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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新媒体时代消除警察偏见的对策研究
【作者】 陈卓
【作者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分类】 公安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警察偏见;新媒体;群际接触;再分类;合法性机制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9)05-0145-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145
【摘要】

在新媒体时代消除警察偏见,可以采取三种对策:一是借助群际接触理论,阻遏外群体同质性错觉的产生。一方面,通过开放警营等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方式,增进警察与群众之间的情感沟通;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创造了“超现实”的“拟像”,可以通过延伸接触尽可能地消除警察偏见。二是重新划分“我们”(警察)与“他们”(群众)的界限。通过去归类,以个性化对抗刻板印象;通过突显归类,坚持公正适度原则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通过再归类,探索社区警务虚拟化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三是重视制度环境,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完善警察合法性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群众立场;明确职责使命,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适应新的权力格局,提升执法办案能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833    
  
  

偏见是指“对一个社会群体及其成员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评价。”{1}从词义上看,警民关系中的偏见包括“警察对群众的偏见”和“群众对警察的偏见”两个方面。国外学术界一直关注警民关系中的偏见问题,除了群众对警察的偏见,不少研究还关注警察对群众的偏见,以及警察与群众之间的双边互动关系。[1]尤其是在美国,警察的种族偏见一直是研究的热点。[2]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研究中,警察偏见问题涉及较少,且多以群众对警察的偏见为主。[3]有研究从来源、影响和对策等方面,研究了警察执法偏见性,涉及到警察对群众的偏见。{2}在警察偏见的表述中,警察是主体,即偏见的施与者,群众是客体,即偏见的接受者(对象)。警察偏见即警察以及站在警察立场上的人对群众的偏见。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纵深推进和人们利益的不断调整,警察和群众在网上“互怼”的现象时有发生。新媒体时代的警民关系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互联网上各类平台时常出现体现警察偏见的内容。例如,由高铁被阻引发警察对群众说“对不起,晚了”,于欢刺杀辱母者案衍生出网络语言“毛驴怼大巴”等,[4]可以发现,警察偏见并非个别现象,且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化趋势。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以及互联网传播带来的全球联系,导致警务正在经历巨大变革。新媒体改变的不仅仅是警察的执法办案工具,也正在改变警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改变警察所面临的社会、人群以及整个世界。警察偏见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阻力,需要引起重视。[5]在消除彼此偏见、和谐警民关系方面,警察应该、也必须有所作为。

一、群际接触:从直接接触到延伸接触

人们简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归类: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别来组织世界。按照社会分类理论(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人们把世界分成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对前者而言,个体把自己看作是其中的成员;而对外群体则相反。这些认识性的区别导致了群体内偏见(in-group prejudice),一种认为自己群体比别的群体好的评价。人们一旦被看做外群体成员,常常会成为泄愤和不公平对待的对象。{3}能否通过某种方式提高不同群体间的接触程度来减少偏见?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奥尔波特(G.W.Allport)在其名著《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该理论认为,群际接触是减少偏见最有效的方法。{4}第一,不同群体间人们的接触增多可以增进他们对彼此间相似程度的认识,知觉到的相似性能够产生高度的相互吸引。第二,虽然刻板印象是顽固而难以改变的,但当有足够多的与原先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出现,或是当人们遇到大量例外的情况时,这种印象仍是能够被改变的。第三,增加接触有助于阻遏人们形成外群体同质性错觉。{5}群际接触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直接接触假说和延伸接触假说,这为消除警察偏见提供了现实经验和理论支撑。

一方面,通过开放警营等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方式,增进警察与群众之间的情感沟通,从而降低警察偏见。虚拟空间不能代替现实世界,群体间的直接接触是抵遏偏见的有效方式。对于警察而言,减少警民之间偏见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强与群众的直接接触。传统意义上,由于对平面媒体的严格管控,对影响警民关系的事件一般不作报道,或者即便是报道也多为正面,而警察的威严和神秘性也使得人们即使有所议论也仅限于很小范围的猜测和质疑。{6}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昔日警察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拨开,各种信息铺天盖地,正面的与负面的、真实的与杜撰的、合法的与非法的交织在一起,赋予了警察以新的“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它成为滋生警察谣言的温床。与其被动回应、疲于应付,不如打开大门、敞开胸怀,积极主动与群众沟通交流,变警察的神秘性为公密结合、以公开为主。开放警营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除了消除对警察过分的“神秘感”,开放警营还能收到改善警民关系,促进双方有效沟通交流的效果。在执法办案等工作过程中,警察感受到的往往是执法对象乃至公众的误解、辱骂,甚至暴力抗拒执法等。的确,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警察接触社会阴暗面的广度和深度要远远超出其他职业,这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滋生警察偏见的温床。改变警察偏见,除了加强警察职业伦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强化警察的群众观,还需要扎根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因为人存在这样一种一般性倾向:只是由于仅仅曝光就会喜欢某种客体或者人,你对某种事情或者人了解越多,你就越喜欢它。{7}就当前公安工作状况而言,警营开放不失为一种消除警察偏见、和谐警民关系的好方法。警营开放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同时又是一种有别于警察日常工作常态的“特殊状态”:这是在一种轻松友好、相互尊重的氛围下开展的活动,警民双方都试图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释放善意,群众传递给警察的积极信息(例如好奇、仰慕,甚至崇拜等)很容易被面对面交往的警察接收,并进一步感染警察,使之以同样积极的态度予以回应。警营开放的具体内容只是一个次要方面(群众不一定都对警察的专业知识和工作内容感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情感交流,拉近彼此距离,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群众对警察的神秘感,同时让群众在警察眼中变得友善、亲切甚至可爱。在改变群众关于警察的“严肃暴力”、“铁血无情”等印象的同时,也通过警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大大降低了警察偏见。

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创造了“超现实”的“拟像”,可以通过延伸接触尽可能地消除警察偏见。群体间的直接接触的确能有效消除彼此之间的偏见,然而能满足直接接触条件的群体毕竟是少数;而且,如果已经形成了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群体间的接触也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反应(如焦虑、不适),以及担心受到公开偏见等。{8}这种反应对接触可能带来的良好效果起到了破坏作用。这就需要借助于延伸接触假说。该理论认为,要消减不同群体间的偏见,个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并非必需的。实际上,只要我们所讨论到的人知道本群体中已经有人和其他群体的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种消减偏见的良好效果就会产生。不一定要面对面接触,只要当“我们”认识到群体间善意的存在时,就表明与“他们”接触是可能的,换言之,群体的规则不再像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排斥外群体。同样地,得知“我们”的成员与“他们”的成员享有友善的关系,有助于降低“我们”与“他们”交往时的焦虑程度。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认识的某人可以享受这种交往的乐趣,为何我们不可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延伸接触假说的正确性。{9}

2018年1月5日,发生了一起女子强行阻挡动车的事件,知名警察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水母真探社”发表文章《当高铁屡屡被阻,你们又要求警察强硬了?对不起,晚了》,引起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和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相继转载该文章,对文章的评论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极阵营:一方是站在警察的立场上批评群众(表现为警察对群众的偏见),另一方则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批评警察(表现为群众对警察的偏见)。至此,在新媒体的作用下,一起治安事件最终演变为一起网络涉警舆情(以下简称“高铁被阻评论事件”)。在众多警民双方各说各话、隔空互怼的评论中,有一个网友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在评论中谈到了两个当警察的同学:“我们认识十年,他们已经从警四年了,我知道他们寒冬酷暑都在执勤,特别不容易。因为他们是警察而受到轻视侮辱这是不对的,理解体谅尊重才应该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身边有警察亲人朋友的,一定是尊重警察的。”这种跨群体的善意说明“他们”并不一定都会讨厌“我们”,甚至能够使“我们”和“他们”之间产生不断增强的同感与理解。“这些问题在我身上都是没有出现过的,而且有关于任何警察牺牲我都会发微博表示哀悼。因为我一个发小是警察,前些日子牺牲了。”由于我和发小之间的亲密关系,加之逝者为大(很可能还是英年早逝),能在打动人们的同时,弥合警察与群众之间的裂痕,这样的诉说有时候甚至能取得面对面的交往达不到的效果。

总之,在延伸接触假说下,我们并不需要通过与外群体的人紧密接触之后才能对他们产生积极的感受——知道自己本群体的成员拥有这种经历就已经足够了。新媒体时代正在颠覆人们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关系的认知,新媒体这种以多种传播模式的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其特性是一切文化表现的无所不包与全面涵盖。由于它的存在,新媒体时代的所有信息均以一种二元模式运作:在多媒体沟通系统中“出现”或是“缺席”。惟有在这个整合系统中出现,才让信息能够沟通与社会化。其他所有信息则被化约成一种个人想象,或是日渐边缘化的面对面接触次文化。{10}按照这个逻辑,延伸接触可能比直接接触更“真实”,更有效。根据新媒体平台的特点,消除警察偏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再分类:重新划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

警察心理方面的矛盾性不容忽视。一方面他们证明他们是多么的热爱人类、动物或森林;另一方面他们又想显示他们多么痛恨一些人和不公平的事。与此同时,总有人找各种理由采取行动刺激警察的敏感神经。这群人企图激怒警察引起警察的过激行为,从而用所谓的事实来证明警察的残忍。警察对这些指责的回应常常是他们紧密团结组成自己的圈子。太多时候群众的反应会过激,因此警察觉得他们不能公开或真实地回答他们正在做什么。{11}但是,这种情况并非不能改变,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只要建立一个合适的协议,数字媒介就可以成为彼此的交互界面,并且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网络,实现覆盖广泛地理区域的目标。随着时空界限不断被突破,群体之间的边界也可以游移甚至最大可能性地被消除。在社会认同理论看来,个人需要群体及社会认同。为了减少产生泛化的偏见,必须改变现有群体认同的突显特点。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目前通常用到的有三种途径:去归类、突显归类、再归类,这些过程反过来会导致偏见明显减少。

(一)去归类:以个性化对抗刻板印象

当内群体与外群体认同成为注意的焦点时,刻板印象和偏见就会产生。在群体冲突有所缓解的情况下,社会接触是减少冲突的有效方式。换句话说,这时就出现了去归类的过程。当这一过程发生时,双方群体成员都不太可能再用归类和群体成员资格来看待对方成员。去归类中的关键过程是,群体成员将另一群体的成员当成个体来对待。这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过于简单和不正确。{12}“高铁被阻评论事件”发生后,有网友评论:“……学警出身的我虽然没有投身警队,但是,我始终相信、尊重、理解这群可爱、可敬的执法者,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复兴的伟大祖国。同样,没有警察,就没有安心的生活环境。当然,我并不认可‘对不起,晚了’这种消极观点,我认为警察形象的回归,还是需要通过自身积极的心态去努力提升。最后,我不是水军,我只是一个了解警察工作现状的普通人。”在这一表述中,“我”的身份是个性化的,并没有明确地在警察和群众的两大阵营之间选择站队:学警出身但并未投身警队,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虽然不是水军,但却了解警察工作,并“始终相信、尊重、理解这群可爱、可敬的执法者”。这种表述摆脱了个人身份的标签化印记,在激烈冲突的双方语言较量中算是比较平和中允的,所以易于被“我们”和“你们”接受,客观上有利于产生去归类的效果。警察在处理网络涉警舆情时,也应当多用“我”、“你”这样的单数人称,而尽量少用“我们”、“你们”这样的复数人称,以突显个性化,降低社会分类带来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二)突显归类:坚持公正适度原则

当个人被视作是其所在群体的代表或典型,他的群体成员身份需要是突显的或明显的,偏见就可能从个人开始减少,并扩散到他所在的群体。因此,突显归类是关键所在。这些观念构成了有时所称的区分社会认同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3}实证研究发现,学生们和一名来自与本校相竞争的大学的学生有一次愉快的相聚。当这名同学被认为是那所大学的典型代表时,对那所大学的偏见开始减少;相反,当那名学生被认为不具有代表性时,偏见并未减少。{14}上述原理在《当高铁屡屡被阻》一文中也有体现,选择王文军的案例作为典型代表,用以说明全国警察“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但是,它引导的方向却是与消除偏见背道而驰的。

站在公安机关的立场上看,通过突显归类消除警察偏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面对代表性人物和社会热点事件时,应当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和社会诉求,做到客观公正。2019年2月,一则“见义勇为制止侵害反被拘留14天”的消息在网络上热传。家住福州的男子赵某,在制止女子被另一男子李某施暴后,却被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刑事拘留14天。赵某随即发微博求助,事件立即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随后,福州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最新案情通报: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但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后果。鉴于赵某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从总体上看,面对这一起影响警民关系的网络舆情事件,福州政法机关的处置是及时而妥当的,事后也没有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近年来,“老人倒地扶不扶”问题引起人们深思,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多地多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条例,公安部于2017年3月17日发布了《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不少公安机关采取不同形式,深入群众组织开展相关宣传活动。2019年4月召开的“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提出,要研究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6]这种做法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树立良好社会风尚,同时促成警民团结在正义的一方,共同携手打击违法犯罪,有利于改变警察由于工作惯性导致的对群众的偏见,从而推动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值得肯定和推广。另一方面,就对警察典型的宣传而言,应当坚持适度原则,防止“低级红”、“高级黑”。长期以来,警察在和谐警民关系建构的过程中,一直很重视发挥先进典型的积极作用。过去经常用到的典型(例如有家不回型、有病不看型等),在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革命”中都被无情地摆在了显微镜下,接受前所未有的审视和检验。就目前的情况看,对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尤其要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切忌“低级红”、“高级黑”。这种现象在“高铁受阻评论事件”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当高铁屡屡被阻》一文站在警察立场质问群众,并扬言“对不起,晚了”。貌似在为警察说话,而且打出的是苦情牌,实际上因为其断章取义哗众取宠,反而招来一片质疑之声,使得新浪微博上的评论矛头直指警察。在传播过程中应当遵循协同性的原则,传播者或媒介领导者协调、处理好传者(警察)与受者(群众)、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使其处于协同操作、

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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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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