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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五问“扶贫贪官”
【作者】 莫于川【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检察院【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17【页码】 4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8479    
  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受贿案近来引起了激烈争论。这里,我想针对该案反映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问:本案判决量刑太重还是量刑太轻?
  从生效判决认定的受贿9.5万元、违法所得10万元的基本事实来看,我认为判决结果(判三缓五)显然量刑太轻,不存在量刑太重或不应予以刑事处罚的问题。根据刑法的规定,本案认定的受贿金额,量刑幅度为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处无期徒刑)。显然,生效判决已将余斌声称的“有15.47万元用于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全案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予以考虑,这是很不恰当的。至于本案判处缓刑的另外几条理由,所谓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犯罪主观恶性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有较强悔罪表现等等,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本案采用轻刑、缓刑的刑事制裁措施,恐难达到应有的社会教育警戒作用。
  二问:“扶贫贪官”是否好官、是否值得同情?
  余斌声称他将多数受贿款用于了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公务活动,未用于泡赌场、包二奶、购别墅。这种“受贿扶贫”的说法即便是事实,从法律层面来看,他也不能算是好官,而恰恰是贪官;不但不值得同情,而且值得警惕。因为,余斌的受贿行为侵害了国家公职的廉洁性和法律所维护的公私财产制度、行政管理秩序,造成的社会代价非常之大。余斌曾辩解说,他受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便这是他的真心话,难道为民就必须采用这种“取用办法”来损害法律制度和社会正义的基础吗?毁坏了这一基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合法权益如何得到可靠保障?这是好官所为吗?
  还须指出一点,余斌采用犯罪手段获取的受贿款即便按其所说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际上他个人也从这种“领导干部无私奉献捐赠”中获得了巨大荣誉、名声、地位以及相应的物质利益,这也是一种巨额的“不当得利”,所谓“出名就是钱”啊!
  余斌当过多年的纪检监察干部,本应严格自律,做守法的模范,但却自恃熟悉法律纪律规定和反贪工作流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我不说,他们很难查出来”,于是自以为高明地实施受贿犯罪行为,充分表现出他敢于“打法律擦边球”的那种过于自信、放任的心态,以及令人刮目相看的精巧心计和“创新精神”。余斌作为原纪检监察干部,最终成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知法犯法典型,增添了官员腐败的一个新样本,实在令人痛心。
  三问:余斌是否“为民受贿”、“无奈受贿”?法小宝
  余斌声称“为民受贿”、“受贿扶贫”。事实果真如此吗?可以设想,即便真是“受贿扶贫”,人所不知的巨额受贿款掌握在“旨在扶贫”的受贿官员手中,将正确使用这些款项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受贿官员的自我约束力,这有多么危险、多不可靠!因为该受贿官员如何支配受贿款,完全取决于其复杂的内心考量,而这是很不确定、很难预期的,他完全有可能先扶贫而后转变为肥私。
  何况“受贿扶贫”,毕竟是受贿在先,谁能保证余斌受贿的目的就是为了扶贫呢?谁能保证后来的某些“扶贫”表现不是对受贿行为的一种掩饰或为日后败露而预留的一条后路?人是复杂的社会动物,往往有多面性。一个官员平时给人们留下的外在形象未必全然可信(例如刚正无私、廉政节俭等等),极有可能是为了达到某一特殊目的而故意显露出来以迷惑人的假相。这些年来揭露出的许多贪官,如陈希同、胡长清、慕绥新等等,都曾有过异常精彩的“廉政”外部表现,但可靠、可信吗?所以,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官员,不能只听、只看他的台上演说和光鲜外表,关键看基本事实如何。人们要特别警惕当下某些贪官的一系列“新伪装”。
  余斌还说,他受贿扶贫是出于无奈,作为副市长,市财政每年拨给他的费用太少,而他分管的财政、城建、信访等工作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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