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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论
【副标题】 兼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
【英文标题】 The System of Arrestinent Attached by Convicted Conditions:Comments on “People’s Procuratorate for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Reviewing arrestment” Article 4
【作者】 冀祥德【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强制措施;逮捕;附条件;诉讼定位;制度构建
【英文关键词】 Compulsory Measures; Arrestment; Conditioned; The Status in Litig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4
【页码】 28
【摘要】 附条件逮捕一经问世,即引起一片质疑。在以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为中心的争论中,法律界与法学界人士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附条件逮捕的实质是附定罪条件逮捕,应当被定位于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下的一项制度;它不是孤立的制度安排,而是系统的制度构建;不是简单的逮捕条件的降低,而是法定逮捕标准的分层次适用;不仅具有控制犯罪的价值,同时还有人权保障的目的;不仅是检察机关进行的一项工作探索,而且是中国司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的必然性制度改造。
【英文摘要】 The system of conditional arrestment,many queries once it came out. In the debate which centers on justnessfoundation of this system,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law academics expressed all kinds of ideas .In my opinon, conditionalarrestment, essentially, is attached by convicted conditions. It should be defined as a system under the triage mechanismof reviewing arrest system. It is not an isola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ut is a systematic sysytem construction; notsimply lowers the arrestment conditions, but applies the arrestment statutory standards at different levels. This system notonly has the value of controlling crimes, but also intend to protect human rights;not only is an exploration of Procuratori-al Institutions, but also a necessary insitution constrction as to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gett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intema.-tional criminal judicial cod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6064    
  
  我国司法实践中近期出现了适用逮捕措施的一种新方式—附条件逮捕。该做法从检察机关二、三年来内部的摸索适用,到近期的专题研讨,学界和实务界对于这一事关公民人身自由的重大问题,见仁见智,反响强烈,司法实践中的执行情况也有较大差异。附条件逮捕是法治的进步还是倒退?有没有法律基础等正当性根据?是单向的追求惩罚犯罪还是兼有人权保障的价值?是羁押率的提高还是降低?围绕上述敏感的问题,人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对学术界的质疑态度,一些实务部门似乎“底气”也不够充足,有限的回应中,理由明显勉强、肤浅和简单,有的甚至认同了个别学者关于该做法“关起门来说很好,敞开门没法说出口”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制度改造,是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还是继续予以探索与实践,进而规范化、制度化,成为法律人不得不直面的抉择。笔者从一开始即密切关注附条件逮捕的实践状况与发展命运,现从诉讼形态构造和中国法治发展的视角,对附条件逮捕的存废之争略述管见,以求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全面认识与准确把握。
  一、附条件逮捕诉讼形态定位:附定罪条件逮捕
  (一)附条件逮捕的产生背景
  附条件逮捕在司法实务中的实践,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2005年5月11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概括其有关讲话内容及其精神,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对逮捕的三个条件要全面把握,整体衡量,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其二,基本构成犯罪确需逮捕的,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必须基本构成犯罪,即要达到‘八九不离十’的程度;根据现有证据综合分析,案件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必须符合逮捕的可能处刑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其三,为了保证这类案件的逮捕质量,在批捕时,要采取两条保障措施:一是要给侦查机关发补充证据通知书,并跟踪掌握其补证情况;二是对侦查机关经过努力仍然难以取到证明构成犯罪的充足证据的,要及时撤销批捕决定。2006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第4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在笔者看来,朱孝清副检察长的讲话以及《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是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第60条关于逮捕的条件理解不一致、各地检察机关对逮捕的标准执行不一致、特别是在将逮捕的标准等同于起诉和审判定罪的标准、实践中较普遍地提高了逮捕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的,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统一规范全国逮捕案件的适用标准,另一方面在于加强对“例外”案件的犯罪控制,同时改善检警关系,有效推行检察引导侦查工作的开展。但是,实践中对其理解和执行情况,却存在较大差异。
  (二)附条件逮捕在认识及实践中的差异
  准确地说,附条件逮捕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些检察机关在执行《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有的也称之为有条件逮捕、相对逮捕。对于其内涵没有一致性认识,实践中的操作情况差别很大。实务部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附条件逮捕是“未达到逮捕标准的逮捕”,是认为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尚未达到批准逮捕标准,但确实具备补充、完善证据的条件及可能,而且侦查机关愿意并已有补充侦查具体计划与方案的,可以先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要求侦查机关进一步完善证据材料的一种强制措施。[1]也有人认为,附条件逮捕是逮捕的一项辅助措施,是指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附加一定的条件暂时予以先行批准逮捕,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所附加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就作出正式批准逮捕的决定,反之,附条件逮捕的决定将被撤销。[2]第二种观点认为,附条件逮捕是检察机关办理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时,对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可以批准(或决定)逮捕,同时给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要求补充列明的证据,侦查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获取要求补侦的证据时,检察机关及时撤销原逮捕决定。[3]第三种观点将附条件逮捕引申为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认为是指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批准逮捕。逮捕后,检察机关及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并对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情况和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对于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得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或者经审查后认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4]
  由于认识上的不同,实践中附条件逮捕的执行情况不仅有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持第一种观点的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降低了逮捕的法定条件,扩大了逮捕的范围,导致了逮捕措施的滥用,所以成为学者的诟病。持第二种观点的检察机关,没有深刻认识到附条件逮捕所附条件系何条件,又难以准确把握“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和“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的适用,所以面对质疑,“心中无底”。第三种观点将附条件逮捕进一步引申为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实际上突破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的规定,虽然认识与第二种观点基本相同,但是其定期审查机制的引入,无疑使得附条件逮捕趋于理性和诉讼形态化。
  (三)附条件逮捕的存废之争
  附条件逮捕在司法实践中一经适用,便引来众多的质疑。焦点主要集中在法律根据和人权保障两个方面:
  1.附条件逮捕是否有法律依据之争。有反对者认为,附条件逮捕之“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是检察机关在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尚未达到法定逮捕标准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逮捕决定。虽然在作出逮捕时,要求审查批捕机关考虑侦查机关是否具备补充、完善证据的条件和可能,并提出补充侦查的具体计划与方案,但从根本上说它降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标准,系违反法律的一种逮捕方式。[5]对此,支持者的回应是:附条件逮捕是一种特殊的逮捕方式,附条件逮捕在适用时,虽然证据还达不到逮捕之条件,但加上所附“条件”,整个逮捕措施的适用依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6]
  2.附条件逮捕是否侵犯人权之争。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附条件逮捕是对法治原则的严重破坏,是检察机关的法外自我授权,在实质上任意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一种变相的侵犯人权。反对者从“侵犯人权”一说又延伸出三种担心:有罪推定、以捕代侦和导致高羁押率。担心有罪推定者认为,附条件逮捕是不够法定逮捕条件而逮捕,是有罪推定观念的产物;担心以捕代侦者认为,附条件逮捕使逮捕成为侦查机关破案的工具,沦为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担心导致高羁押率者认为,附条件逮捕会导致高羁押率,违背了现代刑事法治低羁押率、非监禁刑化的发展趋势。对此,支持者主要有“实践需要说”和“例外说”两种观点:“实践需要说”认为,附条件逮捕是实践中产生的客观需求,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尤其适应严打时期的需要,并非检察机关无根据的独创,同时实施效果总体是良好的。持此观点的还进一步认为,人权不应只包括个人的生存、发展、自由等权利,集体人权也是人权,是个人人权的基础和保障,为保障大多数人的集体人权牺牲少数人的个人人权在实践中不乏其数,也是正当的;“例外说”认为,法定的逮捕条件之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对该条件之理解有多种,其中“一般原则加例外”的证明标准说最能体现其内涵,符合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检察机关在批准或决定逮捕时,通常须严格掌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适用附条件逮捕要求的“基本构成犯罪”的证明标准仅是例外情况。
  (四)附条件逮捕的实质是附定罪条件逮捕
  纵观对于附条件逮捕的各种看法,否定派似乎言之凿凿,肯定者却底气不足。笔者认为,“加上所附证据条件,逮捕的适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之说,从逻辑上实际承认了附条件逮捕决定的违法性,它所认为的“只要加上附加条件即合法”的说法显然是一种逻辑悖论。因为,附条件后证据的获得是或然的,而非肯定的。虽然在继续侦查后有可能获取相关的证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作出附条件逮捕决定时,逮捕条件即已成就;而且,重新审查中虽有可能因附加条件未实现而撤销逮捕决定予以补救,但毕竟已经进行的逮捕羁押已成为事实。“实践需要说”从实践需要角度来说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必要性,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逻辑底线建立在该制度违法的前提之下,只不过是因为实践需要就可以实施。所谓“保护集体人权可以牺牲个人人权”之说,且不论“集体人权”之说是否妥当,仅就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的价值取舍即是一个两难的命题。集体人权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无法细细描述和集体衡量;但是个人人权组成集体人权却是肯定的,侵犯个人人权显然必然侵犯到集体人权,既然侵犯到了个人人权,则遑论以保护集体人权牺牲个人人权的正当性,更何况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个非常手段。相对于上述两个说法,“例外说”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强调了附条件逮捕的限制适用性和补充例外性,回应了“侵犯人权说”对侵犯“多数人”人权的担心。但是,“例外说”将其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例外就可以侵权”观点之上,显然必受垢病。
  笔者认为,无论是肯定者的观点,还是否定者的认识,皆缺乏对附条件逮捕所附条件系何条件这一基本问题的解读。在笔者看来,《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意旨之下的“附条件逮捕”,所附条件乃附定罪条件,而非附逮捕条件。如果所附条件系逮捕条件,即意味着降低了逮捕的法定条件,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是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的违法行为。只有将附条件逮捕所附条件解读为定罪条件,才符合诉讼形态构造对强制措施的需求和中国法治发展的需要。因为,仅从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条件而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的当然可以逮捕,对“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逮捕,但是,必须附定罪条件。此方为对附条件逮捕的正确解读。
  基于此,笔者认为,附条件逮捕的实质是附定罪条件逮捕。由于“附条件逮捕”名称没有起好,导致理解和做法上出现偏颇。为避免歧义,笔者建议将“附条件逮捕”修改为“附定罪条件逮捕”,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附条件定罪逮捕是指在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下,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定罪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特定个罪案件和特殊时期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确有逮捕必要的,可以附定罪条件予以逮捕。适用附定罪条件逮捕的案件,应当在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同时,向侦查机关作出补充侦查指导意见,列明定罪需要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规定补充侦查的完成期限,及时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必要性及继续侦查工作情况。侦查机关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能查明相关事实和取得所需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二、附定罪条件逮捕诉讼构造定位:逮捕案件分流机制的下位制度
  从笔者对上述附条件逮捕的内涵界定可以看出,作为附条件逮捕的支持者,笔者的观点与上述肯定派与否定派的观点均有不同,甚至在认识、理念和制度构建上截然相反。笔者是在一种理性的诉讼形态视野之下,将附定罪条件逮捕定位为整个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的一种下位制度。因此,对于该制度的构造定位,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一)从附条件逮捕做法到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
  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现在只有司法实践中附条件逮捕的做法,但是,还没有形成附条件逮捕制度。在对附条件逮捕的认识与理解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实践中的做法也比较混乱,有的甚至是在借附条件逮捕之名,行滥用逮捕之实。侦查机关中有人认为,附条件逮捕就是检察机关在逮捕的适用上的“网开一面”,是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的“权宜之计”。检察机关人员中有人认为,附条件逮捕就是“附加一定的条件暂时予以先行批准逮捕,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所附加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就作出正式批准逮捕”;[7]有的检察官还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68条中增加一款,“对于人民检察院认为经过补充侦查能够达到逮捕条件的重大、疑难案件,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明确的补充侦查要求后,予以逮捕两个月”,[8]明确地表达了附条件逮捕就是对不够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的认识。在2008年8月30日,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联合主办的“逮捕制度的深化与发展专题研讨会”上,来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部分与会代表,在发言中也明确阐述和介绍了附条件逮捕就是对不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附一定条件予以逮捕的认识和做法。
  为此,笔者认为,必须澄清对附条件逮捕的认识与定位。进一步说,如果将附条件逮捕定位于“对不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附一定条件予以逮捕”,那么,附条件逮捕必须立即叫停。在笔者看来,朱孝清副检察长的讲话以及《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所述意义上之附条件逮捕,应当统一认识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附条件逮捕既不是逮捕措施的“网开一面”,也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正式逮捕的前置或者辅助措施”,而是刑事诉讼法第60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条件的应有内涵和逮捕制度的应有外延;第二,附条件逮捕所附之条件,不是附“逮捕条件”,而是附“定罪条件”;第三,附条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是符合法定逮捕标准的,只不过尚未达到定罪标准。因此,鉴于当下对附条件逮捕认识不一、做法混乱的现实状况,应当对附条件逮捕尽快统一到附定罪条件逮捕的认识上来,通过构建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规范做法。
  (二)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的诉讼构造定位
  笔者认为,不能就附定罪条件逮捕而论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看,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不应当是孤立的制度安排,而应当是系统的制度构建。在笔者的设计之中,至少应当有两个制度构造上的改革:
  1.在建立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之下构建附条件逮捕制度。这里的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既包括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也包括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通过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的建立,使得一部分案件在较高的逮捕条件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措施,一部分案件适用一般的逮捕标准,对于附定罪条件逮捕的案件则适用较低的逮捕标准。如此,通过审查逮捕案件的分流,可以实现对多数案件逮捕标准的从严掌握,只有对少数案件实行附定罪条件逮捕,从而实现从总体上提高非监禁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减少审前羁押人数,降低审前羁押率。否则,如果仅实施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而不考虑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的建立,将会导致审前羁押率的上升,其诉讼构造上的该当性是欠缺的,不适当的。
  2.在改革完善强制措施体系之内构建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首先,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确立,将会对逮捕制度本身带来较大的变革,不附条件的逮捕将如何适用,是一个随之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的建立,将会对其它强制措施适用产生必然的影响。以拘留为例,实践中经常出现因为种种原因“借用逮捕”时间的现象。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引领下的强制措施体系改革完善后,将直接影响侦查机关对于拘留的适用,既保证了侦查活动的时间,又可将侦查活动置于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再如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其目前的司法适用是有限的,虽然其间有司法理念、行政管理、监控措施等问题,但尽可能多的适用此非监禁措施以替代逮捕等监禁措施,乃世界各国强制措施适用的总体趋势。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的建立,应当会在一定比例上提高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再次,从长远观点看,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的建立,是深化我国强制措施制度改革的现实举措。但是,应当注意毕其功而不能一役。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对现行强制措施制度种类不作改变,仅在其适用分配上进行完善;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规定羁押作为一种强制措施种类下的强制措施制度改革。[9]
  3.在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之中构建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被告知对其指控的权利、被迅速带见司法官的权利、被暂时释放等待审判的权利、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的权利、遭受非法逮捕或者拘禁的受害者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公约》第10条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受到人道及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待遇,包括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不受酷刑和非法待遇等权利。目前,我国对该《公约》批准在即,但是,在每年一度的围绕该《公约》的人权对话中,关于逮捕等羁押措施的审查与听证、律师帮助等问题,一直是国外一些组织和个人攻击的焦点。笔者认为,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的构建,可以系统建立包括附条件逮捕、不附条件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与听证和律师帮助制度,建立必要的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和被羁押人权利救济制度,这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的必然要求。
  三、附定罪条件逮捕证明标准定位:逮捕标准的层次性适用
  应该清楚地说明,笔者构建下的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不是简单的逮捕条件的降低,而是法定逮捕标准的层次性适用。这种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在证据法学中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逮捕条件不是一个规则,而是一个标准
  标准和规则是法的系统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10]尽管规则怀疑主义已经对有关规则确定性的信念提出了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批判,但应当承认的是,一般而言,规则的适用在确定性方面确实能够给人比标准更大的安全感。比如,要在个案中适用“杀人偿命”这样一条最简单的规则,只需要查明被告人是否实施了杀人行为,然后再进行一个以该规则为大前提,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的三段论推理,便可以顺利得出是否应当让被告人偿命的结论。但是,社会生活太过纷繁复杂,法律无法在任何问题上都以这种具有相对确定性的规则加以规范,而不得不设置一些看上去弹性相当大的标准来实现规范的目的。比如,要确定一个因自己的过失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首先就要看在当时情况下,这个人是否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在这里,法律没有设置具体的规则,而仅仅提供了一个标准,由裁判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认定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标准的适用要更大地依赖于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因此其确定性往往为人诟病;但是标准在灵活性上的优势,又可以弥补规则实现实质正义方面的某些先天不足,从而防止法治的形式主义沦落为罔顾情理的“规则拜物教”。
  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上,至少大陆法系国家明显经历了一个由规则的规范向标准的规范转变的过程。法定证据制度在欧洲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心证原则,即标准就取代了规则成为在案件事实认定问题上最重要的规范方式。无论是法官的“内心确信”,还是普通法系国家由来已久的“排除合理怀疑”,甚至包括我国所谓的“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都只是一个判断的标准而非确定性规则。法定证据制度的消亡表明,由于个案的具体情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上,规则这种形式根本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而不得不让位于更具有灵活性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就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个规则。有条件逮捕制度正是在标准与规则的区分意义上,显示出其坚强而正当的生命基础。
  (二)证据标准的确立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具有层次性
  利益权衡是法律必须永远面对的一个问题,证明标准恰恰是一种在诉讼中进行利益权衡的重要机制。证明标准从内容上看表现为各种可能性(或者说法律真实性)的程度。法律通过对不同问题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可以解决诉讼中遇到的一系列利益权衡问题。总体而言,证明标准越低,证明的成本就越小,这便意味着该项证明活动所指向的利益也就具有相对更大的优先权;反之,证明标准越高,证明的成本就越大,同时该项证明活动所指向之利益的优先权相对就越小。
  以强制措施的适用为例,利益权衡之一:控方的利益在于要对可能发生的危害性行为进行调查,与之相对的则是犯罪嫌疑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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