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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之变迁
【副标题】 兼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完善【作者】 杨雄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相当理由;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多元化
【文章编码】 1000-5072(2008)05-002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5
【页码】 27
【摘要】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嬗变,与之遥相呼应,美国理论界也一直存在着“相当理由”究竟是固定标准还是滑动标准的论争。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借鉴美国法上的“相当理由”标准,在遵循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规定多元化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保障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正当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7945    
  
  为了防止追诉机关恣意实施限制、剥夺诉讼参与者(主要是被追诉者)基本权益的刑事强制措施[1],保障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正当化,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基于相当理由(probable cause),以宣誓或代誓陈词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令状。”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搜查、扣押经过判例的逐步解释,至今,其所统摄的对象不仅包括该修正案字面意义上的逮捕、拘留、羁押、搜查、扣押等措施,还包括监听、采样、身体检查、盘查等措施。相当理由的证明标准和令状主义的程序要求构成了诸多强制措施滥用的两道防线。就美
  国司法实务变迁而言,从早期对于传闻证据能否作为相当理由判断的证据基础的讨论,到后来,逐步发展出著名的交叉法则(two - pronged test)与综合判断法则(the totality of circumstances analysis)。在特里案{1}之后,则正式将“合理性”(reasonableness )思维从行政领域引入刑事程序中,同时,将一元化的标准陆续发展为多样化的证据门槛。另一方面,就美国理论界而言,明显与实务的变迁遥相呼应,甚至有企图引领法律实务变迁的趋势。可以说,特里案对于美国法上的“相当理由”发展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它对相当理由乃至整个第四修正案条款的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坚持回归传统固定标准与支持“合理性”新思维的两派学者之间的论争。因此,从历史角度分析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相当理由”的演变历程,对于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证明标准的重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相当理由”判断方法的演变
  (一)“相当理由”的证据基础:从传闻证据的不可采到可采
  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运用过程中,许多案件争议的核心都是相当理由是否存在,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实施是否合法。而相当理由的判断,又必须依赖于对相关证据的审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闻能否作为相当理由判断的基础,一直是美国司法实务界探讨的关键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详细地探究相当理由的含义是在1813年的一起罚没物案中,马绍尔(Marshall)大法官认为,“在所有搜查、扣押案件中,相当理由有固定的、众所周知的含义,它包含能够证明有所怀疑的情况”。但是,斯多里(Story)大法官在另外一起案件中指出,相当理由是否存在,取决于记录在案的证据,而不能取决于从其他方面获取的仅仅的一般传闻。{3}而马萨诸塞州著名的首席大法官莱缪尔?肖(Lemuel Shaw)在培根诉唐恩{4}一案中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模糊的传闻可以在相当理由判断中加以权衡。在1886年博伊德诉美国{5}一案影响之下,下级法院改变了马绍尔大法官在罚没物案中对相当理由的理解,韦德诉美国{6}一案即为典型的例证。该案裁决,政府提供的证据——传闻、怀疑和猜测均不能构成相当理由的证据基础。
  在1932年的格鲁诉美国{7}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应更为严格地界定相当理由的标准,主张搜查令状的证据基础必须是未来陪审团亦认为适格的证据。那么仅仅的传闻或者谣言将不能作为相当理由的判断基础。1949年的布林格诉美国{8}一案处理相当理由的问题时,联邦最高法院则改变了前述观点,指出,“就像其名字所暗示的,我们是在解决可能性的问题,这些不是技术上的可能性,它们应是正常、理智、谨慎的普通人,而非法律专家——对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考虑。”该案中,法院还强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普遍接受的证据规则为被指控犯罪的人设立了许多排除性的保护。许多有实质证明力的证据被排除,并不是因为考虑到它的证据价值问题,而是考虑到陪审团可能产生误解或者错误地使用该证据……”。“包括传闻和某人的犯罪记录等证据均可用来证明相当理由的存在”。同样,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也明确规定,确定有无相当理由,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基于传闻证据。
  的确,相当理由作为实施强制措施的基础而不是定罪的基础,由于强制措施的审查程序没有正式的审判程序那么严格(毕竟,对于被追诉者而言,定罪带来的侵害要比实施强制措施大得多),所以,尽管传闻在某种程度上不准确、不可靠,它仍然可以作为判断相当理由是否存在的根据,从而有效地保障审前的追诉犯罪程序顺利进行。
  (二)“相当理由”的判断法则:从交叉法则到综合判断法则
  在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之上,美国判例法中逐步形成了判断“相当理由”的规则。在洛克诉美国{2}一案中,马绍尔大法官首次使用“综合环境”判断方法衡量相当理由标准,要求全面地看待可疑原因,而不是孤立审查。但是,在1964年阿古勒诉德克萨斯州W案及1969年的斯比尼诉美国{10}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线人提供的信息,建立了判断相当理由是否存在的交叉法则。在这一法则之下,以线人所提供的信息作为相当理由的根据,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信息的可信性,通过线人得知信息的基础或者来源来判断此信息是否可信;第二,线人的可信性,即线人本身是否具有令人信赖的品质。交叉法则要求,线人提供信息必须符合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若线人及其提供的信息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则可以根据线人提供的信息认定相当理由的存在,发放令状。
  该交叉法则被1983年的伊利诺斯州诉盖茨案[1l]推翻,盖茨案采纳了新的综合判断法则,该法则要求,法官对于线人所提供的信息,应当在综合考量所有因素后做出判断。交叉法则的二要件不是彻底分开的、独立的,而是纠缠在一起的要素。若某一个要件特别强有力的话,可以弥补另一个要件的不足,换言之,若某一个条件不符合要求,但另一个要件非常强有力的话,仍然可以综合整个案件的情况认定相当理由的存在。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推翻原来的交叉法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相当理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实践性的问题,需要的是普通的常识判断,而不是僵硬的技术规则。这一灵活、实用的标准将比交叉法则更好地平衡第四修正案中的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
  确立交叉法则的法院裁决恰恰印证了大法官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而是经验”。交叉法则和综合判断法则尽管均以证据为基础来判断是否达到相当理由标准,但前者过于仰赖逻辑教条,忽视了具体案情的多变性和流动性,似有法定证据制度的嫌疑。交叉法则试图以一成不变的判断方法来引导实践是不切实际的,它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在某些场合下可能阻碍相当理由的认定,这就无怪乎它很快被综合判断法则所替代。
  二、从一元的“相当理由”向多元证明标准的转变
  从字面意义上看,相当理由和令状原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实施的两个必备要素。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坚持审查是否达到相当理由的证明标准,过于僵化,尤其是对相当理由的审查方法从交叉法则转变为综合判断法则的过程中,“合理性”之思维从行政领域引入刑事程序,强制措施发动前的审查对象从相当理由转变为合理性,这也就最终导致相当理由一元化的证明标准陆续发展为多样化的证据门槛。
  (一)审查对象:从相当理由的判断到合理性的审查
  传统上,对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谓不受不合理搜查、扣押的解释,是指政府必须满足相当理由及令状原则,方可实施逮捕、搜查及扣押等强制措施。然而,1967年的卡马拉诉市政厅一案{12}判决中,出现另一种诠释方式,即从搜查、扣押行为的“合理性”着眼,而非一概要求相当理由及令状二要件的具备。当然,该案中的检查发生在行政领域,所以,“合理性”标准实际上最早是在行政检查领域对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进行突破的。
  在随后的特里案中,法院指出,警察的街头执法,若在程序上须一概要求符合令状原则,可能导致警察权力寸步难行。所以,法院裁决,警察在街头实施拦阻、搜拍行为时,无需遵循令状原则。那么,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相当理由”在警察街头拦阻、拍搜过程中是否仍须满足呢?法院表示假如本案牵涉的警察行为应受第四修正案‘令状原则’的规制,我们势必查明‘相当理由’存在与否,以使得搜查、扣押正当化。然而,本案并非此类型之案件……取而代之的是,本案所涉及的行为应该受到宪法第四修正案排斥‘不合理’搜查、扣押的检验。”也就是说,采取“合理性”标准以决定警方所实施的侵犯被告人身安全的作法是否合宪。法院认为,在面对拦阻和拍搜问题时,应综合当时的一切情形,来判断政府所实施的强制措施是否合理,不应以“相当理由”作为强制措施的发动标准。由此,特里案将卡马拉案中的“合理性”标准引入刑事程序领域中。
  “合理性”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潜藏在令状原则与相当理由背后的“利益衡平”概念在特里案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其它既有的标准会比针对搜查、扣押所获得的“政府利益”及其造成的侵犯程度的权衡更能决定合理性了。法院借用了卡马拉判决中的权衡法则(Banlancing Test),权衡政府行为的必要性,及其政府行为对个人所带来的侵犯。本案中,被告人的利益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行动自由;而政府的利益在于两方面:第一,犯罪防止及侦查的有效性;第二,保护警察的安全。法院斟酌上述两种不同利益后,认为本案中警察在观察嫌疑人后,对嫌疑人涉嫌犯罪形成了“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因而实施的拦阻和拍搜是合理且合法的。
  毫无疑问,相当理由一直保持着它朴素的品质,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犯罪人和犯罪行为时,评估警察搜查、扣押行为的合宪性,这种单一的相当理由评价标准显得捉襟见肘,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顽固地坚持相当理由标准往往令人困惑,甚至在有些时候是不恰当的,其结果是排除了明智的搜查,而允许了不合乎规则的搜查。特里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第四修正案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案件。这一案件涉及到对令状条款、相当理由条款、排除规则的再解释,因而影响到之后若干年的司法实践。在特里案之后,许多律师、学者、法官仍然在为领会该案裁决和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真正内涵而努力。在这些讨论中,形成了两派观点,爱玛尔将其归纳为“好特里”(the good Terry)理论和“坏特里”(the bad Terry)理论{13}1097。好特里理论主张,是合理性,而不是令状要求和相当理由证明标准构成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试金石。坏特里理论则恰恰相反。
  随着从相当理由的判断到合理性审查的转变,有美国学者认为,应当从立法、司法、陪审团制度三方面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确保合理性审查不被滥用。首先,立法机关应当改革搜查、扣押规则。行政机关(包括警察部门)还要颁布搜查、扣押的实施准则;其次,从司法角度看,法官关注的焦点应当是在宪法条文的合理性,法官应当构建一个原则来确定哪些是法律上的侵犯第四修正案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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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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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Carroll v. United States,267 U.S.13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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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C. M. A. McCauliff, Burdens of Proof: Degrees of Belief, Quanta of Evidence, or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J]35 Vand. L. Rev.(1982).
  {23}Christopher Slobogin, Terry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J],72 St. John's L. Rev.(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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