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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研究
【作者】 裴兆斌翟姝影
【作者单位】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法律与人文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大连海洋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海洋法律与人文学院{科研助理,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境外追赃;直接追回方式;国际民事诉讼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9)05-0045-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45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工作快速取得进展,但追赃工作成效还有待提升。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资产直接追回方式,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为研究对象,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分析我国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适用此种方式面临着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者补偿数额难确定、证据收集困难、诉讼成本高等困难。提出完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国际合作法律体系、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加大对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完善腐败犯罪民事证据制度、设立专门基金组织等建议,从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828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腐败犯罪越来越表现出组织化、国际化的趋势,腐败犯罪分子利用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进行跨国犯罪,转移大量资产,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还影响了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反腐败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潮流与共识。{1}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为打击腐败犯罪而制定的公约,规定了一套详细、权威的境外资产追回机制。其中,第53条规定了资产直接追回方式,为世界各国拓宽了境外追赃的路径。但在实践中,通过直接方式追回境外资产还需依据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以及其签署的国际合作协议来具体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追逃追赃风暴在我国掀起,反腐败追逃追赃被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2014年以来,国家开展了猎狐、天网系列行动,并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1],反腐败之网越织越密,我国向全世界展现了反腐败的决心,国外不再是腐败犯罪分子的“避难天堂”。我国虽然于2005年正式批准加入《公约》,但是目前国内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境外追赃的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导致《公约》的规定未能在我国完全落实到位。在这样的现状下,完善国内境外追赃的直接追回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的迫切之需。

一、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一般理论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直接追回方式规定的产生背景

追逃与追赃是打击跨国腐败犯罪工作的两大主题。追逃的对象是人,是指将逃往国外的腐败犯罪分子遣返回国,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引渡;追赃的对象是资产,是指一国将被非法转移至境外的资产通过某种形式加以追回。《公约》生效以前,境外追赃的方式通常是伴随引渡来完成资产的移交,也可以称为“对物的引渡”。可以认为这种“对物的引渡”是引渡制度的一种附属性措施,若一国未能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引渡回国,那么腐败犯罪资产也无从追回。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加速,腐败犯罪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多样化的特征,“追赃”附属于“追逃”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所需。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追回腐败犯罪资产,欧洲理事会于1999年通过了《欧洲反腐败民法公约》,该公约创设了对于腐败犯罪资产可适用的不附属于“追逃”的一种民事损害赔偿原则。经合组织于2000年通过的《禁止在国际商业贸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第3条中也有“对贿赂犯罪可以采取民事制裁”的规定。自此之后,通过民事途径追回境外资产这种方式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也有了成功的案例,如尼日利亚追回萨尼·阿巴查集团腐败资产案等。

为了给世界各国提供具体的境外追赃依据,以满足各国的实践需求,《公约》规定了腐败犯罪资产返还机制,其中第53条规定了资产直接追回制度,即资产来源国可以通过公约允许的某种方式向资产所在国主张权利,将资产追回。这一制度改变了以往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只重视犯罪人的引渡和其他诉讼程序中的司法协助,而忽视对请求国财产利益保护的尴尬局面。{2}伊拉克“石油换食品”案是适用《公约》规定的典型案例。2008年6月,伊拉克政府向多国的公司和个人提起民事侵权之诉,要求获得赔偿。

尽管《公约》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却为各缔约国提供了通过直接追回方式追回境外资产的指导原则。直接追回方式不需要以刑事判决为基础,只需要证明资产来源国对境外腐败资产享有合法所有权,这无疑给追赃工作带来了便利。同时,这种途径一般不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主要是关于财产的返还问题。因此,这项指导原则被各缔约国广泛接受。

(二)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涵义与法律特征

1.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涵义

所谓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是指在《公约》缔约国之间,若某一缔约国发现其资产由于腐败犯罪被转移至其他缔约国,则该资产来源国可以通过《公约》允许的某种方式向资产所在国主张权利,将该资产追回。{3}《公约》规定了以下三种直接追回方式:

第一,提起民事确权之诉。《公约》第53条第1款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条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确权诉讼”。根据这一规定,资产来源国取得对被转移至另一缔约国的资产享有所有权的证据后,向资产所在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资产所有权。这是《公约》的一大创新,赋予国家作为原告参加国际民事诉讼的权利。

第二,提起侵权之诉以获得赔偿或补偿。《公约》第53条第2款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允许本国法院命令实施了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人向受到这种犯罪损害的另一缔约国支付补偿或者损害赔偿。”这种方式是一种侵权之诉,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资产灭失或者其他可能无法追回的情形而创设的。法院命令犯罪人向受害国支付补偿或损害赔偿,通常以受害国向法院提出请求为前提。{4}根据这一规定,资产来源国以被害人的身份向资产所在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腐败犯罪分子对因其腐败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或补偿,这种赔偿或补偿的主张可以发生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第三,没收时主张合法所有权。《公约》第53条第3款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本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在必须就没收作出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所主张的合法所有权。”根据这一项规定,资产来源国作为善意第三人,当其发现腐败犯罪资产在资产所在国进入没收程序时,可以提出对该笔资产的所有权属证明,证明其合法所有权,并且要求作出没收决定的法院或者主管机关返还资产。提出的时间可以是即将面临没收、正在没收时,也可以是已经被没收。这种方式较为简单,资产来源国只需提供犯罪资产的所有权证明,因此也被称为简易返还程序。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是一种诉讼程序,而第三种方式是非诉程序。第一种方式属于民事确权之诉;第二种方式属于侵权之诉;第三种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资产来源国提出民事权利指向的对象不仅有资产所在国法院,还有主管机关,这种承认在资产被没收之前或者之后均可作出。

2.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法律特征

从上述《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出直接追回方式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从主体上看,直接追回方式的适用主体是批准加入《公约》的主权国家。因此,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成为直接追回的主体,一个公约缔约国想要追回资产时,若被请求国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两国之间也尚未达成相关合作协议,则适用此种方式可能遭到资产所在国的拒绝。一般来说,请求国一般是资产来源国或流出国,被请求国一般是资产所在国或者流入国,资产流经国一般不被认为是被请求国。第二,从时间上看,直接追回方式的行使一般发生在请求国尚未对犯罪资产作出没收决定的情形下。若请求国对某一腐败犯罪资产已经作出了没收的决定(如在缺席审判中,判决被告人犯有腐败犯罪并且对其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的情形),则该资产的所有权已经被处置,也没有必要再运用直接追回方式,因为资产来源国可以直接发出没收令,请求资产所在国对该资产予以执行,这是《公约》第54条规定的间接追回方式。第三,从实体上看,三种直接追回方式的核心均在于所有权确定问题。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来确认合法所有权;第二种方式是作为受害人通过证明腐败犯罪对其造成的损害来要求赔偿或者补偿,是一种侵权之诉;第三种方式是在非诉程序中通过提供资产所有权证明的方式主张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四,从程序上看,直接追回措施是一种民事追回措施,是请求国或以诉讼的方式或以非诉的方式对财产所有权予以证明,要求被请求国法院或相关主管机关确认财产所有权归属,这一程序中不以请求国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刑事判决或对资产作出没收决定为前提。

(三)境外追赃之资产直接追回方式的利弊

请你喝茶

1.直接追回方式的优点

直接追回方式可以视为是一种民事追回方式,需遵循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与程序,那么其优点体现在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差异之中。第一,对于受害人来说,采用直接追回方式可以较为容易地收集用来提起民事诉讼的证据。因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世界各国的公民都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可以有效应对通过刑事方式追回境外资产中可能遇到的刑事司法审查不通过的情形。第二,在举证责任的要求方面,民事诉讼远低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注重证据的充分性,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为证据标准。而民事诉讼的证明则只要求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可,{5}法官注重的是事实的或然性,证据无需达到很高的标准,具有较高或然性证据的一方会得到法官的采信。因此,在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过程中,只要请求国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对腐败资产享有合法所有权,并且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腐败犯罪行为与资产有因果关系,便很可能获得胜诉。第三,民事诉讼可以缺席审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确立了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并且刑事缺席审判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而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确立,那么,尽管腐败犯罪分子未到案,也未经过刑事审判,仍然可以通过直接追回方式追回境外资产。第四,民法的适用范围更广、判决的执行更容易。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犯罪构成要件、类型、量刑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资产不能顺利追回。例如,某一犯罪行为在某一缔约国属于犯罪,在另一缔约国不属于犯罪。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基本统一,民法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民事追回途径不需要像刑事诉讼那样要经过严苛、复杂的程序。同时民事诉讼体现为合法民事权益的实现,民事裁决的执行几乎被世界各国所允许。第五,民事程序中的财产保全制度有利于防止腐败犯罪分子转移财产。大多数国家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均有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受害人可以提起诉前或者诉中财产保全的请求,这种财产保全能够迅速达成,因为其并不需要通过国际司法协作程序便可以使境外资产得以控制,以防止腐败犯罪分子进一步转移财产。

2.直接追回方式的弊端

尽管直接追回方式具有如上优点,其在实践中也存在弊端。第一,国家主权问题。《公约》中规定的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启动非诉程序的主体是国家,这一主体的规定是公约的一大突破。但这时双方当事人并不像普通的民事诉讼一样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是将一国置于另一国的司法管辖之下,这很可能与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豁免原则相冲突。第二,管辖问题。在直接追回方式中,原告的诉求是主张位于他国的资产的所有权,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关心的是当事人权益的合法性,并不关心财产的来源,为避免可能产生不必要的责任,法官可能会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拒绝行使管辖权。第三,诉讼周期问题。直接追回方式涉及到国际民事诉讼,原告应到境外提起诉讼,由于各国审理期限不同,还要经过取证、移交、执行等程序,导致诉讼周期通常很长,有时可能尚未提起诉讼或者尚未审理终结,资产就已经被转移了。第四,证据问题。“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原则要求原告负有证明自己的诉求的责任,同时要想获得胜诉,其收集的证据的或然性应当高于被告。腐败犯罪通常具有隐蔽性,这加大了原告获取证据的难度,同时被告基于其享有的民事诉讼的平等主体地位,通常利用各种手段极力证明资产属于自己合法所有,甚至编造证据。第五,成本问题。通过直接追回方式追回境外资产属于境外民事诉讼,其相比国内民事诉讼要花费更多的费用,除了律师费、诉讼费、保证金以外,跨国诉讼的差旅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还要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二、我国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运行机制的现状

(一)主体现状

境外追逃追赃案件在办理过程中涉及面很广泛,案情通常很复杂,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合作等问题,需要国家整合各个部门的利益,凝聚力量,形成通力配合、协调合作的机制,同时需要和被请求国达成良好的国际合作,在被请求国的协助下追回境外资产。

自2014年我国全面展开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以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形成了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统一领导,中央纪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外交部、国家安全部、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协同配合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机制。2018年10月26日,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出台,其中6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也是国际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赋予其在腐败案件中国际合作和刑事司法协作的职能。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在部署“天网2019”行动中明确由监察委牵头负责开展职务犯罪专项活动,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专项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开展非法所得没收程序追赃专项行动。

综上,目前我国参与境外追赃的主体主要有公安、检察、监察、法院等部门,但是我国没有明确规定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主体,也没有将直接追回与间接追回方式的主体区分开来。

(二)程序现状

根据《公约》的规定,三种直接追回方式分别需要遵循以下程序:第一,提起民事确权之诉的程序。首先,请求国搜集对腐败犯罪资产享有合法所有权的证据;其次,请求国作为原告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对该资产的所有权;再次,被请求国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审查;最后,被请求国法院作出裁判,确定所有权或者产权。第二,申请赔偿或者补偿的程序。首先,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出赔偿或者补偿的请求;其次,被请求国法院依据本国的法律对该请求事项进行审查;最后,若该请求符合赔偿或补偿的条件,被请求国法院作出被告对请求国予以赔偿或补偿的判决。第三,简易返还的程序。首先,资产所在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对某腐败犯罪资产作出没收决定;其次,请求国提出该资产属于本国的权属证明,主张对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最后,被请求国(资产所在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根据权属证明直接承认请求国对腐败犯罪资产的所有权,并且予以返还。

《公约》的上述规定仅为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程序提供了指导,在我国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实践中,还需要结合我国和资产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的程序和规范下进行。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本次修改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引入刑事案件缺席审判制度,而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的刑事案件的第一类就是贪污贿赂案件,这将反腐败之剑直接指向了外逃腐败犯罪分子,为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提供了便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对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打击跨国腐败犯罪、加强境外追赃国际合作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该法第47条第2款规定:“请求外国将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返还被害人的,可以在向外国提出没收请求时一并提出,也可以单独提出。”可以认为这项规定和《公约》中规定的直接追回方式基本相同,为直接追回方式的运用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仅从这一法律条文当中并不能明确我国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程序,我国也尚无其他法律对直接追回方式的程序予以明确规定。

在实践中,我国通过直接方式追回资产一般要经过以下流程:第一,搜集并获取证据。证据主要包括某笔资产属于腐败犯罪非法所得,资产转移链条的相关证据,犯罪分子从事洗钱相关活动的证据。第二,财产保全。我国通常向资产所在国提起资产保全请求,防止资产追回过程中资产可能流失或者进一步被转移。通常我国采取的做法是,由公安部门请求资产所在国的执法部门对资产予以冻结、查封或者扣押。第三,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启动非诉程序。第四,返还资产。若我国获得胜诉判决,则将得到判决的执行,即返还资产。

综上,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法律制度缺少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的主体权限、调查取证、提交方式等程序性规定。

(三)效果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全局,分工协调。各个省市、各成员单位以及驻外使馆通力合作、紧密配合,追赃追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外交部数据,截至2018年9月,我国已与76个国家缔结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和分享协定、引渡条约、打击“三股势力”协定及移管被判刑人条约共159项(128项生效)。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国已经成功从境外追回潜藏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逃腐败犯罪分子3866人,追回的资产总金额达96亿余元。

但应当意识到,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成功的案例也屈指可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国银行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等人特大贪污挪用案和李化学案,还有一起案例是信用证诈骗案[2]。通过收集资料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采用直接追回方式成功追回境外资产的案例只有上述三件。虽然这些案件都成功追回了资产,但直接追回方式在我国仍未能达到常态性和适用性。为了进一步使《公约》的指导方案在我国得以施行,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且逐一克服,最终构建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为境外追赃事务工作提供指导,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法律合作。

三、我国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1.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

《公约》第53条第1款将国家作为通过直接追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这意味着,当我国作为原告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自愿放弃司法管辖豁免,接受了被请求国法院的管辖。而我国始终坚持国家豁免主义原则,他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可能不接受我国国家作为起诉主体的民事诉讼。同时,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主体,需要选择一个具体的主体来代表或者代理其参与民事诉讼。而我国尚未对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民事诉讼的主体予以明确,这就导致实践中存在着诉讼主体资格认定的难题。就目前我国法律制度以及实践做法可以得出,目前能够代表或者代理国家参与国际民事诉讼的主体有检察机关、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受害单位等。

第一,检察机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均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代表国家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利。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44条第3款规定,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长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我国《刑事诉讼法》101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国家财产受到损害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意味着我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在“李化学案”中,检察院还行使了支持起诉权。然而检察院拥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它是一种公权力机关,主要职能是行使审判监督权,可以启动抗诉或者审判监督程序,还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在我国具有很强的诉讼地位和权力。若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国际民事诉讼,有损害我国司法主权之虞。同时,我国法律尚未明确检察机关在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制度中享有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权力,当我国与被请求国之间没有司法协助条约和互惠条约时,被请求国可能出于某些政策性考量不认可检察机关的诉讼代表权。即使检察机关依据本国国内法获得代表国家提起国际民事诉讼的权利,诉讼地法院是否允许财产受害国以其检察机关作为代表提起民事诉讼,还取决于该法院是否能够根据本国法律认定原告身份适格。{6}第二,外交部。外交部负有参与和处理国家和政府重大涉外法律案件的职责,由其处理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案件可能更为便捷,但外交部没有取证权,我国也并未赋予其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权力。第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是管理国库,协调全国反洗钱工作,监测涉嫌洗钱以及恐怖活动的资金状况。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规定,“犯罪非法所得应当予以没收”,而这里的“没收”后上缴国库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管理的。但是在犯罪嫌疑人逃亡国外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刑事判决,就算通过缺席审判取得了刑事判决,国外法院也未必允许我国将刑事判决作为民事证据来使用。第四,国资委。国资委的职责是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当腐败犯罪分子侵吞的是国有资产并且转移至国外时,国资委作为产权所有人有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力。第五,受害单位。对于挪用型、占有型贪污犯罪,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客体是单位的财产权,这时,受害单位是与案件有直接联系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但是对于行贿、受贿犯罪,没有直接受到财产权益损害的单位则无法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

综上,由于我国尚未明确规定通过直接追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惠条约与司法协助条约中也尚未对起诉主体进行规定。同时,哪一机关或者机构能够成为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适格当事人,还应当根据资产流入国本国的法律来认定,这使得如何选择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成为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2.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补偿数额难确定

一方面,我国在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过程中面临着管辖法院难以选择的困境。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涉外民事确权之诉的管辖权国际标准。在实践中,我国腐败犯罪分子可能将资产转移至世界多个国家,主要为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对于管辖问题普遍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3],这些国家的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的重点在于各方当事人权益的合法性。而对于境外资产追回案件,法官往往仅在方便范围内对法律关系进行调查和认定,对于超越其便利条件的问题,特别是以国家为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上,考虑到国家主权平等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不公正审判现象,法官态度可能会有所怠慢,经常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拒绝审理案件。这样既能避免审理案件后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责任,还能减轻自身审理案件的工作负担。由于腐败犯罪涉及的犯罪资产数额大,犯罪流程复杂,资产可能散布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这使得我国在资产追回实践中难以选择管辖法院。

另一方面,赔偿和补偿数额问题。赔偿和补偿数额的确定问题主要是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第二种直接追回方式,即侵权之诉。腐败犯罪有不同的犯罪类型与行为模式,造成的损害也不同,伴随着不同的赔偿或者补偿的主体,赔偿或补偿范围也往往难以确定。《公约》第53条赋予受到损害的实体获得赔偿的权利,并且规定赔偿范围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但我国《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法小宝》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一般包括物质损害、精神损害、财产的折价损失以及财产灭失后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上述损害一般只包括直接损害而不包括间接损害。在第二种直接追回方式中,国家作为腐败犯罪的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申请赔偿或者补偿。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通常很难确定精神损害的范围,也就无从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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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14,(3):1.

{2}陈雷.惩治与预防国际腐败犯罪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209.

{3}裴兆斌.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司法协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60.

{4}马呈元.经济犯罪资产直接追回制度及其措施探析[J].人民检察(法学专论),2007,(9):47.

{5}杨正万.境外追逃、追赃的几个问题思考[A].黄风,赵林娜.境外追逃追赃与国际司法合作[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40.

{6}黄风.资产追回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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