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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墨翟、韩非、边沁的法的功利观比较研究
【作者】 徐岱【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比较法【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1【页码】 4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992    
  揭开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帷幕,可以看到道义论作为法的理论基石,被奉为经世圭臬,与之相对立的,由墨翟首创的法的功利观,却也留
下了一定的踪迹。无独有偶,十八世纪的西方掀起了边沁的法的功利观的高潮。从现在的时空高度看,中西法的功利观或交叉或相向运行着。
交叉运行表现在它们都有深厚且相同的哲学基础——人性论,又都从法理学和部门法的角度阐述法的功利观;相向运行则表现在由于它们各自
所处的文化背景的迥然,也存在深层的差异。
  一、合理内核——人性论
  中国古代的墨翟、韩非和西方近代的边沁都首先从人性入手,寻觅到了法的功利观的哲学基础。墨翟认为仁义是人自然本性的表现。他说
:“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不可防于天下。”(《墨子·兼爱上》)而“兼即仁矣、义矣”(《墨子
·兼爱上》)但仁义出于天志,是天之所欲。“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同书《天志上》)虽
说仁义是天加与人的,但必竟有了这种“仁义”才能“兼相爱”,所以墨翟的“义”同“仁义”一样,都是“善”。他又说:“义,利也。”
(《经上》)与当时的道义论相反,“利”也成了“善”了,颇有“功利皆善行”的意味。他把“善”与“利”结合起来便构成了“用”(实
际效益),“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上》)是“善”便有“用”的价值。“善”是主观动机,“用
”则是客观效益,即所谓“兼相爱,交相利也。”由个人推广到社会就是“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可见墨翟就是由人性中的“
仁义”为逻辑起点,最终导到功利论上的广泛社会效益的“利”为归宿。韩非在义、利关系上,显得更为坦率,他丢掉掩盖在“利”上的虚拟
的空壳,开门见山地把“好利”视为人的天性,即使亲属间也不例外。他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是因为“虑其后便,计之长也。
”(《韩非子·六反》)所以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纯属是一种利害关系。一切以利为准则,有利则聚,无利则散,人们根本做不到“去求利之心
,出相爱之道,”(《韩非子·六反》)甚至“先义后利”,于国则国亡,于家则家灭,道出了“利”的利害实质。把墨翟、韩非的功利观阐
述得透彻的该是商鞅了,他说:“万民皆知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定分》)他的说法很有些现代的“趋利避害”的味道。墨
翟的后学对此也进行过精确的解释,《经上》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又说:“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得是而恶,则是害也。
”可见,人都有自身的附属物——“利”以相伴。
  在这一点上,十七世纪的斯滨诺莎道出了人性的真谛。他说:“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是,凡人断为有利也,他不会等闲视之。……也就是
说,人人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而且“两害相权取其小”并不是取害,而是“利”的一种
选择。至十八世纪边沁使这一朦胧思维具体化为:人性就是避苦求利,以此作为他的功利观的合理内核。他确认,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到两
种因素的影响与支配:即痛苦和快乐。他说:“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主宰即‘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下,只有它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
以及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所以“功利主义原则意味着,在对任何一种行为表示赞同或反对时,要根据它
能增加或减少当事人的幸福。换句话说,看它是促进还是阻碍那种幸福。”可见,无论是墨翟、韩非,还是边沁都注意“利”这一效果。那么
反映在法的理论上,是怎样的“利”呢?
  二、基础功利观——法的功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体主义”,所以有“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即一切行为必须以
利国利家为终极目标。作为进行统治的最有效手段、实现终极目标的工具——法,当然应具有功利因素,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功利观。同样
边沁的功利观也蕴含着利他主义的特色,这样中西法的功利观在法理学领域形成了相似的一幕。
  墨翟和韩非以法律关系土体角度论及法的功用。墨翟本着爱、利的原则,从“不爱”这一反面阐述法的功利观。他认为正是由于“皆起不
爱”,产生了“盗窃异室而利其室”,“大夫乱异家以利其家,”“诸国攻异国以利其国”的不利后果,若“兼相爱”,“视人室为其室,谁
窃,视他家为其家,谁乱,”所以“交相利”效益是法律关系主体以履行自己的义务来保证双方权利义务的实现,这也正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
利能实现与否的契机。韩非也有相似的表述,他说:“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能官当能,其赏罚无私,……富贵者,
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怨)。”所以人主有利可求,便可“赏罚无私”,人臣有利可图,便可誓
死为君效命。其次韩非从法的起源阐述法的功用。“夫民之性、恶劳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天下)必塞
。”(《心度》)即只有用法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畅通和稳定,否则没有法倡行于社会,则社会必乱,这是法本身的功用和价值的体现。再次
,韩非简洁地道出了法与仁义相比所产生的社会功用。他说:“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求其大利
,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伶也。”即以法为治之本,虽然初期个人苦痛颇多,但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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