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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从“资本主义精神”透视近代民法中的人
【英文标题】 On the Person in Modern Civi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作者】 朱晓喆【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资本主义精神;近代民法;民法中的人
【英文关键词】 spirit of capitalism;modern civil law;person in civil law
【文章编码】 1671—6914(2007)02—0078—(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78
【摘要】

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与近代民法的同构性,资本主义精神必然在近代民法上有所反映。近代民法的权利本位制度设计,其心理根源在于民法人的“权利意识”。近代民法中人的原型是商人/资产者,商人/资产者的“赢利欲”是普遍的资本主义精神,它说明了民法人时刻保持“权利意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鼓励每个民法人尽最大努力,为权利而战。不宁如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形式的民事利益都可以换算成法律上的权利单元,并以货币单位计量。因而,一个合格的近代民法人,不仅要蓄养“权利感”,而且还需要学会以一种冷静的计算精神对各项民事权利的经济价值进行估价和运算。由此,随着计算精神对近代民法人心理上的渗透和扩张,近代民法必然呈现(形式)理性化的特征。

【英文摘要】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s a proposition,posed by Weber and other western scholars of the 20th century,which aims to explain why the capitalism sprung up first in the West.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s the mentality of bourgeoisie who impelled the capitalism.Due to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the society of capitalism market and modern civil law,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ay be reflected in modern civil law.The author,with reference to paradigm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firstly tries to review the awareness of rights and the calculat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rson in modern civil law,and then explains the causation to the standard of right and rationalization of modern civi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712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民法中的人”这一主题已有众多的理论研究[1],这些研究者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民法对于人性的假设、民法上“人”的行为模式。笔者以为,这种民法基础理论研究有助于澄清民法上的基本概念,使人更清楚地认识民法的性质以及民法发展的历史规律。因此,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资本主义精神”与近代民法的问题关联
  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是什么?多数学者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利用资本剥削劳动阶级而形成的一项现代经济制度。但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追问:营利欲望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为什么偏偏在近代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家为什么改变闲逸、舒适的传统主义生活方式、经营方式,而转向一种节俭的、有计划的、理性的逐利行为?于是,韦伯提出一个设想,必有一种精神动力促使资本主义的发生,即“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威尔纳·松巴特(Werner.Sombart)、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以及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纷纷对此命题表示赞同,并从不同角度展开“资本主义精神”的探讨。
  笔者综合这些学者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精神”初步概括如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家为了追求财富而发明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与这种经济主义的解释不同,舍勒认为:“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制度。”{7}62而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除了需要持久性的企业、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还需要“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8}181即资本主义精神。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根源何在?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应当从促成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人内心“体验结构”和“欲望结构”{7}9来理解资本主义精神。不同的是,在松巴特那里,它是资产者的“赢利欲”;在韦伯那里,它是新教加尔文宗的禁欲主义和“工作欲”;而舍勒则认为是小市民对安稳的、可预测的生活的心理渴求。{7}15,17,32
  总体言之,这些理论家倾向于从纯精神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的起源。尤其是现象学(Phenomenology)哲学家舍勒涉足这一领域之后,这种研究范式的唯心主义特征更为明显。现象学方法要求研究者悬置客观世界而不论,直接深入主观意识领域,体验人的内在意识和心理活动,从而在意识中重新构造出研究的对象[2]。例如舍勒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的设定和价值评价”。{7}62换言之,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必由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原动力却被舍勒说成是资产者的某种心理过程。因而“资本主义情神”这一命题招致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批评其是“为了躲避马克思而走的旁门”。{11}431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识具有无比的深刻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多元视角透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可以作为认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包括法律)的一条途径。
  在界定资本主义精神之后,需要说明如何在“近代民法中的人”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起问题关联。民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交易的基本法,在近代,资本主义与民法是同步兴起的。在民法理论上,将资本主义民法分为“近代民法”与“现代民法”。简单地说,从1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至19世纪之前的西方民法称为“近代民法”,而将20世纪的民法称为“现代民法”。根据梁慧星教授的观点,近代民法的主要特征是:(1)抽象的人格,即民事主体不论其实际的地位和实力,在民法上统统被视为平等主体,都赋予同样的权利能力;(2)财产权保护的绝对化,即维护私有制经济,赋予所有权和他物权以绝对的排他效力;(3)意思自治,即民事法律关系完全由当事人的自由意思决定;(4)自己责任,即民事主体只有对自己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不是基于自己故意或过失而导致的损害不负责任。{12}4,{13}6根据近代民法的上述特征可知,近代民法其实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状态的反映,它确认和巩固了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近代民法的调整范围就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平等主体之间,在家庭、社会、经济等私人生活领域发生的各种关系。基于近代民法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笔者认为,近代民法中的“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资产者”形成对应关系,而“资产者”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正是近代民法设计民事主体制度的人性基础。因此,本文借用韦伯等人描述的资产者身上所体现“资本主义精神”,来对比分析近代民法上人的心理活动机制,进而对近代民法人的权利意识以及理性计算精神作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对于这一研究进路,可能遭到的质疑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征的描述,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等同于作为个别资产者的心理状态,因而借用宏观的资本主义精神来分析近代民法中作为个体的人,二者之间并不能形成对应。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宏观概括,但是从韦伯等人的著作来看,都是从某类具体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来阐发资本主义精神,无论是“清教徒”、“企业家”、还是“小市民”,都是通过他们个体的努力来实践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精神正体现在他们平凡的日常活动之中,而并不需要附着于某个宏观的实体(如国家、民族、阶级、集团)。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既然可以还原于某种人的心理状态,那么借用该命题来印证近代民法中人的心理结构,就不应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
  二、资产者的“赢利欲”与近代民法人的“权利意识”
  要探究近代民法中的人,首先必须清楚近代民法人的现实原型。我国民法学者徐国栋先生指出,中文“民法”一词来源于西方语言中的ius civile(拉丁语),droit civil(法语),Burgerliche Recht(德语),diritto civile(意大利语)以及Burgerlyk Regt(荷兰语),实际上这些词汇直译应该是“市民法”,用“民法”来翻译它们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市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律,市民法上的主体是“市民”,不是“公民”,更不是“人民”。{14}3—4
  近代西方的“市民”(法语bourgeois,德语burger)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城市。11世纪以来,随着商业贸易的复兴,西欧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城市,它们起初大多是商人的集散地。后来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通过和平或武装的斗争,从国王和封建领主那里取得城市自治权,从而确保他们的人身自由。韦伯说:“中世纪行会城市典型的市民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如果他还拥有房屋,那么他就是一个充分资格的市民。”{8}275[3]既然近代民法上的人来源于“市民”,而市民就是商人,因此可以说近代法律按照商人的形象来塑造法律上的人格。{6}144商人是近代民法人的历史原型,同时商人也是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资产者),反映在商人/资产者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必然影响近代民法对人性的假设。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松巴特和韦伯的观点最具原创性。松巴特在《资产者》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精神分为如下两种成分。(1)实干精神,它的表现是资产者“对众多意志的组织、夺取、统治、强制力的贪婪”,而且是出于一种冒险的、进取的、意在规化大众的目的。舍勒对此质疑道:把“实干精神”当作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不了一个悖论,即所谓的“实干家”一般都是积极进取、深谋远虑、坚毅大胆的人,在传统社会中,这些秉性甚高的人一般都献身于国家、教会、战争、科学和艺术等更加高尚的事业,他们怎会甘心于一己私利之满足?相对而言,舍勒更赞同松巴特提出的第二种资本主义精神,即(2)市民精神。松巴特通过对比两种类型的人,来说明市民精神:第一种人“铺张浪费”或“显贵作风”,第二种人善于“持家”或“发家”。第一种类型的人具有贵族气质,热爱他人、不会妒忌和吃醋、乐于牺牲、出手大方。而第二种类型的人具有“小市民”气质,他们时刻操心自己,使自己在一切事情中寻求“安稳”和“保险”,寻求事物的规律性,计算一切东西;这种人必定通过挣得某种价值来证明自己,他们一心想超过别人,若他们占据支配地位,将导致无限制的竞争体系的出现。{7}5,23—24后一种人以“赢利”为一切经济生活的目的,更加适应资本主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市民精神就扩散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代资本主义伦理,松巴特称之为“世界的市民化”。{16}355
  与松巴特不同,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掘出现代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精神根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首先把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理性而有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然后指出基督教新教的“禁欲主义”和“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具体来说,根据新教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尘世中的人们是否可以获得上帝的救赎已有上帝先行决定,任何圣礼、忏悔和教会组织等一切宗教仪式都无法改变已被决定的命运,因此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17}120由此引入的“天职观”导致了清教徒用神意为追求经济利润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而如果他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末他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信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要是上帝为你指明了一条路,沿循它可以合法地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你自己的灵魂或者他人),而你却拒绝它并选择不那么容易获利的途径,那末你会背离从事职业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拒绝接受他的馈赠并遵照他的训分为他而使用它们。他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清教徒时常争辩说,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弘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特别不可容忍的是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行径,这不仅犯下了懒惰罪,而且亵渎了使徒们所言的博爱义务。{18}127
  新教伦理不仅解释了追逐利润的正当性,而且还对清教徒的日常生活提出了禁欲主义的要求:不能耽于享乐而浪费时间,不能大肆挥霍钱财,保持勤勉、刻苦、节制和营利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所有这些清教徒的内在品格和素质,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
  舍勒对比韦伯和松巴特的区别并指出:松巴特认为资产者的“赢利欲”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而韦伯的出发点则是清教徒的天职观所带来的“工作欲”,而不仅仅是赢利的内容。因为韦伯认为,清教徒赢利和赚钱并不是为了消费和享乐,而赚钱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他们的“天职”。在清教徒眼中,“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18}127可见,清教徒注重的是赢利活动之所“赢”、获取财富之所“获”,而不在于利益和财富本身,这与庸俗的享乐主义划开了界限。舍勒认为,韦伯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因而主张按照如下顺序排列资产者的内心欲望结构:新的工作欲——新的赢利欲——新的尘世欢乐和享受欲。{7}5,52,57
  尽管松巴特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二者都承认“赢利欲”是资产者的普遍心态。赢利欲促使资产者无休无止地追逐利润,因为“赚钱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19}91这一个方面暴露了资产者对金钱的赤裸裸欲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又何尝不是显示近代早期的资产者不断地奋进向上、赢取财富以验证自身价值的意志情态。前文已述,近代民法上人的原型是商人/资产者,近代民法中的人也具备商人/资产者那种积极赢取利益的心理结构,只不过商人/资产者的经济利益被翻译成民法上的语言,即民事权利。
  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对民事权利的通常定义是:权利是法律为了满足某人的需要而赋予他的一种“法律的力”,即权利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可以从事特定行为,例如所有权人不受干涉地支配所有物、形成权人可以单方面从事行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为一定给付。{20}276—277民事权利是国家法律授予给私人个体权利人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主张和行使权利,否权利就不会自动实现。其隐含的前提是,在近代民法上,每个人都应当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就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以及如何行使权利,应由其独立自主地进行判断。正如拉德布鲁赫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不仅非常自私自利,而且在自私自利时又非常精明的个人;不过是追逐自己的正当个人利益的人。……任何一部法律必须假定很自私、很精明的人这样的虚构。”{6}146
  法律赋予某人权利,只是创造一个满足权利人利益需要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中他是否能够享受权利,则在所不问。法谚有云:“法律为聪明人而立”。{6}146这种自由放任的权利观,实际上鼓励那些为追逐自身利益而主动行使权利的人。换言之,在利己心的驱使下,那些能够意识到权利并为之斗争的人,才配得上享有权利以及享受权利带来的利益。为此,近代民法积极引导民事主体对权利的敏锐感知力,努力塑造民法人“赢取”权利的心理机制,从而培养了近代民法人的“权利意识”,耶林亦称之为“法感情”[4]。
  近代民法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促成和鼓励民法人的“权利意识”。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必备民法制度——所有权和契约的运作原理。人丑就要多读书
  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和保护。从民法人的权利意识出发,法律必须清晰地界定商品交易当事人的产权,以及确保交易后权利让渡的合法性,交易者才有信心从事市场交易。近代民法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对财产的静态安全予以完全的保护,例如《法国民法典》第544条:“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第903条:“物的所有人,以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的权利为限,可以随意处分物,并排除他人的任何干涉。”这些被经常引证的条文被认为是确立了所有权绝对原则。这一原则赋予交易者对财产所有权稳定的预期,免除其权利遭受不法侵害之忧,维持了对私人产权合法性的观念,从而释放人们在市场上追求和占有财富的欲望。
  其次,商品交易的主要方式是当事人自由地签订契约。近代民法实行契约自由原则,“契约自由意味着选择和加入任何契约的自由,意味着决定是否订立契约的自由,以及每一个缔约人确定自己所承诺的条款,并严守与他人签订的契约”。{22}8这就是说,商品交易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不受他人意志的支配、自主地对交易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进而决定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方式以及交易的内容等。但同时契约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受到契约制度的约束,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宣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而,一个交易者,在缔结契约时,必须充分考虑因契约而带来的各种利益与不利,并不得因恶意缔约致他人受损,否则将对此予以赔偿(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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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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