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
【副标题】 以德国双阶理论为视角
【英文标题】 Legal Nature and Relief of PPP Agre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rman Two-Step Theory
【作者】 尹少成【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文关键词】 PPP协议;法律性质;双阶理论;救济途径;仲裁
【英文关键词】 PPP Agreement; Legal nature; Two-step Theory; Relief Channels;Arbitrat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85
【摘要】 理论上对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尚存在较大争议,这种理论争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PPP协议纠纷法律救济的混乱,立法上的矛盾和司法上的不统一,则让此种混乱进一步加剧。运用德国修正双阶理论,将PPP协议的法律性质重新界定为“行政处理+民事合同”和“行政处理+行政合同”模式,既可以实现理论上的逻辑自洽,又可以满足各方主体对PPP协议法律救济的现实需要。具体而言,将PPP协议签订前的行为界定为行政处理行为,适用行政救济途径解决纠纷,将PPP协议签订后的行为原则上视为民事合同,适用民事救济途径,并根据行为的性质和争议的内容以行政救济作为补充。同时,当民事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发生争议时,赋予私人部门救济途径的选择权,相关救济机构应当予以尊重和支持。最后,努力将仲裁打造成PPP协议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英文摘要】 There are still some disputes about the legal nature of PPP agreement in theory.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theory dispute has caused the confusion of the legal remedy of the dispute of PPP agreement. The contradiction of legislation and the disunity of judicature exacerbated the chao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defines the legal nature of PPP agreement as “administrative treatment +civil contract” mode and “administrative treatment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mode by using German modified two-step theory, which can realize the logical self-consistency in theory, and als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arties to the legal relief of the PPP agreement. Specifically, the behavior before the signing of the PPP agreement is defined as the administrative handling ac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remedy is applied to solve the dispute. The behavior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PPP agreement is regarded as a civil contract in principle. Civil remedies should be applied, and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act and the content of the dispute.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re is dispute between the civil relief and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hoose relief channels, and the relevant relief agencies should respect and support. Finally, arbit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the main channel to resolve of PPP agreement disput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058    
  
  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并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1}。近年来,在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的推动下,PPP模式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PPP相关问题也成为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这在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法学领域也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在法学研究中,关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始终存在较大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存在于民法与行政法等不同学科之间[1],即便在行政法内部亦难以达成一致{2}(P.3)。究其原因,主要是PPP协议法律性质的界定与后续政府监管设计、救济途径安排和私人部门权益保护等均有着密切联系,因而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且难以达成共识。
  实践中,因对PPP协议法律性质这一基础性问题尚未达成理论共识,进而引发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PPP项目的实际落地{3}。因此,如何从理论上科学界定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PPP协议纠纷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完善我国PPP模式,助推PPP模式在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现有研究要么仅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角度进行讨论,[2]要么仅从PPP协议法律救济角度展开[3],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较少涉及,使得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撕裂感。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梳理PPP协议法律性质争议的基础上,结合其与法律救济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PPP协议纠纷法律救济的现实需要,重构我国PPP协议法律性质及其救济途径。
  一、PPP协议法律性质的理论学说及评介
  (一)主要学说及其理由
  理论上,关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存在多种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民事合同说、行政合同说和混合合同说[4],每种学说背后均有其内在的理由和逻辑。
  1.民事合同说及其理由[5]
  该说认为,PPP协议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理由包括:
  (1)PPP协议具备民事合同主体平等、意思自治两大根本特征。PPP协议中的当事人,从形式上看,似乎一方是拥有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另一方是公司性质的行政相对人,二者签订的合同应当属于行政合同。但实质上,作为合同主体的政企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是否签约以及如何确定合同权利义务的自由,这体现了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的一致,契合了民事合同中意思自治的核心原则,也表明二者在合同中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而二者签订的合同应当属于民事合同。
  (2)PPP协议中双方权利义务基本对等。PPP协议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将PPP项目的经营收益权或有限产权与私人部门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进行交易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中,私人部门的权利是通过PPP项目的建设、运营获得合理回报,义务是按照约定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并到期移交PPP项目,其权利义务基本对等;公共部门虽然享有监管权,但其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行使,否则需要赔偿或补偿私人部门的损失,其权利义务亦基本对等,并无可以完全违背合同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特权{4}。
  (3)将PPP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民事合同,更加符合私人部门的诉求,有利于PPP模式的发展。任何制度设计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制度本身的发展。在当前行政诉讼结果尚不理想的背景下,将PPP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民事合同进而适用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救济途径,更加符合私人部门的利益诉求,有利于调动私人部门参与PPP的热情,推动PPP模式在我国的持续快速发展。
  2.行政合同说及其理由[6]
  该说认为,PPP协议本质上是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私人部门之间签订的行政合同。理由包括:
  (1)PPP协议一方主体为行政主体,具体而言是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符合行政合同形式标准要求的“合同当事人中必须有一方为行政主体”{5}(P.25)。日本学者南博方就主张,行政合同是指“由行政主体所缔结的契约”{6}(P.79)。尽管当事人一方为行政主体的合同并不一定是行政合同,但由于PPP协议中政府扮演着监管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等多重角色,这就决定了PPP协议本质上应当属于行政合同。
  (2)PPP协议的目的具有公益性。实质意义上讲,我国理论上对行政合同的实质标准采“行政目的说”,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而已。[7]PPP协议是政府利用社会资本开展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最终服务社会公众。同时,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服务质量、公共质量、产品价格等进行监管,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PPP协议目的的公益性决定了其本质上应当属于行政合同。
  (3)PPP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均存在行政权的运用。PPP协议虽然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但事实上,无论是PPP协议的签订还是履行,均伴随着明显的行政权的运用。首先,在合同签订阶段,政府握有特许经营权,本质上属于行政许可权;其次,在合同履行阶段,政府既是合同一方主体,又是合同履行的监管者,享有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等行政优益权。这与民事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存在明显的不同。
  3.混合合同说及其理由[8]
  该说认为,PPP协议应当属于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的混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同时受到公法和私法原则约束。(1)PPP协议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对于公共服务的民事交易行为。私人部门出于盈利的目的,以自身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为条件,获取公共部门特许其从事特定基础设施或公用事业的经营权,二者对PPP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的约定,都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跟普通的民事合同并无二致。(2)PPP协议还反映了公共部门作为监管者和私人部门作为被监管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PPP协议在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传统上,通常认为该领域属于政府职责。但事实上,由于政府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不足,完全由政府负责,往往会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严重滞后,社会资本的引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必须以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为前提。这就决定了,从PPP协议的签订到履行的全过程,政府既是合同主体又是合同监管者,并可以挥舞“行政优益权”之剑,作出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的行为。这体现了PPP协议强烈的公法属性。
  (二)各种学说之利弊分析
  综上不难看出,上述三种学说均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
  首先,“民事合同说”注意到了PPP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合意的特征,这都符合民事合同的本质特征。同时,该说还对实践中私人部门对“行政合同”背景下行政诉讼结果担忧的现实顾虑予以了考量,体现出该理论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是,该理论对PPP协议中明显而强大的“行政权”视而不见,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既难以实现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也无法真正实现对私人部门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因为,如果当公共部门基于特定原因需要变更甚至撤销PPP协议,无论将其界定为民事违约行为还是滥用行政权的行为,进而适用民事或行政救济方式,实际上都难以避免私人部门可能的损害。至于民事诉讼较之行政诉讼可能有利于私人部门利益的保护,更多的可能是理论上的推演,真实诉讼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往往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行政合同说”特别注意到了PPP协议中“行政权”贯穿始终的事实,并明确指出PPP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并非完全平等,公共部门既是合同当事人又是监管者的双重角色,这就决定了二者地位不可能完全平等。试图通过一纸合同实现对公共部门的约束纯属一厢情愿,只有将其纳入行政合同,才可能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进而保护私人部门的合法权益。从这个角度而言,该说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必须注意到,PPP协议中行政权并不是无处不在的,行政权的行使也并非不受约束的,合同当事人原则上还是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同时,在当前行政诉讼独立性、权威性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的背景下,一味鼓吹通过运用行政诉讼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可能更多的属于理论上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得到司法实践的真实回应。
  最后,“混合合同说”非常清醒地注意到了“民事合同说”与“行政合同说”内在的矛盾,试图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解决二者的不足,进而指出PPP协议兼具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双重属性,应当同时受私法和公法规则的约束。必须承认,该说理论上的自洽性明显增强。但该学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混合合同更加具体和清晰的界定,到底何种情况下PPP协议属于民事合同需要受私法规则约束?何种情况下PPP协议属于行政合同需要受公法规则的约束?事实上,该学说内部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的认为应当属于“行政处分+行政合同”{7},有的则并未对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作出清晰界分{8}。因此,该学说关于PPP协议法律性质的界定,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事合同说”与“行政合同说”之间的激烈争论,但对于PPP协议法律性质真正的澄清以及后续的法律救济并无太大理论贡献。
  二、PPP协议法律性质争议引发法律救济的混乱
  事实上,对PPP协议法律性质的争论并非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分歧,其背后潜藏一个巨大现实利益问题,即PPP协议纠纷的法律救济路径选择问题。换言之,对PPP协议法律性质的界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后续纠纷解决的方式。这才是合同双方特别是私人部门一方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不同法律救济途径将对其权益保护带来重大影响。那么,PPP协议的法律性质与法律救济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呢?笔者将从理论、立法和司法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理论层面:PPP协议法律性质界定对其救济途径的影响
  1.“民事合同说”下的民事救济途径
  “民事合同说”认为PPP协议本质上仍然是民事合同,因此发生的纠纷当然应该适用民事救济途径。按照民事纠纷解决的一般原理,当事人可以采取调解、和解、仲裁、民事诉讼等途径。调解、和解作为当事人间协商一致的产物,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对PPP项目的不利影响,减轻对社会公众可能造成的冲击,立法上也鼓励通过调解与和解方式化解PPP纠纷。[9]仲裁与民事诉讼因程序公开、透明,较能被当事人双方所接受,亦得到了相关政策和立法的认可。[10]
  鉴于PPP的专业性、综合性、复杂性以及具有较强的社会敏感性,比较而言,仲裁或许能够更加专业、高效、公正解决纠纷{9}。而如果提起民事诉讼,因PPP项目金额平均在5亿元以上,一般都可以到高院诉讼。[11]考虑到PPP当地政府不少是三四线城市,被告通常是县级和市(地)级政府,对于高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干预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换言之,参照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高级别法院相对能够更好地排除地方政府的干预,社会资本可以获得相对公平的裁判。但是,民事诉讼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困境:第一,当PPP协议纠纷中存在行政权力的行使,即相对人认为公共部门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时,作为民事诉讼是无法对行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民事审判庭不能直接绕开行政行为合法与否,来处理具体的民事合同纠纷;第二,在现行我国司法体制整体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不足的背景下,特别是PPP纠纷通常涉及金额巨大、主体多样、关系复杂,民事诉讼仍然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干预,这给私人部门参与PPP项目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2.“行政合同说”下的行政救济途径
  “行政合同说”认为PPP协议本质上属于行政合同,因此发生纠纷应当适用行政救济途径。按照行政救济的一般原理,当事人可以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等途径{10}(P.30)。2014年11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此予以了确认[12],同时,2015年4月25日颁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再次加以明确。[13]
  将PPP纠纷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固然有利于监督行政权的行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为PPP纠纷中通常涉及多重主体,其中PPP协议的签订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因而具有一定的行政性。而且,在整个PPP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公共部门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方,一旦出现可能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情形,依据行政法原理,公共部门可以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此时,所发生的纠纷,因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如果不通过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往往难以解决。因为,只有行政诉讼才能对公共部门行使行政权力是否合法做出判断。这是行政诉讼自身的优势所在。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而缺乏对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关怀。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有个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14]而且,如果对PPP协议提起行政诉讼,就只能在当地基层法院或中院诉讼,管辖法院级别较低,被告则为县级以上政府,原告胜诉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让私人部门与政府合作顾虑重重,担心一旦政府违法,打赢官司的希望渺茫{11}。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诉讼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PPP协议双方的纠纷,无法实现定纷止争的效果。同时,由于行政诉讼原则上不允许调解,这也会导致适用行政诉讼解决PPP协议纠纷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因此,从私人部门一方来看,基于行政诉讼胜诉率过低的严峻现实,私人部门往往不愿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强行规定PPP纠纷适用行政诉讼,可能因私人部门顾虑重重而缺乏参与PPP项目的积极性。这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PPP协议纠纷必须正视的问题,即充分考量私人部门对于PPP协议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正如学者对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提出的担忧一样:“一个不能提供有效救济的诉讼制度,最大的危害是挫伤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信心”{12}。强行要求当事人必须采取行政诉讼解决PPP协议纠纷也可能面临此种窘境。
  3.“混合合同说”下救济途径的选择
  按照“混合合同说”的观点,PPP协议当事人似乎既可以运用民事救济途径又可以使用行政救济手段来解决PPP协议纠纷,因而赋予了合同当事人更多的救济途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该学说并没有从理论上厘清PPP协议法律性质中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边界,导致当PPP协议纠纷出现时,当事人到底是选择民事救济途径还是行政救济途径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可能导致立法上的混乱,给法院受理和裁判PPP协议纠纷案件带来干扰,甚至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最终可能损害私人部门的合法权益。
  (二)立法层面:PPP协议法律性质争议引发立法上的矛盾
  目前,我国关于PPP问题尚未制定专门法律,PPP的法律规范通常都以中央文件、部门规章和部委规范性文件等形式为载体,其中关于PPP协议纠纷的法律救济途径可谓五花八门(详见表1)。
  从下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立法上对于PPP协议纠纷的法律救济途径并不统一。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以前,原建设部的部门规章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基本都支持通过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条款中增加一项内容,即“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该条规定彻底打破了传统上PPP协议纠纷一般通过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的历史。随后,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颁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51条明确规定:“特许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表1我国立法上关于PPP纠纷法律救济的主要规定

┌───┬───────────┬────┬────┬─────┬───────┐
│类别 │名称         │颁发部门│颁发时间│具体条款 │救济途径   │
├───┼───────────┼────┼────┼─────┼───────┤
│法律 │行政诉讼法      │全国人大│2014.11 │第12条第1 │行政诉讼   │
│   │           │    │    │款第11项 │       │
│   ├───────────┼────┼────┼─────┼───────┤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 │全国人大│2016.06 │第49条  │民事诉讼或仲裁│
│   │征求意见稿)      │常委会 │    │     │       │
├───┼───────────┼────┼────┼─────┼───────┤
│行政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国务院 │2017.07 │第40条第41│仲裁或民事诉讼│
│规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    │    │条    │;行政复议或行│
│   │(征求意见稿)    │    │    │     │政诉讼    │
├───┼───────────┼────┼────┼─────┼───────┤
│部门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国家发改│2015.04 │第51条  │行政复议或行政│
│章  │经营管理办法     │委等六部│    │     │诉讼     │
│   │           │委   │    │     │       │
│   ├───────────┼────┼────┼─────┼───────┤
│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原建设部│2004.03 │第29条  │推定为民事诉讼│
│   │理办法        │    │    │     │       │
├───┼───────────┼────┼────┼─────┼───────┤
│规范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部 │2014.12 │第22条第2 │仲裁或民事诉讼│
│文件 │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    │    │款    │       │
│   ├───────────┼────┼────┼─────┼───────┤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财政部 │2014.11 │第28条第1 │仲裁或民事诉讼│
│   │操作指南(试行)   │    │    │款第3项  │       │
│   ├───────────┼────┼────┼─────┼───────┤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国家发改│2014.12 │第73条第3 │仲裁或诉讼  │
│   │通用合同指南     │委   │    │款    │       │
└───┴───────────┴────┴────┴─────┴───────┘

  从法律效力上看,《行政诉讼法》是法律,《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虽然仅为部门规章,但却是目前PPP领域位阶最高的法律规范,二者的法律效力都明显高于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系列规范性文件。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立法上关于PPP协议纠纷的法律救济路径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似乎已经没有疑问。但是,2016年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征求意见稿)》第49条规定:“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社会资本与实施单位就合作协议发生争议并难以协商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该法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但是其关于PPP协议纠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或仲裁的规定,已经成为一个亮点。如果该法及该条款最终能够获得通过,那么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PPP协议纠纷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
  然而,PPP立法推进似乎并不顺利。由于PPP立法及其相关工作到底应该由财政部还是由国家发改委主导,始终存在较大争议。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分别牵头制定了“特许经营立法”和“PPP立法”, 二者互不相让。2016年7月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加快推进相关立法进程,以更好的法治环境更大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统筹协调两部门意见,推进单一法案的立法工作,为推广PPP模式提供根本的法律保障{13}。201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该条例第40条、41条将PPP协议纠纷分为两种情形:履行中的争议和实施、监管中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二者分别适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据此,从国务院法制办立法协调结果来看,似乎最终选择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规范PPP问题。但是,由于《行政诉讼法》是法律,其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因此,作为行政法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同于《行政诉讼法》的PPP协议纠纷解决方式,其合法性似乎存疑,并有违反《立法法》的嫌疑。[15]但无论如何,这都彰显出当前我国立法上对PPP协议纠纷法律救济途径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
  (三)司法层面:PPP协议法律性质争议引发司法实践的混乱
  上述分析表明,理论上对PPP协议法律性质的争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上的选择,导致立法上的矛盾和不统一。而当这些问题最终汇集到司法层面时,则表现为,各地各级法院对于PPP协议纠纷到底采取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摇摆不定,甚至连最高人民法院亦是如此。[16]
  通过上述两起典型案例不难看出,对于PPP协议到底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应当适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新疆高院与最高院存在不同认识,最高院不同业务庭室也存在不同认识。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各地各级法院在未来审判实践中发生认识上的混乱,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三、PPP协议法律性质之重述:双阶理论视角的分析
  (一)双阶理论的缘起与内涵
  所谓双阶理论,是指将一个生活关系纵向拆解为不同阶段,分别适用不同性质的法规范的学说。该理论是德国行政法体系中最经典和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14}。多数学者认为,双阶理论的雏形乃是德国学者易普森(Hans Peter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贾康、孙洁:“公私伙伴关系(PPP)的概念、起源、特征与功能”,载《财政研究》2009年第10期。
  {2}李霞:《行政合同研究——以公私合作为背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3}汪金敏:“依法破解PPP落地七大困惑”,载《施工企业管理》2016年第1期。
  {4}周兰萍:“PPP特许权协议的民事性质及立法建议”,载《建筑》2015年第2期。
  {5}余凌云:《行政契约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李霞:“论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公私合作为背景”,载《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8}湛中乐、刘书燃:“PPP协议中的法律问题辨析”,载《法学》2007年第3期。
  {9}何春丽:“‘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协议’仲裁的可行性”,载《中国律师》2016年第1期。
  {10}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11}汪金敏:“政府违反PPP协议能告赢吗”,载《施工企业管理》2015年第8期。
  {12}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3}“国务院常务会议定调PPP领域两法合一”,载《招标采购管理》2016年第7期。
  {14}严益州:“德国行政法上的双阶理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15}程明修:“双阶理论之虚拟与实际”,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5卷第2期。
  {1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7}陈敏:《行政法总论》(第七版),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
  {18}胡宝玲:《行政合同争议司法审查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9}王锴:“政府采购中双阶理论的运用”,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0}陈天昊:“论我国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对暂行制度、立法文件及现行规范的实证分析”,载《政府采购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5期。
  {21}梁慧星:“统一合同法的起草和论证”,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1期。
  {22}朱少平、尤翰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立法进程资料汇编》(上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23}刘冬冬:“黑龙江政府采购第一案引出监管三难题”,载《中国招标》2017年第22期。
  {24}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5}张莉:“首家PPP争议仲裁中心成立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载《中国对外贸易》2017年第6期。
  {26}尹少成:“PPP模式下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挑战及应对”,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7}汪祖兴:“试论仲裁的公正性与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28}付宏宇:“美国PPP法律问题研究——对赴美投资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立法借鉴”,载《财政研究》2015年第12期。
  {29}张莉:“法国行政协议纠纷解决”,载《人民司法》2017年第31期。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2058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