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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专家系统与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作者】 徐亚文张红显【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专家系统决策风险;信任悖论;决策风险评估机制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3)05―0006―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5
【页码】 6
【摘要】 风险社会对知识的高度依赖特性使得专家系统对现代生活已无孔不入。一方面,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风险时代本体性安全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专家系统的运行又造成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风险,遭遇信任悖论。专家系统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政治权力对专家系统的控制和制约,构建融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大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于一体的复合型治理机制。在中国语境下,专家系统也呈现出“技术—政治”复合状态,导致专家系统对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存在着参与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以使专家系统更好地推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4180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专业化以及社会分工精密化趋势愈加明显。风险社会高度的知识依赖特性使得人类社会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和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作为现代本体性安全主要来源的专家系统理论,同极具中国特色的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研究旨趣,本文旨在对西方现代性语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家系统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同时立足我国国情,探讨专家系统在参与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出路。
  一、专家系统的基本含义
  对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确切涵义,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专家系统源自人们对现代性的整体反思,是一个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概念。“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安’,而现代性就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答案’。”[1]从全球气候变暖到生态污染、从金融危机到核战争阴影等等,现代性使人类社会在遍享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因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对现代性的反思,反映了人们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努力。在此背景下,帕森斯(T. Parsons)从结构功能主义宏观立场出发,认为社会是一个结构上协调和稳定的系统,社会规范是社会系统稳定的基础和保证。德国学者卢曼(N. Luhmann)对帕森斯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社会系统的稳定不应该是一种结构意义上的稳定,那只不过是脱离了“具体而真实的社会问题”的“一种一厢情愿式的理想”[2],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稳定。在卢曼看来,现代性的到来强化了社会秩序的复杂性、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社会需要一种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系统信任来应对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卢曼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吉登斯对风险和信任关系的思考。吉登斯不同意卢曼“不行动也就无风险”的观点,认为卢曼的信任概念仍为彻底摆脱对具体情境的牵连。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风险社会的来临使得人们无论行动与否都处在一种风险之中,虽无法回避,却可以防范和化解,应对之道就是使用脱域的信任——脱离了具体情境走向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中去的信任。{1}脱域的信任包含着两种机制:一种是象征标志,比如货币;另一种则是专家系统。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保障的方式,将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情境中分离出来。在时间与空间的“缺场”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专家系统与远在天边的经验与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专家及以专业知识为代表的专家系统的信任成为风险社会中本体性安全的主要来源。
  具体而言,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里,所谓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3]专家系统既可以指专家、教授等在专业领域里具有专门知识和具体技能、具有一定话语权威的知识精英(可以是已经进入政府决策层的知识权威,也可以是大学或独立的研究机构等社会机构中的专家精英);也可以是无形的技术成就,如自然控制技术、社会控制技术、心理控制技术、可见的操作系统(电脑、ATM机等);还可以是看不见的组织纪律与程序等。[4]总之,在现代性的社会里,专家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本文所称的专家系统主要指前者,即在政府体制之外,具有相对独立立场的知识精英。
  二、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风险到信任悖论
  (一)决策者与专家系统的结合导致“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风险
  贝克指出,“风险是指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5]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风险源于决策。由于面对未知,决策就成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的风险。为了降低决策风险,对专家系统的依赖就成为现代社会决策机制的重要特征。专家系统对现代社会中政府、社会组织理性决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规避和防范风险时寻求支持和建议的一种模式。专家系统的存在、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的相互结合,促进了政府决策走向科学化、权威化和技术化,推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量风险的发生或者降低了风险的负面影响。二战后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专家系统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强化。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专业化以及社会分工更趋精密化,人们越来越相信和依赖专家系统来帮助自己作出决策,人类社会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和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但问题在于,为了减少决策风险的专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也不断产生风险——“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风险。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它们就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他(指贝克,笔者注)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这个词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为什么和如何必须承认潜在的实际灾难,但同时否认它们的存在,掩盖其产生的原因,取消补偿或控制”。[6]政治精英借助知识精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获得了决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知识精英则借助于政治精英的权力获得需要的利益,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风险,又以组织体系非常复杂为由推卸责任,实现了决策与责任的分离。
  (二)决策者与专家系统的结合产生的“信任悖论”
  在现代社会中,专家系统的运行遭遇信任悖论。一方面,人们对专家系统及专家理性的依赖性更强、期待更高,科技理性取代传统社会的个人理性。人们在解决困惑和问题时,更多地诉诸科技手段,科技和掌握科技的知识精英成为新的权威,知识产生权力。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赋予了科技理性高度独立自主的压倒性地位,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成为人们决策时信任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对专家系统及专家理性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又产生怀疑。现代风险的加剧打破了科学技术对理性的垄断: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种种副作用,对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专家系统的可靠性产生质疑。虽然人们希望专家系统是稳定可靠、值得信赖的,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集中体现现代性的专家系统,在被推举为扮演系统信任的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怀疑甚至是破坏信任的因素。”[7]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技术维度来看,对专家系统赖以存在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信任危机,即存在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情形。风险社会中知识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知识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对知识的标准存在怀疑;从社会维度来看,专家的伦理道德也在遭受质疑。长久以来,知识精英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中底层人士心声的代言人,是社会的良心。但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诱惑和控制之下,出现了被奥特伟视为“专家们的人性堕落”[8]的现象:专家们被某些利益团体或组织所俘获,为了利益泯灭科学和专业伦理,成为这些团体或组织的“顾问俘虏”或“利益代言人”。如为了经济集团的垄断利益,有的专家竭力论证烟草与癌症的非相关性,沦落为烟草公司的代言人。专家被戏称为“砖家”。企业、科学知识生产机制、政府部门和专家存在一种“总体的共谋”,所有的决策都被由“知识—权力—利益”结成的网络捕获。这样,公众必然对专家系统输出结果的科学性、民意代表性产生质疑,专家系统与特定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且这种决策风险极易上升到体制层面,引发公众对专家系统背后或其中的制度和政府部门的不满。
  (三)对决策风险到信任悖论的根源探寻:利益的“共谋”
  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风险到信任悖论,专家系统处于困境之中,“根源何在”是必然的追问。有学者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图景的角度出发,认为专家系统遭遇结构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9]笔者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长久以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元权力结构中,“国家”建构的强势和“社会”建构的弱势使得政治性权力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普遍得到强化,而社会权力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政治技术化”的理念引导下,专家知识的形成和运用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政治过程与社会选择的结果。[10]以精确计算、目的导向、效率优化为标准、推崇技术工具理性的专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政治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实现强化了政治决策对专家知识的依赖;另一方面,专家系统从对政府的效用中获得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甚至是专家个人的职业利益和政治磋商权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共谋,制造了当代社会的风险,并建立起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马克思·韦伯的理性科层制就是建立在对专家知识及专家系统认同的基础上的。韦伯认为,科层制的目标是实现“政治的技术化”,专家知识就是为政治精英的决策和判断提供政策选择和决策服务的。
  三、专家系统与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完善
  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是在风险社会情境下由党和政府所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2010年,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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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社会学[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
  [2]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08(4).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4.
  [4]闫立新,粱爱兰.关注专家系统研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1).
  [5][德]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6]杨雪东.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7.
  [7]吴秋兰.怀疑主义、科学怀疑精神与科学信任——论现代专家信任系统的建构基础[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8][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46-247.
  [9][10][13]李艳红,张培富.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1]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7/c352852-19921849.html,2013-01-08.
  [12]杨雪东.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复合治理[EB/OL].http://www.chi 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734277.htm,2013-01-10.
  [14]Victor B. Flatt. Should the Circle Be Unbroken· A Review of the Hon. Stephen Breyer's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Toward Effective Risk Regulation,24 Envtl L.1994:1708.
  [15][德]乌尔里希·贝克,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8.
  [16]张红显.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J].理论月刊,2012(9).
  [17]戚建刚.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J].法商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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