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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我国少年法一体化的必然抉择
【英文标题】 On the Crime of Sexual Assault Children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作者】 肖姗姗【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
【中文关键词】 少年法;系统性;全面性;实用性;一体化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94
【摘要】

就少年这一特殊主体而言,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恤幼”的传统。在封建社会时期,对少年的特殊处遇在法律规定和救助机构的设置都存在一定的历史沿革。至清末民初,法学家倡导的少年立法虽然并未实际确定下来,但对之后我国的少年法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当前世界而言,盛行的少年法模式主要为以挪威、瑞典为代表的儿童福利主导一元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刑事司法为核心的一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儿童福利、少年司法并存的二元模式。从这三大主流模式来看,系统性、全面性与实用性成为了它们的基本共性。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的少年法律规定存在缺乏系统性、法律地位不够明确、主导性法律缺失的缺陷。结合世界少年法主流模式的共性与我国少年法的发展现状,构建以刑事为主导,民事、行政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少年法一体化路径成为了我国少年法的必然抉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069    
  
  根据我国康树华教授的观点,少年立法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朴素的保护主义阶段(18世纪之前);(2)人道主义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3)理论准备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4)专门法阶段(20世纪上半叶至今)。[1]结合少年法在西方社会中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划分是十分合理的。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发展,世界上的少年立法多发展为以下三种模式,即儿童福利一元少年法模式(挪威、瑞典为代表)、少年司法为核心的一元少年法模式(美国为代表)、儿童福利、少年司法二元少年法模式(日本为代表)。从我国少年立法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并没有经历完整的少年立法发展四阶段。从乐观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进入少年立法的第三阶段——理论阶段,正在朝着我国的少年专门法阶段迈进。从我国当前的少年立法模式来看,我国的少年立法虽然打着“保护少年”的口号,却在传统理念的影响下,对少年的保护仍未形成体系,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缺乏实际操作性,少年保护陷入泥潭。同时,对于少年违法犯罪而言,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并未独立成体系,而是附属于传统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适用于成人违法犯罪的法律规定。虽然倡导对少年违法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但是难以脱离我国对犯罪“惩罚为主”的司法实践。从我国现有的少年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的少年立法模式并不属于世界上少年立法的三种主流模式,也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模式。结合我国少年法体例与发展现状分析,从一体化入手,是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少年法的必然选择。
  —、我国少年法的发展与现状
  (一)我国对少年特殊规定的历史沿革
  1.封建时期的少年规定
  从古至今,无论是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国统治时期,还是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我国都承袭着对少年这一特殊群体予以关爱、保护的思想理念,如主张“仁爱”为主的儒家思想家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古代中国,皇帝是一切权力的象征,虽然法律规定也受皇帝的“仁政暴政”影响而有宽有严,但是对于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皇帝大多倡导“恤幼”的思想理念,对少年有一定的特殊规定,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儿童的保护及对少年的刑事处分两方面。
  就儿童的保护而言,管仲提出的“九惠之教”是我国古代关于儿童保护的最早记载,其中第二教和第三教提出了“慈幼、恤孤”。[3]到秦朝时,《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规定“善杀养子者法当弃市”,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不得杀害子女,这是封建社会“长幼尊卑”理念的一种突破,体现了皇权对于少年的人身保护。魏晋南北朝时期,成立了孤独园,主要在于赡养老人和抚育孤儿,“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后加料理。”这一赡老恤孤机构的设置,体现了国家对于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两个群体的特殊保护,开创了福利救助的大门,为之后唐宋相关福利机构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唐朝就少年儿童的近亲收养予以了规定,同时官府应当对这种收养予以扶助与支持,唐文宗《拯恤疾疫诏》规定“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报袱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亦具数闻奏。”同时,《唐律疏议.户婚》中也有关于少年儿童被收养人与收养人之间关系的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两年,若自生子及本无生子,欲还者,听之”、“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身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就此可以看出,养父母在自己无亲生子女需要抚养的情形下,不得将被收养的子女予以舍弃。但是,养父母虽然无子,但不愿意留养时,可以将被收养的子女送还至其亲生父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养父母有抚养被收养子女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被收养子女的权益。然而,养父母也有送还被收养子女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说,不利于被收养人的稳定发展。两宋时期,杀婴、溺婴的行为被明文禁止,如北宋时期规定的“故杀子孙,徒两年”。[4]同时,两宋也继承了南北朝关于孤独园中对于少年儿童保护的做法,官府对没能力抚养子女的家庭,必须作出经济上的支持,如《宋史.高宗本纪》中记载“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儿童收养在两宋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收养的子女与亲生子女地位同等,一家有养子则不得称为“绝户”。在财产继承方面,养子女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5]此外,两宋时期也出现了专门的少年儿童救助机构——福田院和居养院,专门的少年儿童收养机构——举子仓、慈幼局、婴儿局。从两宋的儿童保护、救助的规定和专门机构的设置来看,两宋时期是我国少年儿童保护的鼎盛期。明清两个朝代承袭了两宋的做法,成立了育婴堂、保婴会等,明文规定禁止杀婴、溺婴行为。无论是从思想理念上,还是从政府的规定上,女婴的权利在此阶段均得以改变。民间流传“育女者未必不如生男,如缇萦之请赎父罪,木兰之代父从征。古来孝女,指不胜屈。古曰生男勿喜,生女勿卑”的说法,对古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构成了冲击,女童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同时,政府规定贫困人家产女的无力抚养的,可送至育婴堂收养,不得将女婴溺死,否则将治其罪,不得宽待。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律令主要规定在《刑律》中,因此,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在刑法及刑罚规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主要在对少年从轻处罚的规定中得以体现。先秦时期,《法经》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也就是说,对十五周岁以下犯罪的少年,严重犯罪刑事处罚减轻三级,轻微犯罪减轻一级。《法经》中对少年从轻处罚的规定对后世封建立法的恤幼规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的封建立法中大多都有关于少年刑事处分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两汉时期的《二年律令》规定“若年不赢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吏、民有罪当答,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6],对于十七周岁以下的少年,实施了应当判处肉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应当对其免予刑罚,对于十周岁以下的一般少年犯罪,免予刑事处罚,但实施杀人行为的,判处城旦舂。魏晋南北朝时期,《魏书.刑罚志》规定“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北魏律》中的《法例律》规定“八十以上、八岁以下,杀伤论坐者,请之。”在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达到鼎盛阶段的唐朝,对少年犯罪的从轻处罚更为突出。其中,根据《名例律》第三十条的规定,十五周岁以下犯流罪以下的,可以用金钱物赎刑;七岁以下,虽实施了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但是必须对其免予死刑。然而,少年因连坐制度应判处没刑的,不得适用这一从轻减轻规定。明清两个朝代延续了唐朝的恤幼措施,做出了对少年犯罪的收赎和不得对少年犯佩戴戒具的规定。同时,《名例律》做出了对于犯罪年龄的规定,即“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如七岁犯死罪,八岁时法,不予追究。十岁杀人,十一岁事发,仍得上请。十五岁时作贼,十六岁事发,仍可收赎。”[7]这一点对我国当前规定的少年犯罪案件中少年以犯罪时的年龄为准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借鉴。
  从我国封建社会的少年规定来看,无论是基于战乱时期还是太平盛世,虽然对于年龄界限有不同的规定,但是统治者对少年都抱有“仁爱”、“保护”的理念。从这一点来看,既是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从具体内容来看,我国封建社会的少年规定可以分为保护型和处罚型,同时设置了专门的少年救助机构,这一点为我国当前少年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封建社会少年规定体系性的缺乏也是导致我国少年法律规定一直散乱不成体系的历史根源。此外,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在设置专门机构的同时,要求提供资金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西方国家的“国家亲权”制度存在一定的契合,从而为我国当前国家在少年法构建中的责任提供一定的思考。
  2.清末民初的少年法探索
  上个世纪初,《大清新刑律》在以沈家本为主的改革派与以张之洞为主的保守派两个派系的争论之下诞生,虽然其并没有改变封建旧律的本质,但汲取了西方少年法律的精华,涉及到了少年的特殊规定。沈家本在此次法律制定之初,提出应当将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统一规定为十六周岁,但是遭到了资政院和其他省部的反对,因此皇帝在权衡之下钦定为十二周岁,但同时也规定了对十六周岁以下的少年犯从轻处罚、减轻处罚的规定。同时,《大清新刑律》开启了对少年教育感化处遇措施的新篇章,“凡未满十二周岁之行为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然而,有学者提出《大清新刑律》虽然对教育感化处遇稍有提及,却并未提及教育感化机构的设置,因此这并无什么实际意义。[8]但是不容置否的是,这种对少年特别化处理的规定,为后来我国少年犯刑事责任年龄的统一、少年犯的保护处分和关押少年犯专门机构(“幼年监”、“未成年人管教所”)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础。
  1922年,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政府颁布了《感化学校暂行章程》。至此,教育感化处遇有了新的指导实施保障,然而,与其它国家系统化的少年法而言,这一立法显得薄弱无力。在《感化学校暂行章程》的推动下,我国各地迅速建立了一系列少年专门机构,如香山感化院、北京感化院、济南少年监狱、武昌少年监狱等。[9]国民政府在1936年参照日本《少年法》的基础上,由参事室议定《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组织条例》(在修改后以《少年法草案》命名),这一草案共涵盖七部分,即通则、保护处分、刑事处分、少年法庭之组织、少年法庭之程序、罚则和附则。[10]遗憾的是,这一草案并没有通过并予以实施,而是另行颁布了《审理少年案件应行注意事项》,后者也概括性地规定了少年犯罪案件的起诉、审前调查、审理方式、少年犯羁押等事项。然而,这种专门立法虽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代表我国已经开始步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少年立法,但是其实际价值却远远低于世界上具备现代意义的少年法。
  除以上刑事法中的少年规定、教育感化处遇之规定外,清末民初也在少年福利这一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如1906年清政府成立统管社会各项福利事项的民政局;1917年北洋政府成立了中国现代少年福利开端意义的慈幼局;1928年国民政府通过《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将少年福利机构统一规定为“救济院”,并在其中设置孤儿所;1938年通过《奖惩育婴育幼事业暂行办法》,促进儿童营、儿童公园的创设,并推动相关的少年儿童立法。[11]在集合这些散乱规定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42年颁发了《儿童福利研究报告》,这一初稿涵盖了儿童福利政策纲领(草案)、儿童福利立法原则(草案)、儿童福利实施方案(草案)、办法纲要(草案)等。[12]国民政府1944年在重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儿童福利会,并颁发了《儿童保育政策》,这一举措推进了《儿童福利法》的拟定。[13]
  从清朝末期的法律改革来看,《大清新刑律》主要参照的是日本的法律体系,却未能拯救苟延残喘的清政府统治,因为这一法律并不能改变中国当时封建制度的本质,对少年的规定本可做到一次性到位,但是由于封建阶级利益的权衡,只能略微提及少年特殊规定,实为可惜。就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少年法律规定和福利措施来看,这一阶段主要参照日本《少年法》的做法,试图从少年司法和少年福利两个层面入手,构建少年法体系。然而,国民政府并未颁布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少年法》,也并未使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体系化。但是,毋庸置疑,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努力为我国台湾地区少年司法体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从当前台湾的《少年事件处理法》来看,其中的诸多规定还承袭了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
  (二)我国现存的少年法体例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少年法并不属于当前世界所盛行的三大少年法模式。虽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的少年立法,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程序予以专章规定,但无论是少年福利还是少年司法两个层面,主要还是规定在我国其它主要的法律法规中。
  1.专门的少年立法
  就少年福利方面的专门法而言,我国于199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于2006年、201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包括分则、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七章,一共72条。该法主要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了从个人到国家都应当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除《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外,另一部以少年儿童福利为主旨的专门性立法为《义务教育法》。我国于1986年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最近一次修正为2015年4月,这一法律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修改后的版本分为八章,主要内容涵盖了总则、学生、学校、教师、教育教学、经费保障、法律责任、附则。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就少年司法方面的专门法而言,我国于199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于2012年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包括总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法律责任和附则八个部分。这一法律主要强调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及对实施此类行为少年的教育。
  除上述三部少年专门法之外,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订时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规定在本法第五篇特别程序中的第一章。在本章中,内容包括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原则和总体要求,关于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法律援助的情形,关于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以及对未成年人关押、管理、教育的形式,关于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别规定,关于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情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的规定,对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人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的规定,关于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原则的规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以及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
  2.其它与少年规定相关的立法
  从少年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方面来说,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十二条明确将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下的儿童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第十六条就为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作出了规定;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伤害时,其监护人的责任界定问题。除此之外,属于民事领域范畴的《收养法》、《婚姻法》、《继承法》都对与少年相关的事宜作出了法律规定。从少年民事程序法律规范方面来讲,《民事诉讼法》中作出了少年的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相关规定,以及少年监护案件中的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相关的执行规定。
  由于受我国重刑轻民法律思想的影响,对少年的法律明文规定,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总则部分,《刑法》十七条第一、二款明确规定了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第三款规定了对少年犯罪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原则、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对少年不得适用死刑、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少年犯罪不构成累犯、第七十二条规定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少年应当宣告缓刑、第一百条规定了少年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分则部分,主要规定了少年为刑事被害人的一些刑罚规范,如强奸罪、强制猥亵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遗弃罪、拐骗儿童或组织儿童乞讨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嫖宿幼女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等。就少年刑事程序规定而言,已在前文专门少年立法部分有所阐述,在此不予以赘述。
  就少年的行政法律规范而言,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二十五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十二条规定了对少年违法行为的处罚原则,分别规定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法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二十一条规定了对少年不得执行行政拘留的情形、第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了通知少年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的情形。
  除上述的民事、刑事、行政法律作出的与少年相关的规定之外,我国对少年还有一系列的保护法律规范,如《宪法》、《劳动法》、《食品卫生法》、《母婴保健法》和《互联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
  从我国的少年法律规定来看,在上个世纪末已经迈出了现代意义之少年专门立法的一步,随后在诸多的法律修订活动中都进一步加强深化了对少年的规定。虽然这些立法并不完善,但总体来说,涉及面较为广泛、内容颇为丰富,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不断地演变。
  二、现代意义少年法的发展及启示
  现今世界上少年法的主流模式有以儿童福利为主导的一元模式、以刑事司法为核心的一元模式和儿童福利、少年司法并存的二元模式。从它们的起始与发展来看,都有诸多可取之处,也存在诸多的共性。本文结合这三大主流模式的发展与共性,并与我国当前的少年法现状作比较,力图为我国少年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与帮助。
  (一)三大少年法模式的发展
  1.以挪威为代表的儿童福利一元少年法模式的发展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挪威的儿童福利发展已经超过一个多世纪,它早在1896年就制定了《儿童福利法案》(“Lov om fors0mte barn”-“Vergeradsloven” of 1896)。在1896年的这一法案中,主要对象为有行为问题和犯罪问题的儿童。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和抚育应当取代对其的监禁。此时,国家对少年保护持十分积极乐观的态度,少年的地位和权利得到倡导,但这种目的的实现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1953年,挪威出台了《儿童保护法案》(“Lov om barnevern”-“The Child Protection Act” of 1953)。这一法案对家庭事宜的理解和处理都提出了新的应对方案。这一法案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指导,对待家庭事宜不再是采取谴责、警告、将孩子带离家庭,而是为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预防、以家庭为基础的帮助和建议。自此,儿童需要成为了儿童保护的指导性原则。这一法案成为挪威少年法的转折点,挪威的少年法由刑事政策的时间向社会政策的视角发生了转移。挪威在1981年通过了《儿童申诉专员法案》(“Lov om barneombud”-“The Ombudsman for Children, s Act”)和《儿童与父母法案》(“Lov om barn og foreldre”-“The Child and Parents’ Act”)。由此,挪威成为了第一个为儿童制定申诉专员的国家。该法案的目的在于成立一个客观主体,为儿童利益发声,并负责确保儿童在社会上的利益,并监督儿童成长和抚育的环境。同时,申诉专员必须为保障法律赋予儿童的权利,并为儿童的法律保护加强提供评论与建议。对挪威儿童影响较大的另外一个法律文件是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挪威于1991年加入该公约,在2003年将该公约的内容融入到《人权法案》中。此次公约重在强调儿童是拥有法律权利的主体,而非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需要给予保护。[14]
  作为以儿童福利为代表的少年法模式的代表,挪威的少年法核心是《儿童福利法案》和《儿童法案》。《儿童福利法案》一共分为十章,相继为该法案的目的与范围、责任与管理的划分、市政当局和儿童福利服务机关的基本职能、特别措施、福利机构、少年关爱中心、程序的一般原则、郡县社会福利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该法案提供协助的责任、资金支持及父母、孩子的责任、生效和过渡条款。《儿童法案》一共分为九章,相继为儿童出生规定、亲子身份的关系、亲子身份关系案件中抚育执行官员和郡县长官的职责、亲子身份关系诉讼、亲子接触规定、抚育孩子的职责规定、当事人有一方涉外情形时该法的适用和最后的规定。除以上两大核心少年法之外,挪威还颁布了《教育法案》、《家庭补助法案》等。
  既然挪威的少年法已经以儿童福利为主导,那么它对问题少年的处遇也是趋向福利模式。少年犯罪由儿童福利机构负责,主要参照《儿童福利法》中的规定,同时《一般公民刑法典》和《刑事诉讼程序法》的附属性规定也为少年犯罪的处置提供了指导。
  挪威作为世界上福利最为发达的代表国家之一,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少年犯罪率较低。这种一元模式看似十分美好,但是并不能适用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不过,儿童地位及儿童权利的倡导,值得我们在少年法的构建过程中学习与借鉴。
  2.以美国为代表的少年司法为核心的一元少年法模式
  美国的少年司法起始于19世纪末,随着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和1899芝加哥库克郡第一个少年法院的成立,美国多个州也迅速成立了专门的少年法院并组建了相应的少年法院。自此,少年法与传统的成人法相脱离,开创了一个独立的少年法体系。在美国,有51个少年司法系统,美国少年司法系统都有各自的历史和有自身特色的少年处遇政策与措施。与以儿童福利为主导的福利模式类似的是,美国所有的少年法院的程序也都是以儿童福利为主旨。然而,在以司法为主导的美国一元少年法模式下,少年法院仍然可以剥夺少年的自由,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宪法的正当程序规定。[15]
  美国的少年法是以少年司法为核心的,少年法院又为少年法核心的体现。一般而言,美国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是少年犯罪案件和儿童疏忽、虐待和抚养案件。在许多州,少年法院的受案范围还包括少年身份犯罪(如果这类案件是由成年人实施,则不构成犯罪)。有些州的身份犯罪包括在儿童疏忽、虐待和抚养案件中。在一些州,少年法庭还应对少年交通犯罪、监护事宜和对患有精神疾病或发育障碍的少年应允承诺程序的问题、同意堕胎或同意结婚案件、亲子关系认定案件等。[16]
  作为少年法的核心,执法机关、感化官、儿童福利工作人员、学校教职人员及检察官做出的先前决定都在少年法院得以支持或改变。另外,对少年及其家庭、社区有持续性影响的一些决定也是在少年法院中做出。因此,少年法院是美国少年司法中权力性最强的机构。少年法院不仅决定个案的结果,同时它的法律地位也决定了它能决定其他机构或机关应当如何回应少年。比如,通过解释法律、颁布法令或发展政策,划分少年案件的类别,并决定哪些案件应当进入正式的法庭诉讼程序。[17]
  从美国的少年法模式来看,这是一种以刑事为主导的一体化少年法模式。它将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少年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作为少年身份犯罪囊括在少年法院的管辖中,同时将少年实施的一般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纳入管辖的范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少年法是以刑事法为核心的。除此之外,少年为被害人的家事案件也归于少年法院的管辖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少年法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刑事一体化模式。但是,无伦是管辖范围还是司法组织模式,美国的整个少年法系统都是以司法为主导。
  3.以日本为代表的儿童福利、少年司法二元少年法模式
  在日本的少年法出台之前,其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已经为少年法的制定做了一定的铺垫。除了日本旧《刑法》中的相关少年规定之外,最具代表意义的为起诉便宜主义和私立感化院的设立。在此推动下,日本于1900年颁布了《感化法》,感化院由私立转向公立,感化院的接受对象为被判处惩治场收容的少年犯和法院同意收容于惩治场的人。[18]自此,感化院同时具备福利慈善特色与国家刑事惩治色彩的机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已经发展为主要由儿童福利与少年司法构成的二元少年法模式。
  (1)儿童福利法领域
  日本在1947年通过了《儿童福利法》,这一部法律共有七十二条,共六个部分,分别为总则、福利保障、福利事业、寄养和设施、费用、杂则和附则。其中,第一章提出了总则性的规定,要求“所有人都应当致力于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每一个孩子都享有平等安全与关怀的机会。”随后,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条文中也提出了原则性规定,分别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儿童的监护人都应当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负责”、“在执行有关儿童的法律和条例时,应当遵守前两项规定的保障儿童福利的原则。”在儿童福利法的号召下,日本在1961—1971这十年期间颁布了四部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法律,包括《育儿补助法》(1961年)、《《无父家庭和寡妇福利法》(1964年)、《儿童抚养特殊津贴及其它法律规定》(1964年)和《儿童津贴法》(1971年)。这四部法律的条文规定都在于给予特殊儿童人群以经济帮助,旨在改变儿童的生活困境,尤其针对无父亲的单亲家庭的儿童。除上述的儿童福利法律规定之外,日本在上个世纪末签署了《预防儿童虐待宣言》。相比早前的《儿童福利法》而言,该法将父母和其它法定监护人纳入到特定的范畴,重在防止儿童遭受其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虐待。
  日本少年儿童福利法蓬勃发展的因素之一在于出生率的急剧降低。1970年,日本十五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全国总人口的24%,至1998年降低到15.1%,至2005年降低到14.3%。[19]为了更好地保护不断缩减的少年儿童群体,国家从经济和国家政策上对少年儿童予以重视。在1997年《儿童福利法》的修改下,日本的儿童福利开始向“普适性”儿童福利模式转型,由原本的“特殊需要的儿童”转向“所有的儿童”、由原本的“儿童福利”范畴转向“儿童、家庭”福利范畴、由“保护”模式向“自立支援、自立促进”转移。[20]
  在以《儿童福利法》为主导的儿童福利型立法的指引下,日本的少年儿童福利实践也跟紧步伐。日本的儿童福利措施重点在于预防、发展保护、支持性和替代性措施,重在强调对母体和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对产前的母亲给予医疗和社会支持,包括母亲的分娩、婴儿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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