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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方法论的转向: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与生成
【作者】 黄辉【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6【页码】 3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679    
  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范畴,目前理论界对于法律意识形态的认知主要从本体论的层面展开,{1}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探讨该问题在理论界尚属空白。本文尝试以批判的方法论替换本体研究的视野,分析法律意识形态在分析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前提发生历史性转换的条件下,法律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由此揭示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系统的生成,进而密切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与法治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转换
  一般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在于意识形态否定性概念的先行前提,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问题通过历史性和主体性层面已先祛除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进行了相应的转换,但由于建制论证内在冲突与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因此法律意识形态的元批判问题在前提转换的条件下就转变为对法律/法制实践的解释与批判。
  (一)意识形态批判的先行前提
  意识形态的批判前提性问题在于揭示意识形态的批判之所以可能与必要,意识形态的本质分析可以从否定、中性、肯定的三个立场上进行。当代学者莱蒙德·格斯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入某种价值观来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向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也可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蔽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取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2}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尤其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意识形态是经常使用的概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意识形态作出细致的定义,但更多的是在批判与否定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表现在对各种具体意识形态的批判,如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经典作家也从意识、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分析,从而对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行批判。而到列宁时期对于意识形态的性质变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列宁指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3},“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4},即意识形态的科学理论体系成为可能。尽管在理论探讨中对意识形态的这种转化有一种文本学意义上的倾向,{5}但这种倾向足以为文本产生之前的同质性理论所颠覆,卢卡奇基于对物化问题的基本认识从而将问题引向了物化意识,“物化在意识中的意识形态结构”,因此卢卡奇作为与列宁同时代的理论家引导出意识形态否定性含义的这种理论可能。可以说明列宁将意识形态概念向肯定性移转有其历史与现实的依据。意识形态的批判前提在于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全部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这种理论的优点和特点在于,它表现为元批判,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先行地对前提加以澄明的批判方式,这种元批判的导向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向人类思想贡献出来的最卓越的成果。这种元批判的根本特征是去蔽的先行性。”{6}
  (二)意识形态批判前提的转换
  意识形态在当下中国政治实践中已演变成为一个肯定性概念,因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理应做出相应的转换,其中关键问题在于作为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是否也需要以意识形态批判做出回应,问题往纵深延展则成为肯定性概念的意识形态科学性与有效性如何取得。就笔者理解,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历时性表达,其中历史性前提与主体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先行去蔽的前提性已经被先行解决。从历史性前提来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观念的形成从反映论到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意识形态不再以精神、观念等意识范畴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提,而是把物质性的范畴还原为意识形态的真正本原,也就是通过如此认知的主体方能走出虚假的意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用符合人的本质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另一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个人说,只要我们教会他们如何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当前现实就会破产。”{7}此外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建构方面而言,意识形态主体建构在于使意识形态的主体性从一种被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性中走出来,从而观念形态的主体性予以还原,在内向性价值上使主体的自由意志予以显现,意识形态的生产主体与受众主体之间的双方的自由意志得以体现;在意识形态主体的外向性价值上使主体的平等地位得以确认,平等价值使意识形态的观念生产与观念作用保持着一种主体命题上的实在性。因此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已从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前提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前提转移到了实践的层面,这便是有着理论科学内涵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何有效指导当下中国的政治实践,对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学说如何有效地对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发达的解释系统和解释力度这一重要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
  (三)总体意识形态批判下的法律意识形态批判
  上述论证逻辑在于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已在历史性和主体性层面对该问题予以先行去蔽,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元问题从根本上予以消解,因而意识形态批判不再是通过形上的思维径路。尽管有的学者指出,“一旦哲学的反思折向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前提,哲学就被引导到元批判的高度上。”{9}但是这种元批判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场域是不容生成的,其原因在于当历史问题与主体问题被前置性地解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元批判会集中所指主流意识形态本身,这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许,因此意识形态的批判问题便是在此岸世界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全部问题集中表现在:意识的观念形态与政治实践的相互支撑与作用,这是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为法律意识形态批判提供的基本脉络。邓正来教授也正是在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条件下,对现代化中国进程中的法律意识形态诸种理论范式进行批判并进行理论的重构,从而以期形成以主体性中国身份为背景的法治/法制的理想图景,其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和着“进步”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当然包括法律知识,为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添赋“正当性”意义的进程亦日益加速。从较深的层面来看,这种进程的加速实是与中国论者引进西方各种理论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它不仅表现为中国论者是西方各种理论的追随者,更意味着西方各种理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图景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个追随西方现代理论的过程中,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丢失了我所谓的知识本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力量,并且演化出那种“正当性赋予”力量。{10}
  二、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系统的生成
  法律意识形态批判是批判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既体现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实践层面,法律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律意识形态理论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变,其实质意义在于法律意识形态的观念形态若只停留在作为本体的范畴研究,则会走人形上思辨或经院主义的理论误区。因此方法论层面对于法律意识形态的分析,则是通过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使得该观念形态真正成为一个有体系作用的观念对象。但是批判活动有其特定的复杂性,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在批判活动中,批判者总是出现相距甚远乃至迥然相反的歧见。这往往并不是由于批判者在于揭示、辨析、鉴别和选择活动中所出现的偏差,而由于批判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发生了冲撞。当这种冲撞显露出的时候,批判活动就超越了对批判对象本身的批判,而转向了对批判根据、标准和尺度的批判。这种批判活动,就是对批判的前提的批判,即对批判的批判。”{11}我们有必要构筑从批判的主体、客体、动机、结果等方面构筑一个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系统,从而使法律意识形态能从观念的彼岸过渡到现实的此岸。
  (一)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主体的能动性
  法律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主体所进行的能动性活动,这种能动性是主体所进行批判的内在根据,而之所以要进行批判的前提在于,作为历时性的法律意识形态体系不能满足法律意识形态的创制主体预设的目标,因此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主体须要对法律意识形态这观念形态的目标或促成法律意识形态转化的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再建构。列宁曾指出:“观念的东西转化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真理。”{12}这种观念与实在之间的转换其实就是观念变物质的活动,这种观念到物质的转换、意识形态建构到建制功能的实现,皆是主体能动性的体现。但法律意识形态主体批判的能动性,是受到主体对象性活动的外在性条件所制约的,具体到法律意识形态特定的观念形态而言,法律意识形态批判要确切地分析法律意识形态体系的真实内涵、法律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偏差的客观认知等观念与物质性因素,如此主体的批判的能动性才能有效发挥功能。批判主体的能动性也说明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不再是被建构的,其还有建构自身的自建构功能。
  (二)法律意识形态批判客体的抽象性
  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客体是主体批判所直接作用的对象,批判的客体与法律意识形态的客体不是同一范畴,法律意识形态的客体是特定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中,基于法律现象所形成的观念系统;而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客体则是更为复杂的范畴,其一头勾连法律的观念形态而另一头则勾连法律观念形态的现实场域。因此把握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客体,其一方面要理解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观念特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3}而另一方面,对于意识形态特定观念形态的批判,关键是要解决产生认识偏差的本体对象层面和方法论实践层面的谬误之源,从因使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的抽象客体在达实践之现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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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目前理论界开始关注法律意识形态问题,该范畴的特定化是法律意识形态分支学科得以确立的基础,但对于该问题的梳理主要局限在本体论层面,主要表现在概念的梳理、功能的分析等方面。参见黄辉:“法律意识形态的释义”,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吕明:“论法律意识形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载《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张昌辉:“法律意识形态概念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吕明:“法律意识形态概念辨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蒙德·格斯:《批判理论的观念》,1981年英文版,第4页以下。转引自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4}同注2引书,第104页。
{5}《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1932年整体出版的,在此之前的理论家没有机会涉略经典作家对于意识形态理论本质的界定,特别是在否定意义上对于意识形态进行解读。
{6}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 -4页。
{8}同注7引书,第3 -4页。
{9}同注6引书,第160页。
{10}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2页。
{11}许玉乾:《哲学批判与理论创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2}《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14}同注7引书,第43页。
{15}傅永军、王元军、孙增霖:《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5页。
{17}同注11引书,第17页。
{18}邓正来:《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9}同注7引书,第21页。
{20}[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21}同注20引书,第316页。
{22}同注20引书,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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