旧府属旅居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商人共同捐资建造苏湖书院,作为旅居客商子弟入学之所。随后两府瓷商不断加注资金,购置大量房屋田产,充实书院经济实力,使之成为苏、湖客商共同的精神依托,承担了会馆和书院的双重职能,到清代乾隆年间,成为景德镇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书院。{3}据诉讼当事人陈述,书院财产原由苏、湖瓷商公同制定章程条规,推举董事轮流管理,两百年来相安无事。{4}近代以来,伴随着景德镇瓷业发展的逐渐衰落,苏、湖瓷商较之以往日渐减少,而新式国民学校的举办又使旧的书院教育丧失存在理由,苏湖书院兼具书院与会馆的双重角色都面临退出历史舞台的窘境,而书院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共有款产便成为各方觊觎的目标,管理者暗中典当、抵押、盗卖、干没款产渐成风气,乡谊情份和创建初衷早已荡然无存,苏、湖两府商人围绕着书院财产控制权展开了三次激烈的争夺。
  1912~1915年,轮管苏湖书院的湖州商人内部因管理不善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湖州帮内部控制权发生转移。民国元年,“主持院务”的湖州籍瓷商章端甫因忙于经营自己的谦泰钱庄,便聘请其妻侄吴承业为“剪票职工”,管理书院日常的收支账目。但吴承业是个“狂嫖乱赌,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暗中将书院物业盗卖典当抵债。湖州商人钱汉章、陆衡之、朱祥生、吴涟清等察觉后,要求公同对账清查书院财产,结果发现资产流失严重,章端甫被迫辞去院务,吴承业也被逐出书院管理层,永不聘用。吴承业虽然“钉恨在心”,但失去了苏湖书院所代表的同乡圈子的庇佑,在景德镇商业界无法立足,1915年,他黯然神伤溜回湖州老家另谋出路。{5}由于苏州瓷商式微,原由苏湖两属瓷商轮管的书院财产,至此已沦为湖州籍商人一帮独霸的产业。鉴于章端甫委托吴承业独立经管财产账目的教训,随后湖州籍商人实行集体共管,集体共管的结果是将有关店铺、房屋和田产等物业分别委托给管理层的各位董事放贷经营,实际上被朱祥生、钱汉章等垄断和瓜分,别说苏州籍商人无法染指,就是其他湖州籍商人也只能旁观唏嘘而已。而钱汉章等人均有自己的生意营业,托管的书院物业便成为他们经营生意过程中取得流动资金的重要抵押品,生意赔本之后,抵押物业便设法暗中干没,在管理层同仁中,普遍存在着彼此心照不宣的侵吞之弊。长此以往,处于管理层之外的苏湖商人暗流涌动,开始聚集起来酝酿新一轮的控制权争夺。
  1926~1929年,苏州籍瓷商代表起诉苏湖书院管理层侵吞公产失败,湖州帮仍然牢固掌握书院共有财产的控制权。1926年,在湖州老家落魄营生的吴承业重新回到景德镇,没有材料证明他重回被逐故地是否负有特色使命,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他回来后很快便成为苏州瓷商潘绩臣和高子兰最为待见的座上宾。因为以前协助姑夫章端甫管理过书院的财产账目,吴承业对书院财产状况了如指掌,所以他能够给潘、高等人提供控告管理层侵吞财产所需要的准确信息。翌年,潘绩臣和高子兰以苏州籍瓷商代表的名义,将钱汉章、陆衡之、朱祥生、吴涟清等列为侵吞书院财产的被告,向浮梁县司法处提起诉讼,而证明人正是吴承业。1929年7月,案件经过三审,江西省高等法院控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苏湖书院为苏、湖两旧府属旅景瓷商所有,最后以潘绩臣、高子兰败诉为结局。原以为连瓷商都不是的朱祥生、吴涟清竟然拿出了拥有书院物业管理权的重要证据—书院创建以来历次捐献账册,他们祖辈不仅是瓷商,而且对书院建设和发展贡献不菲。相反,“复记瓷号”主人潘绩臣只不过是晚近旅景的苏州瓷商,在捐献账册上没有任何的捐献记录,而高子兰的祖籍不属于“苏州府旧属”,在捐献册上更是毫无影响,作为共有人他们都不适格,均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虽然法院对湖州帮管理层侵吞书院财产一事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惩处,但潘、高二人借苏州籍瓷商代表名义起诉湖州帮管理层,进而夺取苏湖书院财产控制权的企图并没有得逞,‘湖州帮仍然牢牢掌握着这笔可观的共有款产。{6}
  1946~1948年,江苏省旅景同乡会介人苏湖书院财产控制权纠纷诉讼,共有物业之争引发苏、湖两属之间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势力激烈角逐,最后两败俱伤。湖州帮少数商人长期垄断苏湖书院财产管理权,不仅为其内部商民诟病,也激发了压抑已久的苏州籍商民的强烈愤慨,“复记瓷号”新主人、潘绩臣之子潘文伯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斗转星移,风水轮流转,苏州籍商人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大好机会:1946年,苏州人姚虞和武进人张达来到浮梁县担任县长兼首席检察官和警察局局长,潘文伯很快与姚、张两位同乡结成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并就苏湖书院财产控制权之争达成了一个完美的计划,翌年便着手实施。首先,由潘文伯以苏州旅景瓷商代表名义领衔控告钱汉章等侵吞公产,吴承业仍为证人,请求检察官姚虞严惩;其次,由张达组织江苏省旅景同乡会,出面声援潘文伯等瓷商正当诉求;最后,由姚虞下令查封钱汉章等管理人员的财产,将所有被控人员羁押审查。尽管湖州帮管理层百般狡辩,但由于江苏籍官商计划周密且有检、警的积极介入,并采用超期羁押、轮番逼供和查封钱汉章家产等强制力措施,终于把湖州帮管理层侵吞书院物业的有关证据收集到手。1948年3月,浮梁县地方法院将被告钱汉章、陆衡之、朱祥生、吴涟清等分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均为缓刑二年),苏湖书院的财产控制权暂时转移到苏州瓷商潘文伯等人手里。{7}但湖州帮商人并没有束手就擒,逃往上海的钱汉章也是上海湖社的重要成员,与湖州政商两界巨子陈其采(陈其美之弟)关系甚密,在其精心组织和活动下,湖州帮瓷商在银挡入狱之时,仍然策动了新一轮诉讼攻势:首先,发动旅景湖州瓷商联名向江西高等法院、皖赣监察署、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等控告潘文伯勾结检察官侵占公产,并控告检察官姚虞滥权羁押渎职。其次,由湖州老乡陈其采出面,请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亲自过问此案,谢冠生委派秘书邝善武前往浮梁实地密查,邝调查后认为姚虞确有所控违法渎职行为,但却与皖赣监察署的调查结论存在较大出入,于是先后下令江西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毓泉和院长吴昆吾,要求继续派员核查姚虞、潘文伯等官商勾结“攘占公产”的事实。迫于司法当局高层的压力,姚虞在政法界同乡的庇佑与疏通下很快调离了是非之地浮梁县,在惩戒令下达时已转任江苏省高等法院推事。{8}随后江西高等法院又派检察官胡文明会同浮梁县首席检察官徐达负责调查此案,在其后的调查汇报中作了如下陈述:肯定了姚虞在处理该案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当的轻微违法行为,但湖州籍商人侵吞书院财产确有实据;严正否定了湖州帮对姚、潘等人官商勾结的种种指控,认为潘文伯要求清查苏湖书院财产的诉求是合理的,只是张达以江苏同乡会名义介人没有必要;仍然重申苏湖书院是两府旧属瓷商共有财产,要求书院财产归两府旧属瓷商共同管理,但考虑到苏州旧属旅景瓷商后裔绝少,潘文伯等苏州籍瓷商也应参与书院财产的管理。{9}当然,诉讼当事人最关注的共有财产,至此也所剩无几,苏州甚至江苏籍同乡全力拼搏得到的竟然是一份空壳化的共有财产管理权。
  二、苏湖书院财产权益之界定及其控制
  案件最后的结果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苏湖书院是两府旧属瓷商共有财产,其管理权当然归属两府旧属瓷商共同拥有。但一直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苏州籍瓷商似乎始终缺乏一个合法的代表人物来争夺共有物业的控制权,潘绩臣、高子兰连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资格都没有得到承认,如果苏州籍瓷商有适格的诉讼当事人,潘、高二人肯定会联名起诉。湖州籍瓷商能够长期控制书院财产权的杀手锏,就在于他们根据书院创办章程条规对“两府旧属瓷商”作了最精细的规定,并辅之以书院创建以来历年捐献清册的征信证据,要想成为苏湖书院的共有产权人,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祖籍属于康熙年间的苏州府或湖州府,后来归并者不算;二是两府旅居景德镇从事瓷器行业经营的商人;三是参与书院历年建设,在捐献清册中有据可查。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共有财产控制权之争中,苏州籍瓷器商人始终没有推出最有说服力的代表人物来参与诉讼,正说明符合以上三个要件的苏州瓷商,在民国年间的景德镇已根本没有!而满足这三个要件的湖州籍商人,其后裔即使主业已不经营瓷器生意,却仍然活跃在景德镇商业圈子中,如朱祥生、吴涟清等经营南货和草席生意,但他们是新近转行脱离瓷业经营的,其祖上在瓷业界的长期经营和对书院建设的贡献积累,使之拥有的共有产权显得无法剥夺。如此一来,到民国时期,苏湖书院名为苏湖两府旧属瓷商的共有物业,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湖州一府瓷商后裔独沾润泽的利窟。如果拘泥湖州籍瓷商的解释,那末苏州籍瓷商贡献岂不变得湮没无闻,他们的权益应该由谁来继承?如果连苏州同乡都不能够分享乡邑先人的遗泽,那湖州人更没有理由独霸其利。{10}所以,在后来潘文伯起诉湖州籍商人独霸书院产业中,官方裁判较之其父辈遭遇要幸运多了,开始从道义上支持潘文伯清理书院财产的诉求,说明主流舆论也认可地域之间应有的乡谊同业之间的继承权。
  在民国以来的三十多年,苏湖书院闲置财产主要被湖州帮控制,其根本原因是湖州旅景瓷商后裔人多势众,完全把持了本属苏湖两府瓷商共有财产。从1948年3月浮梁地方法院刑事判决书罗列的侵吞公产被告名单看来,徽商王国璋、孙国琮也在其中,尽管不能武断地认为徽商也参与了书院公产的管理,但在苏州甚至江苏籍旅居景德镇全体同乡看来,将苏州籍商人完全排除在外,却与徽商勾结共同盗卖瓜分,在道义上是无法谅解的。苏州籍商人百无聊赖的抗争和沉闷,最后发展到缔结江苏省旅景同乡会来声援潘文伯等苏州籍商人,并借助姚虞、张达等同乡在浮梁为官的政治优势,用羁押湖商和查抄家产的过激方式加以解决,可谓背水一战。我们无法揣测在这场苏、湖两府商人围绕共有款产争夺背后还有哪些权势人物介人其中,湖州帮固然有陈其采做后盾,能够左右最高司法当局扳倒地方法院的既定判决,但江苏籍在赣同乡显然也已形成了同仇敌忾的乡土情谊和捍卫先人遗产的共识,否则在湖州帮请来尚方宝剑进行绝地反击之前,焦点人物姚虞不可能在危急时刻全身而退,估计江苏籍官商两界共同运动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猜测我们从奉令调查者胡文明和徐达两不得罪的中庸腔调中得到强烈的印证。
  在苏湖书院长达三十多年财产控制权之争中,有一个绝对主角不容漠视,那就是湖州籍商人吴承业,他使我们过分看重的乡谊情结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吴承业从民国初年湖州帮内部因书院财产控制权之争被踢出局外之后,一直耿耿于怀,他帮助苏州籍商人潘绩臣、潘文伯父子两度争夺书院共有财产,这种为同乡所不耻的吃里爬外勾当,自然不能目之为主持公道,垂涎书院财产利益才是他孜孜以求的根本目的。但有了这个关键当事人,书院财产的来龙去脉便有了明确的追查线索,那些取代他并继续干着他同样侵吞丑行的蠢虫也就容易被挖出来。如1936年朱祥生、吴涟清将书院房屋卖与黎生荣管业,并与谢登瀛调换房产;钱汉章、陆衡之则先将书院房产抵押给林纯仲,1947年干脆转为绝卖;朱祥生还将书院房产过户登记在其子朱长生名下。{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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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龚汝富:“民国时期江西地方共有款产提拨公用纠纷探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2}新安六邑旅汉同乡会印:《湖北地方法院、湖北高等法院新安公所房地判决书》附《通告同乡小启》,1935年5月刻本,江西省图书馆藏。
{3}陈海澄:“苏湖书院”,景德镇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景德镇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第340~343页。
{4}《江西浮梁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公产案》,档案号:J018 -07-12977。{5}《呈状》,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浮梁兼检察职务县长姚虞滥权羁押请求法办案》,档案号:J018-
07-12975。
{6}《江西浮梁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浮梁兼检察职务县长姚虞滥权羁押请求法办案》,档案号:J018-07-12975。
{7}《江西浮梁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公产案》,档案号:J018-07-12977
{8}《令江西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毓泉》,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公产案》,档案号:J018 - 07 -12976;《令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吴昆吾》,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公产案》,档案号:J018-07-12977。
{9}《呈复奉令饬查浮梁地方法院检察官姚虞滥权羁押一案检同附件请赐鉴核由》,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公产案》,档案号:J018 -07-12976;《奉令查明钱汉章等诉潘文伯等意图侵占苏湖书院房产一案情形检同起诉书复请鉴核由》,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浮梁兼检察职务县长姚虞滥权羁押请求法办案》,档案号:J018-07-12975。
{10}《江西浮梁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浮梁兼检察职务县长姚虞滥权羁押请求法办案》,档案号:J018-07-12975。
{11}《江西浮梁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潘文伯侵占公产案》,档案号:J018 -07-12977。
{12}新安六邑旅汉同乡会印:《湖北地方法院、湖北高等法院新安公所房地判决书》,1935年5月刻本,江西省图书馆藏。
{13}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省政府、省旅叙同乡会、四川省政府关于旅叙同乡会产业被占,要求四川宜宾县归还及田房清册的批、呈、咨》,档案号:J016-3 -01272。
{14}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省政府、省水上公安局、省水警总队、永修县旅省同乡会、安义县旅省同乡会关于君子巷码头被法院拍卖的训令、指令、批、呈》,档案号:J016-3-01258。
{15}同注3引文。
{16}《附录:沙口帮经理胡延福不服建设厅对于南昌市政委员会没收沙口帮岸线设立公共码头事件之决定提起诉愿一案本府决定书》,《江西省政府公报》第614号(民国25年10月1日)。
{17}《教育:据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呈请九江五县共有学产整理委员会呈复整理经过情形转恳核示等情指令遵照》,《江西省政府公报》第444号(民国25年3月16日)。
{18}宜分萍万四县联合办事处编印:《宜分萍万四县公产产册》,1932年10月,宜春市图书馆收藏。
{19}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关于旅滇全蜀会馆与滇迤西会馆会产纠纷案公函批文》,档案号:048-01-0012。
{20}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关于湖北旅修水同乡会理事长龙健等请将所另设他属的呈》,档案号:J018-5-02179。
{21}《为本省尚有以过去府属或地理环境为范围而联合组织其同乡会者是否准予设立,电请鉴核示遵由》,江西省档案馆民国档案《省社会处关于同乡会成立等问题的指令及外地旅南昌、泰和同乡会的报告、记录、简章、名册》,档案号:J020-1-00070。
{22}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1 ~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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