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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教育研究》
高校学术权力的组织形态建构与运行机制优化
【英文标题】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Mechanism of Academic Pow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作者】 张师伟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其他
【中文关键词】 学术委员会;高校学术权力;组织形态建构;运行机制优化
【英文关键词】 academic committee;academic pow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ptimization of operating mechanism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第十七卷)
【页码】 233
【摘要】

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单位,承担着传承学术、创新学术、传播学术及以学术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这个使命决定了学术权力在大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在现实的大学体系中,学术权力却在重要性及影响性上远不及行政权力。大学中行政权力压倒并支配学术权力的结果,就是大学在属性特征、功能效果及运行过程上的高度行政化。高校学术权力的主要承载者是学术委员会,在现实中,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形态还不够健全,或者缺少基层组织,或者组织形态还过于粗放,而在运行机制上则较多地依赖于行政权力,不仅缺乏充分的独立性,甚至还堕落为行政的附属物,唯行政之命是从。学术单位的性质要求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获得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独立性,提升其在大学运行过程中的实质影响力,为此就需要进一步进行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完善组织形态,优化运行机制。

【英文摘要】

As an academic institution,a university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inheriting science,innovating science methodology, exchanging academic ideas and serving for the society. It should be prerequisite that academic pow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niversity system. However, on the importance and effect, the academic power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far weaker than tha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resul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dominating the academic power in universities is the high degree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its attributes,features, functions,effects and operation. The academic committee is the main carrier of academic pow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act,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organization is not perfect, or lack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r organization is too extensive,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is more dependent on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nature of the academic units requires to enhance the status of academic power, obtain independence to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enhance its influence in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 running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organization, optimiz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125    
  
  现代大学自从在欧洲孕育、形成以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组织,它的存在和运行始终离不开学术,而大学的组织凝聚力也始终与学术相伴随,即大学的学术在大学体系中拥有一定的权力形态及地位。大学的学术权力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组织的独立性和学术事务的自治性。“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学术权力将自己的合法性奠基于‘探索高深知识的需要’,并成为维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重要力量”。[1]大学为一类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学术在组织上独立和在业务上自治的产物,最早的学术自治就是大学自治,将以学术为中心的大学事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大学。从中世纪一路走来的教授会或评议会,逐渐变成了欧美现代大学体制中的学术权力的主要行为体,其中,美国大学的教授会在学术权力的行使上最具有代表性。[2]同时,一方面由于大学在规模循序扩大及复杂性上的强化以及国家对大学事务的深度干预,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也快速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二分格局。
  随着现代国家在类型上的分化,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也出现了相应的分化。西方国家在保持学术自治的制度框架下,加强国家对大学的影响力度,不过其影响主要是通过资金补助、科研项目及科研基地建设等进行,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留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根本特征及学术自治的传统。学术的事情由教授会或评议会负责进行,不论是学术人员的选聘与晋升,还是学术作品的评价等,均由学术性的机构与组织独立运行,没有什么学术事务可以绕开学术组织的管辖,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替代或操作学术组织的决策。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以学术为本位,行政服务于学术,这是现代大学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成功运行的一个基本经验。“耶鲁大学治理重心从董事会向教授会转移的历程表明,管理决策权下放,才是最大的‘生产力’解放,也是学校发展的希望所在”。[3]
  中国的大学组织绝大多数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中央政府及省市政府不仅是大学的兴办者与所有人,而且也是大学组织的上级管理者,而大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为教育机构,其核心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则由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业目录及其具体要求来决定。“从编制学科专业目录的目的来看,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带有很强的计划性和指令性。……我国各高等教育机构只能按照这个学科专业目录来招生,不在目录内的专业不得招生”。[4]虽然现阶段,大学的学术性事务有所强化,普遍建立了学术委员会落实教授治学,但学术性事务的比重及其在大学组织中的地位仍然严重落后于教学性事务。不论是教学性事务,还是学术性事务,都在根本上依附于行政性事务。相对于行政性事务和教学性事务,学术性事务的独立性及自治性还明显落后,确保学术事务独立与自治的学术权力还十分虚弱。一方面,学术委员会虽然已经广泛建立起来,但其在高校里的存在还很不充实,学术委员会在组织上未能贯穿于学院层面,学校里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框架还比较粗疏,缺乏全体委员会下的各专门委员会,这就意味着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权力的重要载体还缺乏组织形态上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还未能充分体现学术权力机构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不仅学术委员会的审议和决策内容往往来自行政部门,而学术权力最重要的内容提议环节却缺乏参与,而且学术委员会也缺乏主动进行学术权力行使的机制,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依赖和依附,纵容和助长了高校内部的行政化特征。
  一、学术权力的弱化与弱势:大学行政化背景下的高校学术委员会
  现代大学自其发源的时候起就是一个以知识传承、人才培养和授予学历学位资格相结合的学术功能组织,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兴起体现了学术业务通过学术权力自觉建构起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社会组织的需求和趋势。它一方面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对知识传授专门化和职业化的新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相对于教会或政治组织的独立性,从而能够使知识传承可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和法则且不受外来强制影响的方式来进行。大学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学术单位,不论是由教师以教的线索来完成其组织建构,还是由学生以学的线索来完成其组织建构,它的组织模型及权限都是仿照了中世纪的行会。12世纪中叶,意大利博洛尼亚学习罗马法的学生组织的学生团体,成了现代大学的肇端,学生的“这种联合体似乎是参照了意大利各城市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业行会的模式建立的”,“实际上,大学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指普遍意义上的一个组织或社团,只是后来才专指教师和学生的行会”。[5]行业行会作为一种城市中的自治性组织,它具有对自身事务比较完整的决定权,这种决定权既是专业的决定权,也是自治而且较为独立的决定权。大学作为一种学术性自治组织,它对于自身的学术事务,也拥有自治性的完整决定权,既不受世俗政治权力的强制影响,也不受教会权力的精神指导,专业知识的传承仅仅受制约于专业性知识权力,大学自治在本质上就是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排他性治理,而它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主要是指大学机构成员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它是中世纪大学的宝贵遗产”。[6]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及工业革命的发生,大学中的学术事务不仅逐渐地与社会经济等密切联系起来,而且也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就产生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及社会组织对大学进行业务影响和干预的动力,而大学在治理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政治权力及社会权力的强势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学学术权力弱化,相对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大学的学术权力成为弱势存在。
  如果说现代欧美各国的大学都有其自身的古老传统,从而在长期的发展中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大学中学术权力的自治性,即便是来自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要求与意志,也不得不通过大学自身比较系统的学术权力,来实现对学术事务的治理性影响,“学术事务由学者来决定,教授参与学校管理”“高校内部设立由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或评议会来行使学术权力,管理学术事务,对学术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7]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大学完全是一种舶来物,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官办学校,也不同于士大夫主办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书院,它与中国的政治及社会并无功能上的连带关系,更无组织上的联动关系,大学在现代中国的出现几乎完全出自于政治的移植,或者是西方政治势力在华移植西方的大学,或者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力量移植西方的大学。“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并不是完全源自传统教育体系自发演变,是西学东渐的‘后发外生型’的产物”。[8]这就决定了大学的学术权力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因为一定程度的依附性或派生性,从而在自治的程度上大打折扣。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全面支配性及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全面推广,大学的学术权力完全被政治性行政权力所代替,结果就是大学体制的高度行政化。[9]一方面,大学作为一个由政治权力作出的组织安排,不仅它在社会分工网络里的地位、作用、角色等,已经由政府权力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而且政府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还对大学中的具体事务进行了日常性的行政引导与指导,甚至大学该如何作为以及作为怎么样的评判标准,也掌握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手里,大学组织并无独立于政府权力的自主功能;另一方面,大学内部不仅也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权力的网络,而且还同样确立起了一种行政引导、指导和主导、支配学术事务的体制,这个体制导致大学治理在本质上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行政治理,而大学中的学术权力则或者被行政权力完全取代,或者被行政权力所支配。大学体制的行政化客观上造成了大学治理体系中学术权力相对于行政权力的弱化和弱势,而学术权力的弱化和弱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大学体制的行政化色泽。
  大学中学术权力的弱化和弱势,一方面是相对于持续得到强化和不断在治理中表现出强势的行政权力而言,因为有了强化和强势的行政权力在大学治理中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存在,学术权力就在大学治理的诸多环节和方面缺位,从而表现出它的弱化和弱势;另一方面学术权力的弱化和弱势也是相对于大学中学术权力所应该发挥的影响力和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言,如果大学中的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中能够在学术事务上充分发挥决定性重要作用,能够在治理中做到“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彼此合理分工,充分配合,彼此相得益彰,那么它就不弱。反之,如果在大学的治理中,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也归行政,那么大学的学术权力无疑就不能满足实践对它的要求,从而就处在了明显的弱势地位。学术权力的弱势相对于行政权力的强势。这不仅意味着在大学治理的权力网络中,行政权处在中心和枢纽地位,从而在大学治理体系中处在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学术权力则处在边缘和从属地位,在大学治理中充当行政权力或必要或不必要的点缀,即使在关于学术事务的管辖上,学术权力的作用也常常只是形式主义的,而实质的决策或影响已经在行政权力手里完成,比如大学中的学术评审就实质性地掌握在职能行政部门手里。[10]这还意味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的存在感很弱,一方面,学术权力的启动离不开行政权力,它常常需要依赖一定的部门性行政权力来启动它;另一方面,学术权力的管辖并不覆盖学术事务,有相当多的学术事务或者因基层院系学术权力虚化而由基层院系的行政权力来管辖,或者因基层院系学术权力的缺失而只能由行政权力来管辖。在大学治理体系中,学术事务的管理受行政化体制的影响,主要由行政权力来进行实质性全流程的管辖,而学术权力则只是在学术事务管理的某些环节上起作用,而在某些环节之前或之后的管辖,则交付给了行政权力,相对于全流程管理的行政权力,只能管理某个环节的学术权力,明显地处在弱势地位,其角色被大大地弱化了。学术评价的行政权力主导作用即是一个集中表现。[11]
  二、学术权力弱化的组织病: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组织依附性及其矫治
  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相对于行政权力的弱化,是它在大学治理中的弱势地位与作用的前提,而地位与作用的弱势则是学术权力相对于行政权力弱化的结果。学术权力的弱化和行政权力的强化,从长期看乃是大学治理在历史变革中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势,它不仅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日益强化和学术权力的日益弱化,而且也意味着两者在大学治理中此长彼消的一种相克关系,即学术权力强必然是行政权力弱,而行政权力强则一定是学术权力弱。现代大学在日益走出知识的象牙塔而且不断地融入社会生活,其结果之一就是使得大学在作用与功能上越来越和社会及政治密不可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大学已开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德国“是大学服务职能的起源地”,而“高等教育紧密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并为之服务,是近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12]这不仅导致了大学组织形态的复杂化,而且也导致了大学不得不加强与社会及政治的组织性联系。这两者又共同支持了大学中行政权力的膨胀性发展,而行政权力的膨胀性发展则又意味着学术权力遭遇侵蚀而日益萎缩。但是在欧美各国的大学中,由于长期以来的学术自治传统及相关制度的惯性影响,不管大学中的行政权力如何快速地发展,学术权力都给自己留有相当的作用空间,行政权力不仅并不足以取代学术权力发挥学术决策的核心作用,而且行政权力也不能支配或驾驭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及职责范围,学术权力也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及职责范围,两者泾渭分明,相辅相成,行政的事务归行政权力,而学术的事务则归学术权力。“在欧陆以讲座为基础的高教体制中,学术团体通过自下而上选举团体管理人员的方式,发挥了学术权力优于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在英美以系为基础的体制中,教授们通过组建教授会和评议会来集合行使决策学术领域事务的权力,并与行政权力分庭抗礼”。[13]中国大陆现在的大学体系固然有继承民国时期的成分,但又经过了明显的国家行为的改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由政府行政权力塑造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大学的治理几乎完全成了一个行政性事务,以系统的行政计划及行政组织,将大学功能集中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而专业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都被行政权力进行了详尽的安排,大学中的学术权力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被行政权力所替代,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中的学术权力有所恢复,但在总体上大学的治理仍然主要是由行政权力完成的,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这形成了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绝对弱化,它因为不存在彼此之间的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关系,而决然不同于欧美大学中学术权力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相对弱化。学术权力的相对弱化是因为行政权力的出现及相对强化。大学行政权力的出现克服了学术权力的松散性及效率低下等内在不足,满足了整合大学内部权力资源及管理事务的需要,建构了一个命令服从的执行系统,适应了高校目的变更及规模扩大后的发展需求。[14]随着大学行政权力的组织系统化与作用经常化,即使学术权力自身的职责范围及运行逻辑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其相对弱势也是必然会发生,或者学术权力强化自身的步伐比行政权力慢一些,也肯定会表现为学术权力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相对弱化。行政权力的相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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