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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构想
【作者】 刘祥林【作者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被害人;权益保障;完善;建议
【文章编码】 1004-4043(2005)-9(上)-0026-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7
【页码】 26
【摘要】

因为刑事诉讼构建中的被告人本位观、立法上的疏漏及司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造成了我国的现行立法和司法中对被害人权益保障不力,因此,完善相关立法以及建立对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国家有条件地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制度等,是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现实可行的办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8483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断确立和完善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制度,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联合国通过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进一步确立了保护被害人的国际准则。我国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完善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与国际准则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是在修订后的刑诉法中,被害人也不是“完全或完整”的当事人,并不享有完全的当事人的权利。{1}因此,从我国现实出发,认真研究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构想和建议,对于落实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实现司法的公平与公正,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被害人人权保护的立法缺陷
  1.刑诉法没有对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予以界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存在天然的缺陷。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将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界定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从而将大量的财产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以及单位排除在被害人之外,阻断了他们通过诉讼主张权利的途径。
  2.刑诉法仅规定对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进行赔偿,而没有将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造成了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的欠缺。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已经把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这与我国宪法对人格尊严的保护精神是一致的,但这一精神在刑事法律中却没得到体现,从立法学的角度讲,是一种极不协调的现象。
  3.刑诉法没有对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造成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司法救济问题上权利的不平等。从司法实践看,有相当数量的刑事被害人由于生理上、知识上、智力上以及经济上的原因,迫切需要司法救济和社会援助,由于立法上的缺陷而无法获得。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地保障。被害人同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知情权对于被害人尤为重要。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6条规定:“让受害者了解他们的作用以及诉讼的范围、时间、进度和对案件处理的情况,在涉及严重罪行和他要求了解情况时尤其如此”。然而由于一些执法者的人权保障观念淡薄,加上刑事诉讼立法上的缺陷,造成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知情权通常不能得到充分地保障。其一是不知道刑事诉讼的进程,有的甚至不知道案件的处理结果。其二是不知道自己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哪些权利义务。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通常只是就案件的事实及有关的情节向被害人进行询问。并不告知被害人除了控告或者指证犯罪以外还有哪些权利、义务。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只是依照法律规定,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而且这种告知大多以书面、格式化的形式进行。审判阶段,被害人从法官那里得知有权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对附带民事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而对其他权利并不知晓。应当说,知情权的保障不到位,妨害了被害人诉讼权利及时、有效地行使。
  2.主张权、请求权没有得到切实地保障。被害人请求司法机关依法惩罚犯罪分子是其天然的权利。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这一权利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相互辩论”,但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在审查起诉阶段,许多检察官只是履行了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义务,并没有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发表意见通常也是针对民事赔偿问题,一旦对刑事处理发表看法,往往会遭到法官的制止。而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也通常以自己代表国家进行公诉而对被害人对刑事部分的主张不以为然。
  3.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精神损失与物质损失相比,无论是损害程度还是损害结果,前者往往要重于后者。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此外,仅就物质损害赔偿问题而言,实践中也存在着严格的限制。其一是司法机关在作出附带民事判决时,通常只考虑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不考虑间接经济损失。其二是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不相匹配。如犯罪分子致被害人残疾,除了要赔偿被害人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外,还要承担其行为使被害人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赔偿金额通常是十几万或者几十万元。而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由于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赔偿金额却相对较少,造成赔偿金额与损害结果不成正比。其三是民事赔偿的实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获得物质赔偿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主持下,与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就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取得经济赔偿;二是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向法院提出赔偿的主张,由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第一种情况下,由于犯罪嫌疑人家属期望能够通过主动赔偿损失为犯罪嫌疑人得到从轻处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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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许永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41.121。

{3}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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