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
非标准就业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调整
【作者】 钱叶芳【作者单位】 温州大学
【分类】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法
【中文关键词】 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就业模式;雇佣模式;雇佣法律制度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96
【摘要】

劳动力资源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它的配置方式必然会影响初次分配的公平、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我国政府和学界混用“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的概念,对我国非标准(灵活就业)就业的规模和消极影响估计不足,形成了加快发展灵活就业形式的认识误区。这种畸形的就业模式和雇佣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企业对低劳动成本的路径依赖以及产品升级和技术革新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导致了初次分配的严重不公,尤其是因对农民工群体的低成本压榨导致了近年来的用工短缺问题。为解决畸形雇佣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在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度降低我国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比例,提高其职业稳定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09    
  
  对于现阶段的分配不公问题,人们进行了社会历史(如城乡二元结构和自然条件)、体制改革不到位、相关政策不完善(如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如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政策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甚至公平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等方面的原因归纳。在如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方面,有人提出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1]笔者尚未看到从就业模式和雇佣模式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献。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背后是科学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2]但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劳动法之间的根本联系在哪里,这个问题亦尚未受到关注。基于此,笔者拟从雇佣模式的角度来阐释我国当前收入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低下与劳动法之间的联系,以期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某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一、我国就业模式与雇佣模式凸显非标准化特点
  劳动者的就业形式有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灵活就业)、长期就业与临时就业之分,雇主的雇佣形式相应地有正规雇佣和非正规雇佣、长期雇佣和临时雇佣、全日制雇佣和非全日制雇佣之分。不同的就业形式和雇佣形式组合形成了各国特有的就业模式和雇佣模式。在我国官方和学界,非正规就业、非标准就业、灵活就业等概念经常被混用。也许这种混用有基于国情的合理性,但是作为舶来词,在经济和就业全球化的今天,正本清源无论对正确认识我国就业形式和雇佣形式的特点还是进行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国际比较都是必要的。
  (一)非标准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概念的厘清
  1.非正规就业的界定。非正规就业最初指非正规部门就业(infommal-sector employment)。非正规部门是国际劳工组织在1972年的肯尼亚报告中首先提出的。该报告指出,在城市就业的人员,其实大部分不是在正规现代部门就业的工人,而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有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包括小规模的、不经国家管理甚或是被国家法规压制的企业、小贩、木匠、修理工、厨师等,区别于受国家管理和支持的大企业。[3]此后,非正规就业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在非正规部门企业和家庭中的就业和正规部门中进行的非正规工作,其中,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工作单位的登记身份,后者强调因为法律、社会保险费和税收目的而未申报的工作。[4]非正规工作不遵守劳动法律要求是国际共识。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jobs),又称未申报就业、隐蔽就业或灰色就业,可概括描述为提供合法商品和服务,不遵守一项或多项与就业相关的法律要求的就业(不遵守国家劳工立法、所得税、社会保障或某些就业福利,如提前通知、资遣、带薪年休假或者病假等)。[5]国际贸易组织则认为,非正规工人是指那些不能受益于任何社会保障或劳动保障(即雇佣和解雇规则、最低工资、免于任意解雇的保护、健康和社会保保险)的工人,包括(a)自营就业者,即自营工人、家庭企业主和非付薪家庭工人。(b)工资工人,即非正式企业的雇员、没有固定雇主的临时工人、家内工作者、付薪家政工人、临时和兼职工人、未登记工人。(c)雇主,即非正规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6]
  可见,非正规就业在本质上是对非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工作的法律身份的认定,其基本内涵为提供合法商品与服务,但未向一个或数个公共部门登记或申报从而游离于税收或劳动法律监管或保护之外的就业。在外延上,非正规就业主要包括完全不正规就业以及正规部门中未申报就业(指完全未申报、申报不足的工作和黑市工作等)。根据经合组织2004年的就业报告,完全不正规就业指无需申报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没有申报就业或收入的法律要求);完全未申报工作指已登记企业中雇主隐瞒了雇员身份和收入的工作;申报不足的工作指雇主虽申报了雇员身份但隐瞒了部分收入的工作;黑市工作包括隐瞒了收入的兼职工作和自雇工作。[7]
  2.非标准就业的涵义。在正规就业范畴内,可分为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非标准就业(non-stan-dard employment),又称非典型就业(atypical work)、灵活就业(flexible staffing arrangement),是相对于传统标准就业而言的一种工作安排形式。最早为非典型雇佣下定义的学者是Richkard Belous,在其对非标准劳动契约(non-standard contract)的定义中,包含了临时性劳工(temporary workers)、自雇性劳工(self-em-ployed),以及被雇佣在企业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劳工(workers employed in business services)。[8]经合组织1993年在其就业展望中称,非典型就业指传统全日制就业模式之外的任何形式,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一个方面,包括轮换工、周末工作、自雇、非全日制工作和临时雇佣等一系列就业实践。[9]2002年经合组织的就业展望则将非标准就业分为临时雇佣(temporary employment)和非全日制就业(part-time jobs)两种。[10]日本学者则认为,一般来说,所谓正规[11]或典型就业的前提大多是指“就业形态为全日制,并且没有规定合同期限的就业”,因此凡不符合该条件者则被列入非正规或非典型就业一类中去。可见,非标准就业的基本形式为未签订不定期劳动合同的全日制(临时雇佣)或非全日制就业。
  总之,与非正规就业聚焦于就业的法律身份不同,非标准就业聚焦于就业的灵活性。非标准就业的基本内涵为未签订不定期劳动合同的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就业形式。也许,从灵活性本质上看,广义的非标准就业也可包括非正规就业。
  (二)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的认知
  我国学术界在引进介绍和探讨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时,并未分清两者的界限。如有学者认为,从中国的情况看,所谓的“非正规就业”实际上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和“非标准就业”。[12]有学者认为,我国非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2)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季节性就业、兼职就业、分包就业或者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以及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13]还有学者认为,各国劳动法上对非典型劳动关系的称谓不尽一致,国际劳工组织采用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国内学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表述,如“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非标准劳动关系等。[14]
  我国政府则提出了“灵活就业”的形式。200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增加就业途径。……政府制定了非全日制用工、临时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等政策,在劳动关系、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建立制度,促进和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15]而早在2001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课题组就曾提出,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形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16]这个概念基本揭示了作为非标准形式的灵活就业的特征,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有关非正规就业的观念和实践,典型的表现是官方统计中的“正规就业人口”和“灵活就业人口”之分。
  据国家统计年鉴的定义,城镇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城镇劳动力,它包括城镇全部职工、城镇私营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以及除农村劳动者以外的其他劳动者。[17]这里的职工就是所谓的正规部门的从业人员,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把它们称为正规单位。这些单位都建有完整的统计年报制度。按照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政府对在这些单位工作的、建立有一年以上劳动关系,签订一年以上聘用、劳务合同的人员,都计人劳动统计年报,统计为正规单位就业人口,可简称为正规就业人口,而其他未被统计的城镇劳动者即为灵活就业人口。[18]如2006年城镇就业人员数为2.831亿,减除1.149亿的正规单位的职工(《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7,第138页),而得出1.682亿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数,包括经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以及未经登记的人员。[19]可见,在理论和实务上,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没有作清晰的区分。
  (三)我国就业模式和雇佣模式的非标准化
  有资料显示,在中国城镇灵活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可能达到45.5%。[20]但是由于统计标准的混乱,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一的统计数据。仅分析上述我国官方所谓的正规就业的统计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缩小了正规部门的范围。根据我国企业登记的相关规定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不仅有注册的法律要求,而且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和其他企业职工一样有权享受劳动与社会保障,因而应纳入正规部门,可见,我国正规部门的范围比一般国家要宽泛。
  第二,扭曲了正规就业的性质。与用人单位建立有一年以上劳动关系,签订一年以上聘用、劳务合同的人员,并不等于正规就业人员。判断就业正规性的依据并不是劳动合同期限,而是有否申报从业者的身份和收入。实践中,很多正规企业瞒报其职工人数以规避劳动和税收法律,这些被瞒报的人员,无论合同期限有多长,都只能是非正规就业者。
  第三,排除了正规部门中定期合同职工的非标准性。非标准就业的外延是由劳动市场的结构和周围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各国统计数据中,定期就业、派遣就业和非全日制就业构成了非标准就业种类的最大公约数。[21]而在我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视为典型劳动合同。这首先说明了我国对标准就业内涵(全日制不定期)理解上与国外差距甚远,其次排除了定期合同就业形式的非标准性。实际上,我国全日制不定期就业率极低。数据显示,《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两年来,新签劳动合同平均期限延长,如广东省新签劳动合同期限3年左右的占60%以上;江苏省1年至3年期限劳动合同增加12.89%,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左右的已占60%以上。[22]可以推见,一直以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有多低。
  实际上,我国非标准就业的规模远大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和一些学者的调查数据,应当还包括固定期限合同工、劳务派遣工、非全日制工作、兼职就业、承包就业等。其中,固定期限合同工、劳务派遣工、非全日制工作已经纳入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从待遇上看,劳务派遣、非全日制工作等从业者的劳动权利和福利在整体上不及固定期限合同工,而固定期限合同工虽然与无固定期限合同工除期限外其他法定权利几无差别,如受到同样的解雇保护,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非标准的性质,尤其是合同期满终止的特点使雇员的职业稳定和工资福利待遇充满了不确定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除了所占比例极小的无固定期限就业者外,我国的劳动者就业形式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标准就业,一种是非正规就业。
  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已有取代原来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主流位置”之势。[23]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是,自《劳动法》对固定期限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适用范围与解除条件不作区分之时起,我国的劳动关系和就业模式已经发生了从标准化到非标准化的转变。
  二、非标准就业与经济增长方式:对低用工成本的路径依赖
  雇佣模式和就业模式实质上反映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模式。“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24]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而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在雇佣关系中进行的。雇佣关系是一种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心理的以及政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雇员投入自己的时间和专业知识为雇主谋利,以此换取一系列个性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报酬。[25]很显然,雇员对雇主的付出与雇主对雇员的付出成正比。雇主对雇员的付出主要体现在雇佣模式中,即能否给雇员提供长期稳定的岗位和收入。
  (一)非标准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
  包括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临时就业等在内的就业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其中,对非正规就业之影响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研究尤为深厚。到目前为止,国外关于非正规就业的探讨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学派:二元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法学学派。二元主义学派认为,非正规部门是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低级层次,与正规经济没有直接的联系。结构主义者认为,非正规部门由小型企业和未登记工人构成,从属于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法学学派认为,非正规部门由偏好非正规操作以规避登记带来的成本的微型企业家构成。实证研究表明,这三种研究方法囊括了非正规经济的动态。[26]对于非正规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正规经济的上述三大理论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至少从长远来看,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对一个国家的出口成功或经济增加没有好处,至少是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增进福利情势相比较而言。从短期来看,在静态的意义上,非正规就业至少可以为涉足于价格敏感型国际市场的某些公司提供一些缓冲。[27]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跟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与较低的增长趋势和较小的国际贸易成功可能性高度相关。在非正规就业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联系:较高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降低了平均GDP的增长,减少了国际贸易。非正规就业处于不平等现象的中心。事实上,不平等是非正规就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关键的渠道之一。[28]而且,企业显然不可能依靠培训不足、缺乏积极性而又变迁迅速的劳动力来提高生产率。往往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越小。[29]在产业结构方面,国际经验表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过程,尤其是在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非正规就业的比例也相应要高。
  发展中国家的非标准就业者(广义)以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为主体,而正规部门的非标准就业者在教育程度、技能和所受之待遇方面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大多相似,因而在整体上,有关非正规就业之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可以适用于非标准就业。总之,劳动力资源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它的配置方式与就业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速度,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二)我国就业和雇佣模式的非标准化减弱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动力
  我国发展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但是,近两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打击再次证明,在全球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难以持续。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劣势集中体现在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劳动密集性。以浙江为例,浙江民企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接近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而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占比达6成以上。这类企业的技术含量低,设备技术的更新率低。调查显示,浙江省有超过12%的企业用的是6年前更新的设备,而且还有13.3%的企业的主要设备没有更新过,只有不到1/3的企业拥有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际先进水平设备。据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统计资料,该省拥有18年以上历史的民企仅占0.355%,有20年以上历史的更少。[30]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用工成本低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直接原因
  很多人将前两年中小企业的困境归因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实际上,由于原材料上涨、出口受阻、银根紧缩等市场因素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作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危机的征兆早已显现。以温州为例,来自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有超过20%的打火机企业没有销售记录。仅2007年,温州市注销的企业就有3579户,其中,除了服装、鞋、电器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关停以外,温州的一些特色轻工产业也开始出现危机。温州市工商部门为此特地发布了第一份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半数当地的中小企业“存活”时间不到4年。一份关于中小企业的分析报告也指出,中小企业目前普遍出现经营上的困难:开工不足、产品滞销积压、三角债盛行、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出现不少中小企业倒闭、企业家外逃的严重局面。分析表明,温州有7成左右的中小企业成长潜能非常之弱,一旦碰到外部环境变化,生存危机旋即“光顾”。[31]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民营企业没有加快其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呢?究其症结即在于:几十年来,我国对企业过于灵活的立法、执法和政策保护促成了企业以榨取外来民工的剩余价值为生存核心力的路径依赖。仍以温州为例,温州的产业结构之所以升级极其缓慢,是因为如此众多的低层次中小企业一直都还能盈利,尚没有遇到真正的生存危机。在温州,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在周末仍然继续高速运转。正规的企业一周休息一天,一般企业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还有许多无工商执照的小企业甚至全月无休。企业运转五天和运转六天,在统计上呈现的直接结果是,后者比前者在工业产值上将陡增20%,这就是温州经济增长和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公开秘密。与这个公开秘密相配套的是工人工资的月薪。在这些制造业企业上班的工人,月工作时间的概念不是20.83天,而是26天、28天甚至30天,而日工作时间的概念不是8小时,而是12小时、14小时甚至在旺季是日夜加班。工资方面,2007年普通工人月薪只有800 ~ 850元,2008年涨到1200~1300元。2008年生效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似乎是增进了工人的福利,但瑞安市统计局一份名为《2008年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运行分析》的报告却显示,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瑞安市大部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比去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上半年工业全部职工平均人数同比下降0.9%,但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同比增长15.6%。[32]实际上,用工成本的增加不是由于企业依法支付了员工的加班费和社会保险费用造成的,而是自然增加的结果,因为物价上涨了,工资低很难招到工人。另外,根据温州商报2010年2月份对温州8个鞋服规模企业的抽样调查,63位80后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在1900元左右(乐观估计),中小企业肯定要低。[33]当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剩余价值”这块经济增长的魔方时,路径依赖即已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就失去了动力。
  2.非标准雇佣的比例畸高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深层原因
  其实,劳动回报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我国雇佣模式的非标准化。这是我国雇佣法律制度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定期劳动合同和不定期劳动合同适用条件一样,没有因岗位的性质(常设性、临时性)不同而有所区分,而且,定期劳动合同没有续签次数和持续时间的限制,导致法律实施的结果是,用人单位尽可能地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合同短期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如此,我国定期劳动合同与不定期劳动合同适用同样的解除条件也是我国的一项制度特色。世界各国之定期劳动合同始终秉承私法自治的理念,强调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合意。除非法定事由,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合同到期之前擅自解除,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可见,定期劳动合同起码保证了劳动者合同期内的稳定预期可以实现。而在我国,合同期内的短期稳定有时也不能保证。尽管《劳动合同法》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进行了限制,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博弈,只可能形成中期或3~5年期劳动合同为主、临时性(季节性)劳动合同和不定期劳动合同为辅的劳动合同期限总体结构,而不会导致不定期劳动合同普遍化。[34]也就是说,在《劳动合同法》框架下,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即使在正规经济部门,非标准就业仍然是就业的主要方式,大多数员工稳定就业的期待仍缺少立法上的保证,为保住谋生的手段,他们依然要以自己被榨干的血汗为企业谋取利润,而这才是产业升级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转型期中国要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要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而要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就必须促进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35]确实,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回报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源

  ······

法宝用户,请登录北大法宝,版权所有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54209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