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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论枉法犯罪的修改与完善
【作者】 侯国云【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枉法犯罪;徇私枉法;枉法裁判;修改完善
【文章编码】 1004-4043(2005)-9(上)-0048-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7
【页码】 48
【摘要】

按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枉法行为需以“徇私”、“徇情”作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行为需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这不但显得不平衡,而且为枉法者开脱了责任,而增加了认定犯罪的难度。另外,将枉法行为分为三个领域四个罪名加以规定,显得过于繁琐,而对执行活动中的枉法行为规定得过于具体,对仲裁活动中的枉法行为不以犯罪论处,不利于维护公民权益和法制建设。建议将所有的枉法行为都按一个罪论处,罪名就定为“枉法罪”,并删除“徇私”、“徇情”和“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精简执行活动中的枉法行为的规定,再将仲裁活动中的枉法行为也纳入犯罪的范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8495    
  

这里所说的“枉法”,包括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失职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数种行为,这数种行为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1]被规定为数个不同的罪名。仔细分析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可以发现该规定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将“徇私”、“徇情”作为犯罪的构成要素加以规定,不但为恶意枉法者开脱了罪责,而且增加了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的难度
  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枉”字的本意,是“曲”、“不正直”的意思。枉法,就是故意歪曲、破坏法律。在法制社会里,法律是制约、引导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也是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规则。只有人们都严格依法行事,执法人员都严格依法执法,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作为司法人员,理应带头守法,严格依法办案,成为守法、护法、严格执法的典范。任何违法办案的做法,都是对法律的亵渎,都是与司法人员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因此,执法人员的任何枉法行为,都应以犯罪论处,而不应以什么“徇私”或“徇情”为前提。
  从另一个角度讲,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而司法人员的枉法行为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只有“徇私”、“徇情”的枉法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为,司法人员的工作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根本利益,他们故意枉法,就会给社会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比如在刑事诉讼中枉法,要么是故意对无罪者追究刑事责任,要么是故意不追究有罪者的刑事责任。前者不可避免地会使无辜者的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权利遭受侵犯,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后者则不可避免地使犯罪人逃脱惩罚,不但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反而起着鼓励、推动犯罪的作用,会使某些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可见,在刑事诉讼中枉法的社会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在行政、民事诉讼中的枉法,其社会危害性同样十分严重。在行政诉讼中枉法,要么是把正当、合法的行政行为认定为非法,判令行政机关对原告进行经济赔偿,要么是把非法的行政行为认定为合法,判决原告败诉。前者必然严重妨害行政行为的正常行使并使国家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害,后者则必然纵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并使普通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害。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在民事诉讼中枉法,无非是故意判决有理者败诉,无理者胜诉。而民事诉讼往往牵涉着巨额的财产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枉法,就意味着无理者非法获得巨额财产利益,有理者无辜丧失巨额财产利益,其社会危害性决不亚于盗窃和诈骗,甚至比盗窃、诈骗的社会危害性还要严重。因为这样的枉法,不但侵害了有理一方的巨额财产利益,而且严重败坏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破坏了国家的法制。总之,不论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中枉法,都会直接给社会造成重大危害。而不是徇私、徇情的枉法才有社会危害性,不徇私、徇情的枉法就没有社会危害性。换言之,枉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需要以“徇私”、“徇情”为前提。
  既然不论是否徇私、徇情,枉法都会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那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徇私”、“徇情”规定为枉法罪的构成要素。现行刑法把“徇私”、“徇情”作为刑事诉讼中的枉法罪的必备要素加以规定,不但缺乏理论基础,而且严重影响了对枉法行为的查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何为“徇私”、“徇情”,难以界定。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徇私”、“私情”的基本含义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新刑法公布前的1996年在《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曾把“徇私”解释为“为贪图钱财、袒护亲友、泄愤报复或者其他私情私利”,但在新刑法公布后又宣布将这一解释废止了。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徇私”、“徇情”的表现难以认定。其次,行为人是否徇私、徇情,难以查清。因为,行为人是否受贿、是否贪图钱财、是否袒护亲友、是否泄愤报复,很难收集到肯定性的证据。再次,行为人即使有徇私、徇情的表现,也会极力否认,拒不承认。据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反映,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枉法案件往往因为查不清徇私、徇情的事实,而无法追究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枉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以至于不得不释放已被拘留或逮捕的枉法犯罪的嫌疑人。比如,某法院一法官,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将一名罪行严重应判处无期徒刑的被告人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后经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之后,检察机关以徇私枉法罪立案侦查,并拘捕了该法官,但因查不出该法官徇私、徇情的证据(律师、被告人和被告人家属都拒不承认给法官任何好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最后只得放人,作不起诉处理。近些年来,审判实践中的枉法行为难以遏止,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对于司法人员的枉法行为,不应以“徇私”、“徇情”作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
  二、将“情节严重”作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素加以规定,不但为枉法裁判者开脱了罪责,而且增加了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的难度。与刑事审判活动中的枉法裁判相比较,也显得不平衡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徇私枉法罪,是专指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枉法行为,并未将“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但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却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这就是说,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行为,一般情况下不构成犯罪,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这与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的枉法罪比较起来,就显得既不平衡也不合理。都是枉法,都是歪曲、破坏法律,为什么在刑事诉讼中构成犯罪不要求情节严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却要求情节严重呢?是不是因为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比在刑事诉讼中的枉法社会危害性小呢?其实,不论在刑事诉讼中枉法,还是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枉法,其社会危害性是相同的。因为,不论在什么诉讼中,司法人员的行为都是代表国家的,而且都关系着国家和公民的根本利益。司法人员不论在什么诉讼中枉法,都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和法制建设,都会侵害国家或公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枉法地判决一个非法占有他人巨额财产的人无罪,那么,财产被侵害的公民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枉法地判决一个借贷他人巨额财产的人不归还财产,那么,借贷方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其结果是,公民合法的财产利益都受到了侵害,且侵害者受不到惩罚。可见,不论刑事诉讼中的枉法,还是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其危害后果是一样的,尽管有时候危害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但实质完全相同。笔者认为,不论办理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司法人员都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都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公道的原则,不允许有任何歪曲、破坏法律即枉法的行为发生。作为禁止枉法的犯罪构成,不论对刑事诉讼中的枉法,还是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枉法,都应当采用同样的规格和标准,而不能厚此薄彼,一个从严,一个从宽。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枉法裁判的必须以情节严重为构成犯罪的基本要素,这就与刑事诉讼中的枉法罪规定了不同的标准。这样的规定,不但在犯罪构成的标准上凸现不平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开脱了枉法者的刑事责任,破坏了法制建设的基础。因为,这样的规定等于宣告司法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可以枉法,只是情节不要严重;也等于给司法人员赋予了一种可以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情节较轻的枉法裁判的特权。然而,只要允许枉法行为存在,不论其情节是否严重,都是对法律的歪曲和破坏,都是对法制建设的恶意践踏。况且,只要允许情节较轻的枉法行为存在,对情节严重的枉法行为也就难以追查。因为,情节是否严重,标准很难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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