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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的路径选择
【副标题】 以批捕权和起诉权为视角
【英文标题】 Path of Decriminalization of Juvenile Criminal Cases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Right to Arrest and the Right to
【作者】 孙明泽冯科臻【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非犯罪化;逮捕权;起诉权;保障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59
【摘要】

非犯罪化处理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保护的最佳途径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未成年人非犯罪化实体处理和程序处理的发展时期,在现阶段实体层面难有实质突破的情况下,完善程序层面相关制度设置尤为重要。就司法程序而言,在三机关非犯罪处理推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检察机关守好“逮捕”与“起诉”这两道关口。然而,当前有关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过于重权力配置,轻权利救济。故此,着重构建并完善援助律师辩护的有效和救济机制、检察官中立客观审查的保障机制、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是提高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质量的核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072    
  
  纵观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主要包括实体法将其排除犯罪领域和程序法将其不作为犯罪处理两种模式,如实体法层面轻罪、微罪的非犯罪化及刑罚替代措施,程序法层面有条件解除指控、完全解除指控及刑事和解制度。我国也是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维度来构建未成年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制度。在实体保护层面,就未成年人非犯罪化并未与成年人犯罪非犯罪化作严格区分,并非像俄罗斯刑法典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置于专章,并冠以“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与刑罚的特殊规定”这一名称,也未采取法国单行立法的模式。就我国而言,目前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简单粗略,缺乏系统性、协调性,难以回应保护未成年人的时代要求,应吸收俄罗斯、法国的立法经验,采取专章或单行立法的模式保护刑事未成年人。在程序规制层面,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2刑诉法”)首次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与预防的刑事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在非犯罪化处理方式层面,有撤销案件、不起诉、终止审理和直接宣告无罪。[1]同时在具体制度体现上,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专门适用未成年人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及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等制度,也都直接反应非犯罪化刑事程序处理模式。然笔者选取检察机关批捕权和起诉权这一视角探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而不从宏观实体和程序两大层面进行研究,原因有三:第一,实体法所涉及问题太多,不仅有刑事未成年人专章或单行立法的问题,还有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专门法庭、适用刑罚的种类及措施等问题,因篇幅有限就不过多阐释,且在现阶段难以实现有效突破;第二,之所以选取检察机关“逮捕权和起诉权”为视角,在我国司法实践基本形成“构罪即捕,捕后必诉,诉后必判”处理模式,因此,要从程序上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其最佳途径就是从源头遏制,即运用好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两大利器;第三,前科消灭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帮教制度虽然也很重要,但在我国,前科一旦形成,就势必对未成年人就学、参军、就业产生终身的影响,因为有前科的未成年人在这些情况下是无法通过政审的。因此,与其形成前科以后再予以消灭、犯罪记录封存、进行帮教,不如不形成前科[2]。
  一、“不捕、不诉”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处理的程序表现
  在审查逮捕阶段,逮捕即意味着起诉,起诉即意味着被判有罪,有罪即意味着形成前科。毫无疑问,把控好审查逮捕的关口对形成未成年人非犯罪化处理机制至关重要。就逮捕法律规范层面而言,应当具备三个条件,才应依法予以逮捕。第一,证据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3]第二,罪行条件,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第三,社会危险性条件,即有证据证明确有逮捕之必要。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处理层面,在法律规范的三要件的审查,主要体现在证据这一法律要件;在刑罚条件方面,注重对能否判处有期徒刑的审查,要求只有肯定能够判处徒刑以上的情况下才批准逮捕。在司法实践中,与成年人案件相比,各地检察院在司法实践提高未成年人构罪的标准。尤其证明犯罪事实发生或者犯罪事实是由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证据不充足,又或者是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实施,这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这个阶段增加了不符合逮捕条件不予以批准逮捕的不捕类型,而且更加注重必要性条件方面审查,更加注意结合律师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和相关证据材料,对逮捕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自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羁押率从2011年75.66%降至2016年59.08%,[4]整整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非犯罪化处理空间在逐渐扩大。同时,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未案规定》)第15条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应当由公安机关或自行及委托社会机构调查提供社会调查报告,即必须提交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危险评估报告,为严格限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逮捕措施奠定基础。并具体规定应当不予以逮捕和可以不予以逮捕的情形,[5]为未成年人非犯罪化处理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在审查起诉阶段,起诉与否几乎潜移默化给该嫌疑人打下是否有罪的烙印。12刑诉法在原本三大不起诉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在未成年案件,扩大了自由裁量空间,细化了可操作流程,形成了现如今四大不起诉机制共存的格局。具体而言,第一,在法定不起诉层面,只要符合刑诉法规定法定条件,[6]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没有任何裁量空间;第二,关于酌定不起诉,如果犯罪情节轻微,并且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未案规定》第26条和27条明确规定酌定不起诉的情形,[7]具体可操作的规定为司法工作人员大胆适用酌定不起诉提供制度保障,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处理制度适用空间在逐渐被拓宽;第三,在存疑不起诉层面,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但也有一定可疑之处,检察机关在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两次之后,仍然不能收集到确实充分的有罪证据。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第四,在附条件不起诉层面,不同于上述三种不起诉方式,其主要最大特点在于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悔罪并对适用该附条件不起诉无异议为前提,同时在一定考验期间接受相应的矫治和教育,同予以缓刑处理接受社区矫正有异曲同工之效。上述四种不起诉的方式虽其不起诉理由不同,但最终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都被作无罪之人对待,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与预防。
  二、“不捕、不诉”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处理中的不足
  当前不管是立法现状,还是司法现状,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处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质量都亟需提高。故此,笔者主要围绕影响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质量的因素进行阐释,因两者除审查的内容不同,其他影响其审查质量因素具有很大相似性,包括:缺乏律师的有效帮助、缺乏检察官中立客观审查的制度保障、僵化的工作机制。
  (一)缺乏律师的有效帮助
  根据2013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未成人刑事法律援助在“量”和“质”都取得显著的进步。但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有效辩护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得到真正救助不是以获得法律援助为标志,而是以其援助是否有效为评判标准[8]。此处的“缺乏律师的有效帮助”,笔者分为三个层次,即是否有律师辩护、援助律师权利及救济保障措施是否充分、律师意见是否被采纳。
  1.在有律师提供辩护层面立法与实践脱轨。12刑诉法及2013年《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纳入指定辩护的情形,无疑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援助律师的介入时间、被指定的通知时间等方面都得到不小的改进。然而,在立法和实践接轨层面仍存在一定错位。在审前阶段,法律仅规定侦查机关、检察院有义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并且条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委托律师,因法律规定较原则和单一,缺乏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制。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或检察院不履行或迟延履行通知辩护的情况较为常见,这就造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重要诉讼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具体而言,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不足,根据法律规定三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间完成指派工作,实践中存在法援机构指派律师后,案件已经被移送到下一个阶段,部分案件直到审判阶段才通知辩护。同时,不能忽视问题是我国律师总体数量难以达到援助制度的要求。司法部发布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27.1万多人,其中,法律援助律师5900多人。2014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4万余件,受援人总数达到近139万人次。[9]可以明显看出援助律师数量与案件数量如此巨大的差距,也是导致法律援助制度难以落实最大障碍之一,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援助律师权利及救济保障措施不足。律师享有调查取证、阅卷、会见、通信等权利,即使现在有关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有关辩护律师权利被侵犯救济权利保障依然不充分。辩护律师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时,只能以申诉或控告等方式进行救济,人民检察院也只是以通知的形式责令有关机关予以纠正,除了救济方式不符合司法规律和救济力较弱外,缺乏相应的程序制裁措施才是问题的关键。倘若权利背后救济措施保障不充分,即使赋予再多权利,也都面临权利被侵犯或权利被阻碍行使的危险,此为其一。其二,在审查逮捕阶段,因援助律师并不能阅卷,并不能“因地适宜”地提出相应辩护意见,导致提出意见的权利流于形式。其三,合适成年人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被讯问或审判过程中,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其他成年亲属、学校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却未规定辩护律师是否具有在场权。在讯问过程中,法定代理人等合适成年人因缺乏专业法律知识,且畏惧侦查机关之强权,提出真正有效的意见少之又少,无法起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目的。
  3.援助律师意见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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