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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外法学》
内涵、外延及适用:法律意识研究四十年流变考
【英文标题】 Connotation,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the Study of the Rheology of Leg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作者】 赵谦田帅杰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意识;社会意识;结构要素;法律制度;意识培养
【英文关键词】 legal consciousness; social consciousness; structural element; legal system; consciousness training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总期号】 总第2期【页码】 3
【摘要】

法律意识即作为主体的人面向法律所生成之一种精神层面的观念形式。依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初期、稳定发展期、高速增长期以及深化改革期这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所涉法律意识内涵、外延之本体研究以及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关系、法律意识培养之适用研究,不断趋向多维度、多样化与多层次的特征,亦达成了一定的体系化研究共识。社会意识诸说即学界以社会意识为研究基点所形成的法律意识特有属性之不同见解,旨在厘清法律意识的内涵。结构要素诸说即学界对法律意识所涉客观事物的结构要素形成之不同认知,旨在识别法律意识的外延。法律制度关联诸说即学界对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旨在阐释法律意识的适用载体形式。意识培养途径诸说即学界对个性化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方式、方法所形成的不同认知,旨在列明法律意识的适用方法类型。

【英文摘要】

Legal consciousness is a kind of spiritual form of concept generated by the human face law as the subject. Following the time clues of the four stages of reforming the starting period, stable development period, high-speed growth period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legal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raining research has continuously turned to multi-dimensional,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features, and has reached a certain systematic research consensus.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is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legal consciousness form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as the research bas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are the different cognit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objective things involved in legal consciousness, to identify the extension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the legal system are the different cognitions form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to explain the applicable carrier form of legal consciousness. The consciousness training approach is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form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training ways and methods of individualized citizen legal consciousness, to list the types of methods of law awarenes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656    
  
  

一 引言

法律意识作为一类指向“特定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主观识别和选择的复杂而综合的社会意识”[1],是作为主体的人面向法律所生成之一种精神层面的观念形式。伴随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法律意识研究的逐步深入,所开展的法律意识内涵、外延之本体研究以及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关系、法律意识培养之适用研究,不断趋向多维度、多样化与多层次的特征,亦达成了一定的“法律意识的基本理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理论和当代中国法律意识研究”[2]之体系化法律意识研究共识。基于此,所梳理之法律意识研究命题并非于广义的法与传统、法与道德、法与宗教、法与科学技术等宏大视域下展开,而是仅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联性更强、指向性更为明确之所涉狭义法律文化话语的具体领域而进行。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伴随后现代法学[3]思潮的兴起,基于对法的非理性、实质性以及非整体性等问题的思考,国内学者对狭义法律文化话语的具体领域所涉法律意识的内涵、外延及适用之研究范畴的认识不断加深。改革开放的相关时间线索大致可厘清为以下四个阶段:其一,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其间对法律意识的研究多引用借鉴外国法律意识研究,仅从心理、社会意识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其二,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加入WTO的稳定发展期,其间相关研究尝试在法律意识中导入政治性要素,并积极探究法律意识与政治意识的内在关联;其三,2001年至2013年的高速增长期,其间相关研究围绕法律意识的广狭义之分逐步确立;其四,2013年至今的深化改革期,其间伴随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在初具规模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施过程中的认知与评价效应。基于此,可尝试依循该时间线索全景式呈现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观点并凸显其间的论争,以完成所涉学术史脉络梳理的类型化。最终明晰不同研究范畴在四个阶段的研究主旨,并厘清其内在变迁规律,以探究所涉法律意识研究重心与问题所在而指引未来的研究发展面向。

二 社会意识诸说:法律意识的内涵研究

法律意识的内涵即法律意识“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4],社会意识诸说则是学界以“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与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5]之社会意识为研究基点所形成的法律意识特有属性之不同见解。可尝试依循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分别从社会意识理性说、社会意识媒介说、社会意识广狭义说与社会意识主客观认知评价说这四个方面来厘清法律意识的内涵。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意识理性说”

在这一阶段,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雏形,西方法学思想理论范式逐步引入。学界开始尝试在引用借鉴的基础上,基于社会意识分析的立场,从作为主体的人对法和法现象之客体法律事实的认知和评价角度来界定法律意识的内涵。例如,“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是法和法律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6]。“所谓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态度的总称。”[7]“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对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理解、态度和要求的总称。”[8]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关于“法律现象”[9]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之归属。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对于法律和法律现象”[10]的观点与态度之总称,属于社会文化的内涵范畴。上述观点大体上皆将法律意识的对象限定于“法和法现象”,将范畴限定于“思想(学说)、观点(建议)、心理(情感)与知识”等体现理性的社会意识领域,即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尝试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更多地从法律科学纯粹理性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意识。虽在一定程度上,以阶级分析法为标签之主流法学分析方法的淡化及流变,助推了所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尝试隐于幕后,但仍未彻底舍弃。例如,仍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一定阶级的法律观点的总和”[11],并更进一步从公民意识角度,探究了法律意识的民主政治之社会实践面向。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与公民意识都属于社会现象范畴,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民主政治之建设与宪法法律之实施间的一致性”[12]。

基于此,学界在更为注重作为主体的人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主观态度、观点看法的前提下,尝试梳理了界定法律意识内涵的关键要素:为探索法现象而产生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所涉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相关法律知识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这些要素更多地认为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同人们的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和世界观紧密联系;它也是一类独具特色的社会意识,作为人们就法现象的主观感悟方式,是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结合。

(二)稳定发展期的“社会意识媒介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与前一阶段的研究范式大体上是一致的,所涉社会意识的分析广度和深度略有所拓展,仍然认为法律意识当归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感觉、认识、期待、评价等法律知识、法制观念、法律观点的统称,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及守法、执法的自觉程度等等。”[13]但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虽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需将这一概念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为“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对各种法律行为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是法律观点和法律观念的合称”[14]。这种观点扩展了所涉社会意识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基于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认知,而凸显对法和法律制度本质的探寻。

基于此,就前一阶段略有所回避的相关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命题,尝试从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关联性的角度有所涉及。例如,“法律意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成员基于民族文化之上的对国家法律体系的主观认知水平、道德自觉性、价值取向以及对该法律体系的支持态度和心理接受能力”[15]。也有学者在认同“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之基础上,认为其“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直接相关”[16],而这种相关性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法律意识对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石作用。

法作为法律意识的一类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表征,并非纯粹的法律意识呈现。它往往需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方能更为客观地存续并作用于社会现实。当然法律意识则更多地发挥出社会现实需要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媒介作用,并体现出一定经济、自然、历史、民族等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本原”[17]支撑的阶级属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政治意识关涉“不同的阶级、政党、集团或个人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18],政治意识在社会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对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具有一定指导作用,进而认为“法律意识与政治意识在外延上有较多的交叉现象”[19]。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0]。此类观点尝试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实现法律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结。

(三)高速增长期的“社会意识广狭义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逐步超出了既有社会意识所涉理性及媒介的分析范式,尝试就其本体范畴命题展开广狭义的界分探讨。就广义说所涉法学理论、知识、心理、情感等范畴而言,认为“广义的法律意识是与道德、文化、经济等意识并存的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法律观念、法律理念、法律素养等综合体系,如‘提高公民整体法律意识’即是此意”[21]。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对“整个法律现象(特别是现行法)的观点、感觉、态度、信念和思想的总称”[22]。还有学者认为广义的法律意识是法律意识与法律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其具有相当的宏观性与抽象性,“它主要包括个人对法律价值的评判机制,个体对自身或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机制等”[23]。就狭义说所涉法律意识呈现之法现象的形式而言,认为其更多地由“法的形式如何为法的内容服务,法怎样保护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24]所涉观念表达。此外,狭义的法律意识内含于法律行为全过程,对法律行为的内心机制和主观要件有重大影响,认为其“包括目的、动机、认知能力”[25]。该类法律意识研究在本体范畴上的广狭之分,更多地呈现为宏观性与微观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差异。

总体而言,无论法律意识的广义界定抑或狭义界定,其作为“社会意识在法律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与类型,即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式”[26]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当然在具体范畴上也应涵盖“关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27]等要素,其心理形式亦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法律现象的感觉、知觉等直观的感性心理反应以及法律意见、法律观点、法律思想或者法律理论等理性的心理反应”[28]。对这些要素的解析是厘清法律意识本质内涵的必然要求。

(四)深化改革期的“社会意识主观认知评价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在沿袭前期研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尝试从人们对现行法的主观反映角度来扩张法律意识的内涵面向。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或法治的一种主观反映和理性认知,是社会主体在思想意识中对法以及法治所形成的稳定的、长久的和潜在的观念”[29],具体可分为“较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的法律心理和高级的理性认识阶段的法律思想体系两个层次”[30]。此外,还有学者对法律意识的内涵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拓展,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体对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现象的一种主观认识形式,是社会主体关于法律的知识、情感、评价与行为倾向的一种综合反映”[31]。这类凸显互动化主观表达的法律意识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伴随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公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同时,公民主动参与法治建设及相应认知评价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 结构要素诸说:法律意识的外延研究

法律意识的外延即具有法律意识“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32],结构要素诸说则是学界对法律意识所涉客观事物的结构要素形成之不同认知。可尝试依循四个阶段的时间线索,分别从多层次多要素之丰富外延说、要素界分外延说、内在结构界分外延说与内外结构互动外延说这四个方面来识别法律意识的外延。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多层次多要素之丰富外延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作为一种开创性研究,尝试从结构、阶段、要素等多个方面来解析法律意识的“多层次属性”[33]外延。例如,依循所涉主体将其“分为个体法律意识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法律意识两个部分”[34]。又如,根据法律意识所涉内容,从心理学角度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法律的理解。第二,对法律的态度。第三,对法律的要求。”[35]其中,对法律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对法律本质的见解;对法律的态度主要表征为人们对法律是否赞成的态度;对法律的要求则往往表现为社会主体在形成对法律的自觉认知后,希望借助法律实现愿望的主观心态。再如,从法律意识的形式和内容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划分,“形式上,法律意识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类。第一,按法律意识的层次结构,可分为法律心理,法律思想,法律学说。第二,从主体数量看,可分为个人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第三,按法律部门的不同,可分为宪法意识,刑法意识,民法意识,经济法意识等。第四,按法律性质不同,可分为奴隶社会法律意识,封建社会法律意识,资本主义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律意识”[36]。其中,法律意识的层级结构表征了法律意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法律意识主体数量的不同,造就了个人、群体与社会意识的分化;法律部门的不同,表征为不同部门法的法律意识所体现之法律意识的多元化属性与发展不平衡性;法律性质的划分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标准,体现了法律意识在不同时代发展水平的差异。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解析法律意识的多样性结构要素。例如,“概括地说,法律意识包括以下四个要素:(1)法律知识,是关于部门法规条例的具体知识;(2)法律概念,即人们对于法律的所有方面得出的完整的概念;(3)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要求,如什么法是好的,什么法是不好的,某项规定是否合理,应该怎样规定等等;(4)对遵守法律规定的态度”[37]。进而探究所涉要素的内在关联,以厘清法律意识的“认知—评价—要求”之互动有机结构。

这一时期学界对法律意识外延的研究较为全面,并在明确所涉多层次、多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的深入研究。其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实践对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存在密切联系,且对此后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提供了颇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引。

(二)稳定发展期的“要素界分外延说”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多基于法律意识的构成要素来进行界分。学界观点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法律知识和法律评价”[38]所表征的二分说。例如,“从人的认识过程分为感性和理性的角度,法律意识可分为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39]。又如,“法律心理是低级阶段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律生活相联系,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表面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和情绪,是对法律现象的自发的、不系统的反映形式。法律思想体系是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理性阶段;它表现为系统化、理论化了的法律思想观点和学说,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自觉的反映形式,在整个法律意识中处于主导地位”[40]。二分说的观点只是对法律意识外延较为浅层次的界定,伴随社会现实的发展,法律意识的形式日趋丰富,该类观点逐渐难以全部涵括处于法律心理与法律思想体系二者之外的部分内容。

其二,三分说。法律意识三分说则是在二分说的基础上,尝试扩展为“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体系(或称法律理论)”[41]三个层次的界分,认为法律意识包含“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三个要素或者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和法律观点三个要素”[42]。“将法律意识的构成分为三个因素:“第一,知识因素;第二,心理因素;第三,行为因素。”[43]其将所涉知识因素置于法律学习与法律实践场域中,归结为法律认识、客观的法律思想和观点。所涉心理因素被视为一种心理上的体验,归结为法律感、法律情绪、法律感情、法律态度、法律评价等。所涉行为因素则主要包括社会主体的动机、意向、准备、意愿等。这三种因素实现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的实质概括,最大限度地扩张了所涉外延结构。还有学者基于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层次来进行界分,认为“它们形成由深层到表层的法律意识的结构体,体现了法律意识逐步定型化、稳定化和理论化的过程”[44],从而实现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的更深层次剖析。

其三,广延要素说。将法律意识界分为“法律认知、法律评价、法律情感和法律调节或者法律的社会心理、法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人们行为模式的设定和行为模式的积淀”[45]等要素。还有学者就法律意识的客体、外延展开了一定的全方位整体梳理。例如,“法律意识所反映的客体内容极其广泛,但就其实际应用的角度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两大方面:一是部门法律意识,二是运作法律意识。这是纵向上和整个法制系统的运作环节相一致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意识,也就是说法制系统的运作包括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监督环节,相应也就有立法意识、执法意识、司法意识、守法意识和监督意识,而每一方面又可以展开许多具体丰富的内容。以上两大方面纵横交错,构成了法律意识客体的基本内容”[46]。又如,“根据法律意识的社会政治属性的不同,其外延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和不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根据法律意识认识阶段的不同,其外延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根据法律意识主体的不同,其外延包括个人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根据法律意识的专业化、普及化程度的不同,其外延包括职业法律意识和群众法律意识;根据法律意识所反映的部门法的不同,其外延包括宪法意识、刑法意识、民法意识、行政法意识等等;根据守法动机的不同,其外延包括内在的观点和外在的观点”[47]。该类观点对于实现法律意识外延的系统化、整全化梳理颇有裨益。

(三)高速增长期的“内在结构界分外延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在沿袭前期要素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就法律意识的内在结构来进行界分。例如,“法律意识的构成要素有:法律观点、法律感觉、法律态度、法律信念、法律思想”[48]。又如,“法律意识的内在结构上同样存在着法律心理与法律意识形式两大层次,这是认识论式分析;其中法律意识形式又可再划分为法律意识形态与其他法律意识形式,这是社会学式分析”[49]。此外,亦有部分学者尝试从不同类型主体结构的角度来界分所涉法律意识的外延,并基于“人民法律意识对法律现象的发展、主体范围、心理结构、法律意识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规范、法律意识反映的客体内容或者法律实际应用的角度”[50]等不同面向来进行分类。上述观点尝试从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来更进一步拓展法律意识外延的结构要义,但所涉具体界分标准的科学性是存疑的,有待展开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证。

(四)深化改革期的“内外结构互动外延说”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尝试对法律意识的内外结构展开综合分析,以厘清法律意识内外结构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就法律意识的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进行划分。例如,“第一,法律意识的外部结构理论。第二,法律意识的内部结构理论”[51]。其将所涉外部结构理论界定为法律意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广泛关系问题,将所涉内部结构理论界定为构成要素内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法律意识内外结构的互动性,尝试探究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例如,有学者通过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方法展开对法律意识内外结构的互动性研究,认为“在内部结构当中主要是从社会法律现象的把握方式的角度出发,纵向结构则是从法律意识的发展阶段角度进行研究。法律意识的纵深结构是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体系三部分所构成的”[52]。该类观点既尝试对法律意识的内部与外部结构进行划分,又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其推动了对法律意识外延结构更为清晰、动态、过程化的全面解析,并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方向指引。

总体而言,法律意识的性质和功能是由其内部要素和外在法律环境所共同决定的。在对传统意义之法律意识内部结构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应同步探究法律意识的外部环境。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社会存在的客观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53]。又如,“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障社会自治和个人权利的时代背景下,对当代中国既有的法律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成为历史必然。某种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的国家观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公正程序则构成整合的制度基础”[54]。进而,通过对法律意识纵深结构的分析,推动形成法律意识的有机内外互动秩序。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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