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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司法考察及立法建议
【作者】 张玲【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作品;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声誉;作品同一性;修改权
【英文关键词】 works; right of integrity; author' s reputation; identity of works; right of alterat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28
【摘要】 研读我国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判决书后发现,法官的裁判标准各异,存在同案异判现象,权利规则需要在反思后予以完善。作者声誉不属于著作权保护的精神利益,应回归人格权保护范畴。保护作品完整性的体系价值在于:确保作品的同一性,即表达信息的完整性和思想与表达的一致性。应取消修改权,将误读的含义归还保护作品完整权。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方式包括:作品文本的改动和作品文本之外的改动;侵权判定标准的基点由作者声誉回归作品本体,并以社会公众作为判断的主体标准。
【英文摘要】 Chinese judicial decision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of integrity expose varied trial standard by judges, which leads to like cases with difference judgment. The rules on the right of integrity need to be refined upon reflection. The author' s reputation should be part of personality right instead of spiritual interests of copyright. The value of the right system is to ensure the identity of works, meaning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integrity of expressed information and the expressed thoughts. The alteration right should be cancelled, and the concept of “misunderstanding” falls into the scope of the right of integrity. The infringement behaviors include the changes made to and beyond the text of the work. The infringement judgment standar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work itself rather than the author' s reputation; the public should be made the subject of the judg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825    
  
  我国《著作权法》10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是一项著作人身权。但是,无论在学界还是实务界,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有关的问题均存在争议。作品完整性如何理解?其与修改权是分立还是合并?作者声誉受损是否是侵权判定标准?当下,我国著作权法正值第三次修改,本文认为,应该在案例实证考察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体系化视野下的深入探讨,最终在立法论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完善规则设计。
  一、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司法考察
  在著作权权利体系中,保护作品完整权比较独特,不存在权利主体自己主动行使或授权许可他人行使方式,属于消极、保守、防御型权利,只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基于该权利的上述特点,考察司法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首先聚焦于司法实务,研读判决书文本,梳理司法实践样态,分析法官的审理思路及其在侵权判定过程中所阐述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以从中发现问题,归纳提炼能够上升为立法规范的司法实践经验。为此,本文选取了76个案例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一)案例样本的选取
  案例样本来源如下。
  1.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
  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司法案例”栏目“高级检索”界面,分别采用以下检索方法采集数据。
  检索方法一:在“案由”项下选择“保护作品完整权”,“文书类型”项下选择“判决书”,得到16条数据。剔除内容相同数据1条、同案一审数据1条、同一法院针对相同原告的不同作品作出相同判决的数据2条,得到12例样本。
  检索方法二:以“保护作品完整权”为关键词进行标题精确检索,限定案由为“知识产权”,文书类型为“判决书”,得到32条数据。剔除与检索方法一重复的数据16条、内容相同的数据1条、同案的一审数据4条,得到11例样本。
  检索方法三:以“保护作品完整权”为关键词进行全文精确检索,限定“案由”为“知识产权”,“文书类型”为“判决书”,然后:
  一是在“参照级别”项下依次选择“公报案例”“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报》”和“《人民司法.案例》”,共获得36条数据。剔除与检索方法一重复的数据1条、内容相同的数据1条、文书内容不全的数据1条、保护作品完整权仅作为著作权的权项提及而无分析价值的数据6条、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无实质关联的数据16条,得到11例样本。
  二是在“法院级别”项下首先选择“最高法院”,得到6条数据,剔除与“典型案例”检索结果相同的数据2条、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无实质关联的数据2条,共得到2例样本;其次选择“知识产权法院”,得到76条数据,剔除与检索方法一重复的数据1条、同一法院针对相同原告的不同作品作出相同判决的数据28条、保护作品完整权仅作为著作权的权项提及而无分析价值的数据41条,得到6例样本。
  综上,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检索,共获得42例样本。
  2. 威科先行数据库
  在“威科先行”数据库“案例”栏目,首先采用前述检索方法一和检索方法二,分别获得5条和15条数据。数据内容均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相同;其次采用检索方法三:在“审理法院”项下依次选择“最高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案由”项下选择“著作人身权纠纷”,共获得147条数据。剔除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检索结果相同的、没有分析价值的134条数据后,得到13例样本。
  3. 文献析出的典型案例
  将保护作品完整权相关参考文献中引用频率较高的案例进行梳理、归纳,与上述两个数据库得到的案例比对,剔除重复案例之后,再加上近期最新公布的裁判信息,共得到18例样本。
  通过以上三个途径,总计获得73例样本。在73例样本中有3个案例涉及多件作品,法院分别作出了两种不同的判定结果。因而将该3个案例记作6个样本数据。最终形成76个样本,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
  (二)案例样本呈现的司法实践样态
  1.案例样本的结案情况
  (1)案例样本的结案审级和结果
  76例样本中,一审、二审和再审的结案数量分别为25例、47例和4例,各自占比:32.89%、61.84%、5.27%。[1]47个二审案件中,法院判决维持和改判的分别为40例和7例,各自占比为85.11%、14.89%。4个再审案件中,维持和改判均为2例,各占50%(见表1)。数据说明:此类案件的上诉率较高;二审法院对改判持相对谨慎态度。
  表1案例样本的结案审级和结果

┌──────┬──────┬─────────────┬─────────┬────┐
│案件审级  │一审    │二审           │再审       │    │
├──────┼──────┼─────────────┼─────────┼────┤
│样本数量  │25     │47            │4         │    │
├──────┼──────┼─────────────┼─────────┼────┤
│百分比   │32.89%   │61.84%          │5.27%       │    │
├──────┼──────┼──────┬──────┼──────┬──┼────┤
│判决情况  │——    │维持    │改判    │维持    │  │改判  │
├──────┼──────┼──────┼──────┼──────┼──┼────┤
│样本数量  │——    │40     │7      │2      │  │2    │
├──────┼──────┼──────┼──────┼──────┼──┼────┤
│百分比   │——    │85.11%   │14.89%   │50%     │  │50%   │
└──────┴──────┴──────┴──────┴──────┴──┴────┘

  (2)案例样本的结案法院
  76例样本中,最高人民法院审结5例,高级人民法院审结18例,中级人民法院审结39例(其中知识产权法院审结10例),基层人民法院审结14例,各自占比为6.58%、23.68%、51.32%、18.42%(见表2)。数据表明:此类案件多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表2案例样本的结案法院

┌───────┬───────┬───────┬───────┬───────┐
│法院审级   │最高人民法院 │高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 │
├───────┼───────┼───────┼───────┼───────┤
│样本数量   │5       │18      │39      │14      │
├───────┼───────┼───────┼───────┼───────┤
│百分比    │6.58%     │23.68%    │51.32%    │18.42%    │
└───────┴───────┴───────┴───────┴───────┘

  2.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支持率
  (1)原告的请求权基础
  76例样本中,原告单独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之诉36例,占比47.36%;原告同时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侵权之诉35例,占比46.05%;原告同时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和改编权侵权之诉1例,占比1.32%;原告同时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和名誉权侵权之诉1例,占比1.32%;原告同时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和改编权侵权之诉2例,占比2.63%;原告同时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和名誉权侵权之诉1例,占比1.32%(见表3)。数据表明:原告大多选择的请求权基础是单一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或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的组合。
  表3原告的请求权基础

┌────────────────┬──────────┬──────────┐
│原告的请求权基础        │样本数量      │百分比       │
├────────────────┼──────────┼──────────┤
│保护作品完整权         │36         │47.36%       │
├────────────────┼──────────┼──────────┤
│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     │35         │46.05%       │
├────────────────┼──────────┼──────────┤
│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     │1          │1.32%        │
├────────────────┼──────────┼──────────┤
│保护作品完整权、名誉权     │1          │1.32%        │
├────────────────┼──────────┼──────────┤
│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改编权 │2          │2.63%        │
├────────────────┼──────────┼──────────┤
│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名誉权 │1          │1.32%        │
└────────────────┴──────────┴──────────┘

  (2)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支持率
  76例样本中,原告提起保护作品完整权、修改权、改编权和名誉权侵权之诉的案例样本分别为76例、38例、3例和2例,法院判决支持的案件数量分别为31例、24例、1例和1例,支持比例依次为40.79%、63.16%、33.33%和50% (见表4)。数据表明:法院确认修改权侵权成立的比例高于保护作品完整权。
  表4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支持率

┌──────┬────────────┬──────────┬───────┐
│      │作为原告的请求权基础的样│法院判定支持的样本数│法院支持率  │
│      │本数量         │量         │       │
├──────┼────────────┼──────────┼───────┤
│保护作品完整│76           │31         │40.79%    │
│权     │            │          │       │
├──────┼────────────┼──────────┼───────┤
│修改权   │38           │24         │63.16%    │
├──────┼────────────┼──────────┼───────┤
│改编权   │3            │1          │33.33%    │
├──────┼────────────┼──────────┼───────┤
│名誉权   │2            │1          │50%      │
└──────┴────────────┴──────────┴───────┘

  3.法院采用的侵权判定标准
  (1)法院采用的侵权判定标准总体概观
  在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判定标准问题上,存在主观说与客观说之分。主观说以心理为基点,侧重考察是否存在歪曲、篡改的主观因素。客观说以原告人格为基点,侧重考察是否因被告歪曲、篡改作品的行为,而导致原告的名誉降低。76例样本中,因原告无权利基础或其主张证据不足被驳回的有7例,予以排除。剩余69例样本中,法院采主观说的54例,采取客观说的15例,分别占比78.26%和22.74%。数据表明:主观说占主流。另外,适用主观说的54例样本中,原告胜诉29例,败诉25例,分别占比53.70%和46.30%;适用客观说的15例样本中,原告胜诉2例,败诉13例,分别占比13.33%和86.67%(见表5)。数据表明:法院采用主观说对原告一方更为有利。
  表5法院采用的侵权判定标准

┌──────┬─────────────┬─────────────────┐
│判断标准  │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             │
├──────┼─────────────┼─────────────────┤
│样本数量  │54            │15                │
├──────┼─────────────┼─────────────────┤
│百分比   │78.26%          │21.74%              │
├──────┼──────┬──────┼────────┬────────┤
│判决结果  │原告胜诉  │原告败诉  │原告胜诉    │原告败诉    │
├──────┼──────┼──────┼────────┼────────┤
│样本数量  │29     │25     │2        │13       │
├──────┼──────┼──────┼────────┼────────┤
│百分比   │53.70%   │46.30%   │13.33%     │86.67%     │
└──────┴──────┴──────┴────────┴────────┘

  (2)改判案件中法院采用的侵权判定标准
  76例样本中,法院改判9例。其中,4例改判为侵权,5例改判为不侵权,分别占比44.44%和55.56%。改判案件前后判决均适用同一标准的5例,并且均采用主观标准;适用不同标准的4例,其中,一审采主观标准、二审采客观标准的3例,一审采客观标准、二审采主观标准的1例(见表6)。数据表明:一审和二审法院采用不同的侵权判定标准会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即使采用相同的侵权判定标准,把掌握尺度不一,也会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
  表6改判案件法院采用的侵权判定标准

┌───────┬───────────────┬───────────────┐
│改判结果   │改判为侵权          │改判为不侵权         │
├───────┼───────────────┼───────────────┤
│样本数量   │4               │5               │
├───────┼───────────────┼───────────────┤
│百分比    │44.44%            │55.56%            │
├───────┼───────────────┼───────────────┤
│标准同一性  │前后一致           │前后不一致          │
├───────┼───────────────┼───────────────┤
│样本数量   │5               │4               │
├───────┼───────────────┼───────────────┤
│百分比    │55.56%            │44.44%            │
├───────┼───────┬───────┼───────┬───────┤
│判断标准   │均为主观   │均为客观   │前主观后客观 │前客观后主观 │
├───────┼───────┼───────┼───────┼───────┤
│样本数量   │5       │0       │3       │1       │
├───────┼───────┼───────┼───────┼───────┤
│百分比    │55.56%    │0%      │33.33%    │11.11%    │
└───────┴───────┴───────┴───────┴───────┘

  4.判决书裁判理由概观
  裁判文书在是否构成侵权的裁判理由方面,详细展开释法、说理和论证的很少。多数判决或一笔带过,或只进行相对简单的解释即下结论,例如,没有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尚未达到歪曲、篡改原作品的程度等。采客观说的判决书在认定被告歪曲、篡改作品的行为后,直接认定作者声誉受到了损害,将被告对客体(作品)的歪曲、篡改等同于权利主体(作者)的声誉受损,至于如何损害了作者声誉,并没有论证。其从事实认定部分直接就到了裁判结果,中间没有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没有展开法律论证,没有将规范要件与事实要件相联系和比对分析。公众在判决书中看不到法官如何采用司法三段论,将小前提的事实要件涵摄到大前提的规范要件中,进而得出裁判结论的推理过程。
  上述案例样本的实证统计数据说明,在我国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同案异判现象,法院适用侵权判定标准混乱,裁判尺度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司法乱象说明立法需要完善。因此,我们应在法理层面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原点,即体系价值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构建起明确、合理的规则体系。
  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体系价值
  著作权是一个权利束,由一系列权利组成,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体系。在此体系中,每一项权利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发挥其独特的功能。所有权利组合在一起,使作品之上的利益得到全方位保护。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体系价值是构建具体规则的原点,决定着规范内容的设计。
  (一)保护作品完整权价值定位的观点梳理
  要弄清楚什么是保护作品完整权,前提应正确把握为什么要设置该权利,该权利的功能是什么?在著作权权利体系中的独立价值何在?对此,在笔者检索到的文献中鲜有专题论证,只是在论述相关问题时,直接作为命题提出,并且因赞同或否定将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作者人格、精神利益相连,而存有争议。其中肯定说居多数,强调“作者声誉”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应有之义,以防止他人破坏作者的“精神、人格的特征”。[2]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赋予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人权的保护。[3]精神权利保护的初衷是维护自然人通过作品体现的人格、审美和道德等精神层面的要素不被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作者享有的制止因歪曲篡改作品导致人格精神受损害的权利。[4]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尊严型权利,系作者对作品中所体现的其人格加以维护的权利,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尊严、价值和个性。[5]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功能是保护作者的声誉、名誉以及在使用作品时对作者的尊重。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意义在于,……对作品的歪曲、分解或者错误表述都是对作者人格表达的损害,从而损害了作者的艺术身份、人格和荣耀,从而损害了法律所应该保护的个人人格利益。[6]学界的肯定说影响到了司法实践,在案例样本中,有的判决书持相同观点,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的是作者的声誉,例如李守白诉王林山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纠纷案[7],沈家和诉北京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及侵犯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案[8],龚凯杰诉浙江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9],张牧野诉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案[10]。
  否定说主张:人在欣赏作品时总是希望作品原貌得以保持,因此,建构作者人格权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和文化的安稳传承,而不是为了尊重作者创作了作品的事实(虽然它是事实不假)或维护所谓的作者精神利益(虽然附带产生了此效果)。[11]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作者维持自己的思想、观点与作品的同一性提供了法律保障,从而维护了作品所体现的作者的价值、尊严和个性,并能够使公众透过作品知晓作者内心的想法。因而,有损作者声誉不是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构成要件。[12]在案例样本中,有的法院即认为作者声誉不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对象,例如,张旭龙诉人民美术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案[13]、任梦璋等诉河南省集邮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14],等等。
  (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应涵盖作者人格利益
  本文认为,著作权权利体系中的每一种权利,诸如复制权、表演权、改编权和广播权等,[15]都是针对作品的行为。依此逻辑,考虑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定位问题,也应以客体(作品)为基点,而不是主体(作者)。因此,保护作品完整权中不应包含作者声誉、人格利益,不能将著作权混同于人格权。
  1. 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作者声誉关系的立法例
  在比较法视野下,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作者声誉的关系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立法例。肯定立法例要求对作品的歪曲、篡改须达到“对作者的声誉和名誉造成损害”程度。《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规定,作者有权反对对其作品进行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或其他损害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精神权利方面延续了《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此外,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和印度等国,也明确规定禁止有损作者尊严或者声誉的损毁、利用作品的行为。否定立法例并不要求“有损作者尊严”,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瑞士等。[16]特别是《日本著作权法》20条第1款明确规定,作者有权禁止“违反其意志对其作品或标题进行的修改、删除或者其他改变”。[17]我国著作权法在制定时虽然参考了《伯尔尼公约》第6条,[18]但也只是规定“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并没有要求达到损害作者声誉的结果。
  2. 作者声誉不属于著作权保护范畴
  声誉是社会公众对特定民事主体的认知、评价,依赖于物质性人格利益而存在,[19]具有固有性、专属性和不可剥夺性,属于人格权保护范畴,应与基于作品而产生的著作权区别开来。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就外在于人体本身。对作品的评价不同于对作者本人人格的评价。即使是对作品的负面评价也不直接等同于作者的社会评价降低了。[20]前者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导致后者的结果。这期间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期间是对作品的评价,质变才是作品的评价影响到了对作者作为一个人的评价。而此时已经脱离于作品,不再属于著作权范畴,落入人格权领域中的名誉权范畴。
  基于作品的精神利益不同于基于人身的人格利益。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智力创作成果。因此,只要作品创作完成后,基于作品而产生的利益,都应归属于著作权法规范效力之内,应与人格权法保护的人格利益区分开来。著作权法不保护人格利益,保护的是作品中体现的与作品相关的作者的精神利益。人格要素之上的人格利益与作品之上的精神利益不能混淆。[21]名誉权的内在价值是人作为法律主体应当得到尊重,[22]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内在价值是作品应当得到尊重。
  3.作者声誉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取向不符
  以《伯尔尼公约》为代表的立法模式将保护作品完整权界定为禁止对作品进行有损作者声誉的更改。《英国版权、设计与专利法案》第80条也规定,反对对作品进行贬损处理,并进一步解释:若处理扭曲了作品或破坏作品之完整,或者有损于作者或导演的名誉和声望,则该处理为贬损处理。据此,该立法模式并不禁止没有损害作者声誉的更改。我国学者也主张:如有关行为并不能对作者的声望或声誉构成损害时,对作品所为的任何修改均不构成侵权。[23]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亦持该观点,以被告对作品的改动没有贬低、丑化,作者声誉没有降低为由,否认侵权。[24]可见,作者声誉肯定说只是禁止对作品负面影响的修改。而这大大缩减了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够禁止的修改作品行为的范围。然而,未经许可对作品的非贬损性修改即使没有造成作者的名誉损害,也会破坏作品的同一性。并且,严格说来,破坏作品完整性的行为与有损作者声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对作品未经许可的更改,有可能带来不同的评价:正面、负面或无影响。但不管是哪一种评价,只要是破坏了公众对作品同一性的认知,就都属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禁止的行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未经许可的修改产生了正面评价,也不能以此为由否定该行为侵害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著作权权利体系中,设置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在于确保作品的同一性,即作者表达信息的完整性以及思想表达的一致性,而不是要保护作者声誉。例如,巴西插画师Lucas Levitan在他人摄影作品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画上幽默怪诞的插画,由此改变照片原本的含义,赋予照片以有趣的新故事。图片所传达的内容,照片与绘画的结合创作方式,都获得了网民的赞誉。Lucas的作品给人带来快乐和温暖。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照和名人照在Lucas的二次创作后妙趣横生。同时,Lucas有的作品也隐藏着对生活深刻的思考,给人以警示和慰藉。[25]Lucas未经许可的修改不仅破坏了原作品的表达信息的完整性,也破坏了原作品主题与表达的同一性,侵害了原作品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网民的赞誉也不能成为阻却侵权的理由。保护作品完整权只关注是否破坏了客体——作品的同一性、完整性,而无需考虑创作客体的主体——作者的声誉是否受损。
  (三)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定位探寻
  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26]是作者所思所想的外在表达。保护作品完整权设置的逻辑起点是:作者有权要求他的思想既不被改变也不被歪曲,社会公众也有权要求他所得到的人的精神产品保持原作者的表达形式。[27]基于此,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定位在于作品的同一性,具体表现为两方面:表达信息的完整性、思想与表达的一致性。
  1. 表达信息的完整性
  作品作为作者的智力成果,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该表达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作品的最终呈现形式,如文字作品的语言、美术作品的画面、音乐作品的曲谱等;第二,构成作品最终形态的主要框架性内容,即作品中受保护的独创性构成元素,如小说、戏剧、电影等作品的情节、主要人物及其关系等。受版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既包括作品的最终呈现形式,也包括作品中受保护的独创性构成元素。[28]据此,保护作品完整权对应的义务是“不得擅自修改作者的作品”,旨在保护作品原貌。[29]表达的两个层面均不允许被破坏。
  2. 思想与表达的一致性
  著作权法遵循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即只保护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而不保护主题、思想、观点、事实、功能等。二分法源于美国判例,并被1976年《美国版权法》确认,正式成为法律规定。之后,《TRIPS协议》等国际公约以及世界各国立法大多继受了该原则。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实际适用该原则处理纠纷。[30]该原则自创建以来,一直伴随着质疑的声音,被批评是一个语义的和历史的谬误,轻则会导致司法专横,重则会导致实质不正义。但是,批评者并没有提出比它更好的替代制度。“思想”与“表达”之间的界限虽然模糊,但是其隐喻的意义是明确的,即为了解决版权保护对象问题,其宗旨是划定版权保护对象与公有领域之间,以及版权保护对象与专利权保护对象之间的界限。[31]因此,本文赞同我国著作权法修正案确认该原则。[32]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但是思想在著作权法中并非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不是单纯的表达,任何表达都蕴含着一定的主题思想,表达是为思想而存在。表达对应符号的能指,思想对应符号的所指。同一所指(思想)存在不同能指(表达)。[33]而正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对所指(思想)进行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设计后,选择相应的符号要素,创作出具有独特个性的符号组合——表达。因此,一个作品是思想与表达的结合。据此,作者一旦创作完成作品后,其他任何人应该尊重作品中思想与表达的结合,不能割裂这种结合。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价值即在于维护思想与表达的结合,禁止他人破坏思想与表达的一致性。
  三、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修改权的关系
  在我国著作人身权体系中,涉及作品改动的权利,除了保护作品完整权,还有修改权。司法实务中,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往往集中在上述两种权利上。此外,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内涵如何界定,也涉及到与修改权的关系,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的争议问题之一。
  (一)学界、司法界关于两权关系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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