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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
【副标题】 兼论多数人侵权行为体系之建构【英文标题】 On the Delict of Many Reasons One Cause
【作者】 曹险峰【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多因一果;直接结合;间接结合
【英文关键词】 many reasons one cause;direct combine;indirect combine
【文章编码】 1671—6914(2007)05—0155—(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5
【页码】 155
【摘要】

“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的“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两种情形。对于“直接结合”的侵权行为,《解释》的立场应予坚持。而对于“间接结合”的侵权行为,应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者单独承担责任,而非《解释》规定的按份责任。对于多数入侵权行为体系的建构,应考量行为、结果、主观与举证责任的负担等四个要素,不同要素的组合与运用深刻影响着共同侵权行为成立的正当性基础。

【英文摘要】

The actions of tort of many reasons one cause include two situations of direct combine and indirect combine stipulated in the Judicial Explanations of Personal Injury Compensation.As to the direct combine delict,the position of the explanation should be persisted.But as to the indirect delict,the wrongdoer should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when his act and injury result has some causality.To the most tort system construction,four factors of action,result,subjective and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be considered,and the combin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will deeply influence the reasonable basis of joint to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741    
  在侵权责任法编立法过程中,共同侵权行为理论一直是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之一,争议较大。随着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颁布,这种纷争不但没有停止,更有加剧之势。本文以《解释》第3条第1款后句与第2款规定的“多因一果”侵权行为为审视对象,反思其理论根基与存在的问题,并借此探讨了多数人侵权行为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与妥当性标准。希望能对侵权行为法立法有所裨益。
  一、解释论立场之审视——“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内涵的界定
  (一)对现行规定的审视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提出了多数人侵权行为的新规则。其在第3条第1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从立法安排上看,该条实际上规定了两种多数人侵权情形:其一,第3条第1款规定的共同加害行为,又称为“真正的共同侵权行为”,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按司法解释的规定,除按“主观过错说”将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归属为共同侵权行为以外,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也被纳入到共同侵权行为规制范畴,进而承担连带责任;其二,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是“多因一果”侵权行为。所谓“多因一果”侵权行为,指的是数个行为人无共同过错但其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发生的侵权行为。“多因一果”行为通常是几个与损害结果有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与一个同损害结果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1}57—58此种情形属于原因竞合,各行为人承担的是单独责任、按份责任。
  (二)语义分析角度之概念界定
  在多数人侵权行为领域,存在诸多概念,如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行为、“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等。因此对于“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内涵的确定,我们不应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立场,而应在概念的比较中寻找合适的切入点。
  作为《解释》第3条第1款后句与第2款规定的内容,有学者以“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概念称之。{2}704—705从语义分析角度而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指加害人之间无共同故意、无通谋而为的数人侵权,即,其是指排除了共同故意情形外的数人侵权。但由于共同过失作为“主观过错说”指导下共同侵权行为归责基础的存在,故有些学者主张用“无过错联系的数人致害行为”来代替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3}635应该说,这种提法较前一种提法为优,但也并非能够完全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从逻辑上讲,“无过错联系的数人致害行为”是一个排除式的定义,即,只要是无过错联系的数人致害行为都应为此概念所涵盖,此时的“无过错联系的数人致害行为”必将成为共同危险行为、教唆、帮助行为、团伙成员侵权行为、“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多因多果”侵权行为等数人行为的总括式概念,而这显然是与定义的初衷违背的。因此,我们不赞成“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或“无过错联系的数人致害行为”的提法,而主张用“多因一果”侵权行为指代《解释》第3条第1款后句与第3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
  “多因一果”侵权行为主要是相对于“一因一果”侵权行为而言的。在数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下,两者区别的实质就在于:究竟是将数人的行为视为整体上的一个原因,还是将数人的行为分别视为不同的原因。这种区别实质上也大致对应着共同侵权行为与“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区别:将某种数人侵权行为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的实益,主要在于连带责任的适用;而将某种数人侵权行为认定为“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往往就意味着按份责任的适用。在《解释》第3条第1款前句规定中,作为“主观过错说”指导下的共同侵权行为,各行为人的共同过错决定了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的共同性。“各行为人认识或意识到其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共同作用,因而各自的行为统一为共同行为”,{3}597此情形下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的数个行为统一为一个原因,故是比较典型的“一因一果”侵权行为。而作为《解释》第3条第1款后句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实质为“直接结合”的数人侵权行为。所谓“直接结合”,是指数个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紧密,对加害后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部分无法区分,也就是说,这种行为直接结合的认定基于数个行为的结合方式与程度和各行为后果在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无法区分的。{1}63“直接结合”的数人行为因不存在共同过错,数人的行为都是同一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故“直接结合”的无意思联络的数入侵权也属于“多因一果”侵权行为。
  作为《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的“间接结合”之侵权行为,与“直接结合”之侵权行为一样,也是因为没有共同的过错,数人行为偶然的结合无法被视为一个统一的行为,所以其属于“多因一果”侵权行为。但“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与“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强调数人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皆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在“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中,虽然“多因一果”中的多个原因行为的结合具有偶然性,但这些行为对损害结果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或必然的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其中某些行为或者原因只是为另一个行为或者原因直接或者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了条件,而其本身不会也不可能直接或必然引发损害结果。即在“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中,造成结果的实质上只是一个原因,其它原因只是为此原因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创造一定的条件,此原因对结果发生作用依赖于其它原因。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它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只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从理论角度而言,“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包括《解释》第3条第1款后句规定的“直接结合”侵权行为与第3条第2款规定的“间接结合”侵权行为。但由于按《解释》之立法安排,有限度地采纳了“客观说”相关主张,“直接结合”之侵权行为已经归属于共同侵权行为之列,故通常意义上所言的“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往往仅指向“间接结合”之侵权行为,即《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
  二、立法论立场之检讨一——对“间接结合”概念的反思
  由上述分析可知,理论上可以将“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解释》第3条第1款前句,指“直接结合”的“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其二为一第3条第1款后句,指“间接结合”的“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就前者而言,理论上能否将其纳入共同侵权行为,决定于立法者的态度。故,共同侵权行为理论中各种的争执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错与否的问题,而只有立法者相应的立法判断与价值取向选择。从此意义上说,《解释》采“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说”之中间状态,只是立法者的一种择优选择,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对错问题。但就后者——即“间接结合”侵权行为而言,《解释》的做法却有不妥之处。在《解释》中,所谓“间接结合”,是指虽然“多因一果”中的多个原因行为的结合具有偶然性,但这些行为对损害结果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直接或必然的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其中某些行为或者原因只是为另一个行为或者原因直接或者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了条件,而其本身不会也不可能直接或必然引发损害结果。如“触电”案中,违章建筑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受害人被电击身亡,但却为其创造了条件。{1}65若依如此理解,该款规定有如下不妥之处:
  第一,按《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会危及人的行动自由。侵权行为法旨在规范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所生损害的赔偿问题。与责任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将损失予以社会化分散不同,侵权行为法规制的是损害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如何分担问题,由此,侵权行为法的适用就涉及到两个极点之间的平衡:一是受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一是加害人行为自由的维护。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就在于如何平衡加害人的“行动自由”和受害人的“权益保护”,两者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形成一种此消彼涨的态势。一方利益的实现必然是以另一方利益的丧失或削减为代价的。如过于倾向受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加害人行为的自由,进而会影响到行为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而过于维护加害人的行为自由,则又会对受害人疏于保护,造成不公平之现象。同时,由于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两者同时构成社会上的“人人”,所以,对任何一方的倾向性保护都会造成整体上的不公平。由此,确定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就尤为重要。
  由此点理解出发,《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的“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则有过于保护受害人权益,从而危及加害人行动自由之虞。在“间接结合”侵权行为中,其中某些行为或者原因只是为另一个行为或者原因直接或者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了条件,而其本身不会也不可能直接或必然引发损害结果,而只有当某原因与其结合后,才能造成损害后果。如将“加害人甲”之行为作为某原因的条件,将“加害人乙”之行为作为与损害结果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原因,则两者承担按份责任的结果,会破坏“加害人甲”的合理信赖。这是因为行为人只有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有合理的信赖,方能真正实现行动自由。“私人间追究责任势须从期待可能性着眼,只有对加害于人的结果有预见可能者要求其防免,而对未防免者课以责任,才有意义。”{4}304有合理信赖者,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故能行动自由。过错责任原则在近现代民法上被奉为圭臬,也正是根源于此。在“间接结合”侵权行为中,“加害人甲”无法了解“加害人乙”后续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与自己行为结合的方式与程度,等等。如此有可能出现如下不可想象之局面:今日“加害人甲”刮断的电缆、碰坏的路灯、撞断的路桩、发布的虚假信息等等,在明日、明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后为“加害人乙”的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两者的“间接结合”使“加害人甲”要为当日之行为承担责任。如是,为避免这种情况,没有合理信赖且理智的“加害人甲”就不会出来参与社会活动,而无数个“加害人甲”人人自危之结果,就是社会的不发展。这样的情形是不可想象与容忍的!
  第二,《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对受害人权益的倾向性保护,但这种无充分理论支撑的利益调配,除可能导致行为人行动不自由的恶果外,尚将应由受害人自我负担的事项不恰当的移转给加害人。侵权责任的承担,实质上是将损害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可能的结果就是:或者加害人100%承担责任;或者受害人100%自我负担;或者加害人与受害人按比例各自负担相应份额。在这种形式上分配的背后,需要考察的是,侵权行为法是站在何种立场上予以把握损害结果的分配的。也就是说,侵权行为法究竟是站在受害人立场上,还是站在加害人立场上来把握责任的分配。这两者思考方式与相应的制度设置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侵权行为法是站在受害人立场之上,则应以加害人承担责任为原则,以加害人不承担责任为例外;而如果侵权行为法是站在加害人立场之上,则应以受害人自我负担为原则,以加害人负担为例外。
  可以说,侵权行为法是站在加害人立场之上,即以受害人自我负担为原则,以加害人负担为例外的。这是因为,原则上,除非有充分理由,足以移转损害由他人负担,否则个人应承担其自己不幸事件的后果。正如美国著名法学者霍姆斯在其经典名著《普通法》中所言:我们法律的一般原则是,意外事件之损害,应停留在它发生的地方。{5}94所以,“在欠缺充分理由转由他人负担时,无辜的受害人应自我承担生命中的不幸与损害”。{6}7这点原理其实也可以从具体规则的设置中体味出来。侵权行为法中归责原则的设置与构成要件的要求,无不是侵权行为法站在受害人自我负担的大原则下,寻求加害人承担责任的理由的正当依据。如是,在“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情形下,受害人只能要求“加害人乙”承担责任,法律不能仅凭存在受害人对“加害人乙”求偿不能的风险,就将“加害人甲”强行纳入责任人范围,进行在“一切为了受害人”旗号下的“株连”。受害人举证不能的风险、因加害人无偿付能力而使受害人求偿不能等都是受害人所必须直面的风险,法律不能以减少受害人求偿不能的风险为目的,强行扩大责任人范围。实质上,《解释》这种做法看似充分地保护了受害人的权益,但在受害人与加害人皆为“人人”的前提下,却可能达致“一切都不利于人”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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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按《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有可能回到“条件说”之因果关系判断标准,无限制地扩大了责任的范围。从哲学上来说,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由其他事物或现象引起的,同时,它自己也必然引起另一些事物或现象。这种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7}137也就是说,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无数个事物或现象引起的,还原到法律中,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条件说。条件说,又称等值说,其认为所有造成损害的原因都是条件。而且所有的引起损害发生的条件都是导致损害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那些在其欠缺时就不会导致损害发生的条件才属于损害的原因。{2}400—402用上述学说对照“间接结合”说,可以发现,两者是完全吻合的:“加害人甲”的行为为“加害人乙”的致损行为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加害人甲”的行为,则“加害人乙”不可能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加害人甲”与“加害人乙”的行为都是损害结果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由此,“条件说”固有的缺陷亦可在《解释》第3条第2款中完全的展示出来。“条件说否定了区别原因和条件的必要性,把与结果有关的全部原因和条件等量齐观,将使因果关系链条过长,这有可能会使因果关系的检验变得非常复杂。”{2}403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加害人甚至要对行为遥远的、偶然的后果负责,这自然就无限制地扩大了责任的范围”。{8}41这种不恰当扩张责任的做法是与责任自负思想严重违背的。
  第四,按《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不符合相当因果关系之通说。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是指“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9}77相当因果关系分为“条件关系”与“相当性”,就条件关系,其采用的判断规则是“若无…则不……”;而“相当性”则是“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之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吾人智识经验一般可得而知及为行为人所知情事为基础,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缺之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之可能者,其条件与其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10}163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知识经验和认识水平,去追求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存在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判断不是依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要求法官依一般社会见解,按照当时社会所达到的知识和经验,只要一般人认为在同样情况下有发生同样结果的可能性即可。按此规则,“寄放的炸药因电线走电引燃爆炸案件”与“堆置的保利龙因焚烧冥纸引起火灾案件”中,因不存在“相当性”而使寄放炸药者与堆置保利龙免于成为责任人。{11}206—208对比上述两个案例,就会发现:加害人甲寄放炸药的行为或堆置保利龙的行为为加害人乙使电线着火或焚烧冥纸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而衡量一般情形,第一个行为的发生,通常情况下并不能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因不符合相当因果关系之“相当性”,故因果关系不成立。而依据构成要件理论,欠缺因果关系,侵权责任不成立。《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违背了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理,因此不妥。
  第五,按《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不符合过错的本质含义。按《解释》规定,“间接结合”之侵权行为人应按过错或原因力比例分担责任,也就是说,在一般侵权行为情形下,“间接结合”侵权行为的成立是以“加害人甲”具有过错为前提的。而在“间接结合”侵权行为中,“加害人甲”恰恰不具有针对最终结果而言的过错。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具备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与过错,这四要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顺序性,前一要件的不成立,就会导致后一要件无考量的必要。如是,在因果关系不具备的情况下,“加害人甲”的过错根本就不被考虑,因此,“加害人甲”当然也就不能与“加害人乙”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另外一点至关重要的理由是,所谓侵权行为法中的过错,都是针对于损害事实而言的过错。在“间接结合”之侵权行为情形下,由于是与“加害人乙”的行为偶然结合,只是为“加害人乙”造成损害结果创造了条件,所以“加害人甲”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根本就无预见能力。没有相应的注意义务,根本无法谈及过错的存在。
  因此,从整体上看,在“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情形下,由“加害人甲”与“加害人乙”按过错或原因力比例分担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应然的做法是由“加害人乙”——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之加害人,单独承担责任。
  三、立法论立场之检讨二——“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定位
  虽然我国民法学界对于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类型构成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按照多数人意见,多数人侵权行为体系主要由(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教唆与帮助行为、团伙成员侵权责任及“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多因多果”侵权行为等构成。在此多数人侵权行为体系中,共同危险行为、教唆与帮助行为和团伙成员侵权责任存在特定的判断标准,而最能反映对应关系的当属(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与“多因一果”侵权行为。在(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与“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对应关系上,共同侵权行为内涵与外延的确定,足以影响“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外延。对此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解释》将“直接结合”侵权行为纳入到共同侵权行为范畴,致使“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外延只包括“间接结合”的侵权行为。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解释》对“直接结合”之“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这种定位是否合适?
  观诸《解释》第3条第1款后句规定之意图,可以看出,《解释》的制定者深深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即,按一般侵权行为原理与举证责任负担原则,原则上应由受害人就侵权行为“四要件”进行举证,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风险。但在损害结果同一情况下,损害结果的不可分性与加害部分不可举证性决定了受害人无法按侵权行为一般原理得到保护。在这种或者由受害人自我负担,或者由行为实施者承担责任的选择中,《解释》选择了后者,并以行为的结合方式作为限制条件。
  在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归责基础的争论中,大致存在主观说(包括共同故意说与共同过错说)、客观说、主客观并用说或者折中说、意思共同说与行为共同兼指说等。《解释》实质上采用的是共同过错说与限制的行为共同兼指说。{1}51—56共同过错说作为我国学术界目前的通说,体现在《解释》第3条第1款前句中;而限制的行为共同说实质上就是《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的“直接结合”的“多因一果”侵权行为。
  主观过错说包括共同故意与共同过失,在此情形下,并不要求行为的结合方式与程度,对损害结果是否同一也并无要求。这种由主观过错所统一的数人行为,构成了损害结果的整体上的原因,由数个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自属应当;而在限制的行为共同说中,行为的关联共同性与损害结果的同一性构成了使数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对此,持主观过错说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只能以共同过错作为共同侵权行为归责基础,对于数人行为皆与损害结果发生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损害结果不可分之情形,应以过失大小来确定各致害人的责任范围,过失大者承担大的赔偿责任,过失小者承担小的赔偿责任,两者之间不发生连带关系。{2}690—696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抛开共同过错说与限制的行为共同兼指说中的共同过错说,单就限制的行为共同兼指说而言,行为的关联共同性与损害结果的同一性构成了制度正当性的基础,由此各加害人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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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杨立新.侵权法论(第3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4}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Oliver‘Wendell Holmes,The Common Law,Boston:Little,Brown,1881.

{6}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吴倬.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聊五分钱的天吗

{8}(苏)马特维也夫.苏维埃民法中的过错(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

{9}王伯琦.民法债编总论(M).台北: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

{10}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3}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1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5}(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6}张铁薇.共同侵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7}曹险峰,刘丽丽.论共同危险行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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