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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下的犯罪评估与矫正
【作者】 詹姆斯·邦塔(著)D.A.安德鲁斯(著)郭晶英(译)孔一(校)
【作者单位】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博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外国语言与文学{博士}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罪犯危险性评估专家组{成员}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犯罪评估与矫正;原则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6-007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3
【摘要】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正规化,其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评估和矫正罪犯中的价值日益显现。该模式有以下3大原则:风险原则认为犯罪行为可以可靠地被预测、干预应该主要针对高风险罪犯;需求原则强调犯因性需求在干预方案设计和提供中的重要性;响应原则描述应该如何提供干预。同时还总结了这些原则在风险评估工具开发中的作用,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干预有效,而有些无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73    
  一、引言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RNR)可以说是罪犯评估和矫正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模型(Blanchette & Brown, 2006; Ward, Mesler & Yates, 2007)。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被正式提出时,该理论就已经在犯罪行为的一般人格理论和认知社会学习理论框架下被深入解读和详细阐述(Andrews & Bonta, 2006)。
  自1990年开始,在这3个核心原则之外又增加了一些补充原则以提升和增强干预设计与实施的有效性。例如,有些原则指出了矫正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建立友好协作关系以及管理人员提供促进和实现有效干预政策和指导的重要性(Andrews, 2001; Andrews & Bonta, 2006; Andrews & Dowden,在发)。虽然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整套原则(我们将在文章的最后做更多说明),但此处将重点放在风险、需求和响应这三个核心原则上。
  简言之,3个核心原则可以概括如下:风险原则将提供的服务水平与罪犯再犯风险相匹配;需求原则评估的是犯因性需求并将其作为干预目标;响应原则则通过提供认知行为疗法并根据罪犯的学习方式、动机、能力和优势调整干预,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罪犯从康复干预中学习的能力。响应原则包括一般响应和特别响应两部分。一般响应提倡用认知社会学习方法来影响行为。认知社会学习策略对于各种类型的罪犯(即女性罪犯、土著人罪犯、精神病患者、性罪犯)都是最有效的。核心矫正实践,如亲社会示范、适当的正负向强化和问题解决(Dowden & Andrews, 2004),对认知社会学习理论的具体技巧作了详细说明。特别响应是对认知行为疗法的“微调”,它考虑了个体的优势、学习方式、个性、动机及生物社会特征(如性别、种族)。
  本文总结了RNR模式如何影响罪犯风险评估工具和罪犯矫正项目的发展。借此,我们概述了如何以可靠、可行和有效的方式预测犯罪人犯罪行为的证据。我们还提供了如果干预项目符合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再犯率就能显著减少的证据。
  二、风险评估简史
  第一代:专家判断(professional judgement)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罪犯风险由矫正人员(缓刑官和监狱工作人员)和临床专家(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评估。基于自身的专业训练和经验,工作人员会对哪些人需要加强安全和监督作出判断。这个时期的风险评估可称之为专家判断。
  第二代:循证工具(evidence - based)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风险评估要尽量减少主观判断,而更多地依赖精算和循证科学。精算风险评估工具考虑那些被证明会增加再犯风险的个体因素(如药物滥用),并给这些因子赋值。如存在某个风险因子就给1分,否则就给0分。然后把这些项目的得分累加——分数越高,罪犯再犯的风险就越大。
  在此期间开发的精算风险评估量表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的显著因子量表(Salient Factor Score, Hoffman & Beck, 1974)和加拿大矫正局开发的再犯统计信息量表(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n Recidivism scale, Nuffield, 1982)。这些风险评估工具至今仍在使用,新的工具也一直在持续研发中(Copas & Marshall, 1998)。
  很快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精算风险评估工具在犯罪行为预测方面比专家判断更好。评论性研究不断表明精算工具在人类行为预测方面优于临床或专家判断(gisdóttier, White, Spengler et al.,2006; Andrews, Bonta & Wormith, 2006; GroveZald, Lebow, Snitz Nelson, 2000)。精算工具的优越性已经扩展到诸如精神紊乱罪犯(Bonta, Law & Hanson, 1998)和性罪犯(Hanson& Bussière, 1998)等多种罪犯群体。正是由于精算风险评估的预测优势,越来越多的司法矫正机构采用这种类型的评估对罪犯进行分类和分管。在1970年到1980年期间出现了邦塔(Bonta, 1996)所说的从第一代(专家风险评估)向第二代(精算风险评估)的过渡。
  第二代精算风险评估工具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它们能可靠地将高风险罪犯与低风险罪犯区分开来。然而,第二代精算工具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较大缺陷。第一,工具是非理论性的。评估工具中的因子之所以被选取仅仅是因为它们比较容易获得且与重新犯罪相关,而在理论上相关的因子则可能不会被选中。因此,大部分因子都是犯罪历史因子——这些都是矫正机构能高效收集和分类的信息类型。第二,取样涉及的非犯罪史因子也倾向于过去的已然行为(如药物滥用史)。犯罪史和来自过往行为的因子被视为静态、不可变的风险因子。这就导致了第二代风险评估的一个重大缺陷,该量表无法评价罪犯是否变好。相反,会出现下面两种可能性:个体的风险等级不会发生改变(如果一个人的药物滥用史得分为正,不管他/她是否开始戒毒,该风险因子始终不变)或者个体风险单向增加(如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犯罪史得分增加)。风险的降低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平地说,一些第二代工具确实有能减少风险的因子,但是在风险量表中只占很小部分)。
  第三代:循证的和动态的
  认识到第二代风险评估的局限性,包含动态风险因子(Bonta &Wormith, 2007)的评估工具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虽然犯罪史因子仍然是第三代风险评估工具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除了有犯罪史和诸如药物滥用史等其他静态因子,还增加了研究罪犯现在和以往变化情况的动态因子。评估项目包括目前职业(毕竟,一个人既可能丢失工作也能找到工作)、犯罪同伙(一个人可能交新朋友也可能失去老朋友)、家庭关系(支持与否)等等。第三代风险评估工具被称为“风险需求”工具,而且其中一些是有理论依据的(如the 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 -Revised; Andrews & Bonta, 1995)。
  第三代风险评估工具不仅对罪犯的情况变化比较敏感,还能为矫正官员就罪犯干预应该针对的内容提供信息。目前已有证据表明这些风险需求工具的分数变化与再犯率变化有关(Andrews &Robinson, 1984; Arnold, 2007; Motiuk, Bonta & Andrews, 1990; Raynor, 2007; Raynor, Kynch, Roberts & Merrington, 2000)。动态有效性的证据,即风险评分的变化预示着再犯可能性的变化,对矫正项目和负责罪犯风险管理的工作人员来说非常重要。第三代风险需求工具提供了监控项目和监督策略是否有效的方法。此外,由于动态风险因子(物品滥用、就业、同伴)被植入到第三代工具中,因此可以引导矫正工作人员针对这些动态风险因子进行干预。对这些动态风险因子的成功干预有助于降低罪犯风险(Bonta, 2002)。
  第四代:系统性的、综合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近年来,罪犯风险量表不断完善,第四代罪犯风险评估工具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这些新的风险评估工具融合了系统性干预和监测,将迄今未纳入评估的更广泛的罪犯风险因子及其他对矫正有重要影响的因子都囊括了进来(Andrews, Bonta & Wormith, 2006)。第四代风险评估工具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水平评估量表/案例管理指南(LS/CMI; Andrews, Bonta & Wormith, 200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罪犯评估与改造的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就不可能有第三和第四代风险评估工具。
  三、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和罪犯风险评估
  风险原则预示如果给罪犯提供的干预等级能与再犯风险相匹配,就可以降低罪犯再犯率。该原则包括两部分:干预等级和罪犯再犯风险。此处主要关注罪犯再犯风险,罪犯干预稍后讨论。
  如前所述,精算预测无需专业培训和经验就可以可靠地预测犯罪行为。我们也知道随着第三代和第四代风险评估工具的应用,可以通过重复评估提高预测再犯的能力(Andrews et al.,2006)。如果我们的矫正目标是为了降低罪犯再犯率,那么我们就应该确保有一种可靠的方法来区分低风险罪犯和高风险罪犯,以便提供适当的干预等级。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区分罪犯不同再犯可能性的评估技术(Campbell, French & Gendreau, 2007)。
  需求原则倡导矫正干预应当把重点放在犯因性需求上。犯因性需求是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动态风险因子。不同于静态风险因子只能单向改变(风险增加)且矫正干预对其改变毫无作用,犯因性需求既可以增加风险也可以减少风险。罪犯有很多值得干预的需求,但不是所有需求都与犯罪行为有关。这些犯因性需求被纳入“八个核心”风险/需求因子之中(Andrews & Bonta, 2006; Andrews et al.,2006)。
  表1概述了主要风险/需求因子和一些不太能够达成的干预目标(即非犯因性需求)以及对评估和干预的建议。这七个主要风险/需求因子是“八个核心”的一部分(犯罪史也列在清单中,但该因子是静态风险因子)。这七个犯因性需求值得被评估并作为干预的对象。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类需求的区别,让我们来看一下被标记为犯因性需求的亲犯罪态度。通过治疗把亲犯罪转变为亲社会态度可以减少犯罪行为、增加亲社会行为。但是,如果仅加强自尊却不改变亲犯罪态度,就会有催生自负罪犯的风险;自尊降低则可能导致卑劣犯罪。自尊之于犯罪行为的作用,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对于犯罪评估而言,需求原则需要评估犯因性需求/动态风险因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第三、第四代风险评估工具正是如此。
  表1七大主要风险/需求因子及一些次要风险/需求因子

┌──────────┬───────────┬─────────────┐
│主要风险/需求因子  │指标         │干预目的         │
├──────────┼───────────┼─────────────┤
│反社会个性模式   │冲动、爱冒险、爱找乐子│建立自我管理技巧、教授愤怒│
│          │、持续好斗、易怒   │管理           │
├──────────┼───────────┼─────────────┤
│亲犯罪态度     │犯罪合理化、对法律的负│以亲社会态度抗制犯罪合理化│
│          │面态度        │,建立亲社会认同     │
├──────────┼───────────┼─────────────┤
│犯罪的社会支持   │犯罪同伙、受亲社会人员│用亲社会朋友替代亲犯罪朋友│
│          │孤立         │             │
├──────────┼───────────┼─────────────┤
│物质滥用      │酗酒/药物滥用     │减少物质滥用、增加滥用物质│
│          │           │的替代品         │
├──────────┼───────────┼─────────────┤
│家庭/婚姻关系    │不合理的家庭监管和纪律│教授育儿技巧、增加温暖和关│
│          │、家庭关系不良    │怀            │
├──────────┼───────────┼─────────────┤
│学校/工作      │表现差、满意度低   │提高工作/学习技巧、培养学 │
│          │           │校和工作环境中的人际关系 │
├──────────┼───────────┼─────────────┤
│亲社会娱乐活动   │缺少参与亲社会休闲/娱 │鼓励参与亲社会娱乐活动、教│
│          │乐活动        │授亲社会爱好和体育    │
├──────────┼───────────┼─────────────┤
│非犯因性、次要需求 │指标         │             │
├──────────┼───────────┼─────────────┤
│自尊        │自尊、自我价值感差  │             │
├──────────┼───────────┼─────────────┤
│对个人不幸感受迟钝 │焦虑、抑郁      │             │
├──────────┼───────────┼─────────────┤
│严重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躁狂抑郁  │             │
├──────────┼───────────┼─────────────┤
│生理健康      │生理畸形、营养不良  │             │
└──────────┴───────────┴─────────────┘

  最后来谈一下响应原则。一般响应指的是无论行为类型如何,社会认知学习干预都是教导人们如何行为的最有效方式。有效的社会认知学习策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关系原则(与矫正对象建立温暖、相互尊重和协作的工作联盟)
  2.结构化原则(通过合适的榜样、强化和问题解决等来促进向亲社会方向的转变)
  无论是控制吸烟、消除抑郁、培养良好学习习惯,还是与雇主和睦相处或以亲社会行为认知代替犯罪行为认知,社会学习认知干预是首选的干预方法(Andrews & Bonta, 2006)。
  特别响应强调干预考虑个体优势和人格因素,然后根据这些因素设计干预措施,因为它们是促进或阻碍干预效果的潜在因素。这一原则的实质是如果干预关注那些有助于促进学习的个人因素,干预的效果就可以得到提升。很多人都听说过教学法的建议,即应根据是视觉学习者还是听觉学习者而改变教学方法。罪犯干预项目涉及教授罪犯新的行为和认知,为了最大化学习体验,不仅需要关注罪犯是视觉学习者还是听觉学习者,而且需要关注个体一系列的社会认知因素。
  干预提供者可能首先需要处理个体的自我抑制、焦虑或精神障碍,以使个体能自由参加并充分参与到针对犯因性需求的项目中。如果罪犯口头技巧有限、思维方式僵化,那么这个项目必须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抽象概念,多行动,少说话。必须充分考虑该如何提高动机、减少参与干预的阻碍。这对于女性罪犯(例如,提供儿童保育以便母亲可以参加干预)和土著罪犯(如增加年长者、宗教仪式以及结构化的认知行为疗法)可能尤为重要。再者,罪犯评估因子的选取应涵盖这些响应因子(LS/CMI,第四代风险评估工具,实际上有单独一部分就是响应因子)。
  在结束这部分之前,我们想要特别指出有时会被罪犯评估领域研究者忽视的一点。好的罪犯评估不仅仅是对风险等级作出判定。如果一个人只关心区分低风险罪犯和高风险罪犯,以便通过剥夺和严格监控来控制高风险罪犯,那么第二代风险量表就已足够。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短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生存其间的基本环境的变化。与此同时,这有可能违背我们的公平观念。与所有人一样,罪犯往往是根据环境条件,通过深思熟虑、积极主动、自我期待的调适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通过对犯因性需求和响应因子的评估,遵循需求和响应原则,我们承认变化是生活的重要部分,而适当的干预会促成行为的改变。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的,罪犯评估的风险、犯因性需求以及响应原则在有效干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四、罪犯康复
  (一)罪犯康复简史
  长期以来,有证据表明有些干预可以减少再犯。在1954年,科比(Kirby)发现了4项矫正效果的评估研究。该研究比较了接受过治疗和未接受治疗的罪犯,他发现其中3项研究显示接受过治疗的罪犯再犯率较低。而后续越来越多的矫正治疗效果评估研究发现,大约有50%到60%的研究认为治疗是有效的(Bailey, 1966; Logan, 1972)。
  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康复被视为是有希望降低再犯的方法。尽管之前的评估研究发现治疗在50%左右的研究中没有“起作用”,但乐观地看,瓶子毕竟是半满的。在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马丁森及其同事的回顾研究颠覆了这一结论。(Lipton, Martinson & Wilks, 1975; Martinson, 1974)。马丁森分析了超过230个罪犯“治疗”评估(我们给治疗这个词加了引号,因为马丁森对治疗的构成采用了很随意的定义)。和之前的评估研究者一样,他们发现大约有50%到60%的研究认为治疗有效。但是,这次的结论却是“矫正无效”。
  “矫正无效”运动席卷刑事司法领域,特别是美国的刑事司法领域。如果罪犯不能被矫正,那么社会应当如何应对犯罪问题。许多人认为惩罚和威慑可以减少犯罪,所以就出现了“强硬”运动。然而,经过30年的强硬试验,不仅使监禁和缓刑的人数暴涨,而且有证据显示威慑对再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会造成再犯率的上升(见Andrews & Bonta, 2006,第11章;Pogarsky & Piquero, 2003; Pratt & Cullen, 2005;Smith, Goggin & Gendreau, 2002; Villettaz, Killias, & Zoder, 2006; von Hirsch, Bottoms, Burney, & Wikstr?m, 1999)。“矫正无效”观点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使研究者在进行干预评估时更加严格,一些研究者构建了理论模型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干预有效而有些无效(例如Andrews, Zinger, Hoge, Bonta, Gendreau & Cullen, 1990)。
  (二)风险需求响应模式与罪犯矫正
  如前文所述,风险原则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强调可靠预测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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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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