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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初探
【副标题】 以河南省基层检察院司法实践为视角【作者】 朱艳菊
【作者单位】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人检察;救助制度【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6-0097-0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97
【摘要】

随着未成年人案件办案模式一体化改革进程的推进,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纳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也得到司法界的关注。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从救助主体、救助对象范围、救助条件、救助方式、救助程序设置、救助资金来源、救助数额以及配套衔接机制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64    
  目前,国际上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以下简称“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探索已比较成熟,在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社会救助研究还比较薄弱,实践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试点工作也处于起步阶段,导致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全面推行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主客观条件。现有的试点情况表明,对未成年被害人给予救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笔者建议加快对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的步伐,实现由自发的、零星的救助向规范的、统一的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转变。
  一、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实践现状
  随着未成年案件办案模式一体化改革进程的推进,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部分刑事案件被归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可以说日趋完善的司法体制为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机制保障,同时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出台也是实现未检一体化的良好举措。{1}
  近年来,未成年被害人救助问题日益受到司法界的关注,河南省各地市相继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文件、各地检察机关也制定了相应办法。例如,河南省周口市检察院未检部门联合控申部门主动及时地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始终秉承“四个主动”,即主动联系救助对象、主动告知有权提起救助申请、主动帮其收集申请材料、主动将救助资金送到救助对象手中,在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方面成效明显。沈丘县人民检察院2017年对5名性侵案件的被害人进行了社会救助,共计救助2.5万元。新乡市检察院2014年以来,共为84名未成年被害人申请了各类救助,申请救助金102.5万余元。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与辖区11家单位共同签署《关于建立受侵害未成年人先行救助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各部门在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疏导、身体康复、经济救助等方面的职责,2017年共救助24人,救助金22万元。可以说上述司法实践的有力尝试为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二、建立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的困难
  (一)立法不完善
  我国没有专门的被害人保护法规,现散见于相关法律规定中的有关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规定,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立法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对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如刑法总则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没有原则性规定,而刑法分则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则是通过加重处罚来体现保护的。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到物质损失,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但现实中,由于被告人没有履行判决的能力,判决常常成为一纸空文,赔偿屡屡成为泡影,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2}
  2018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顺应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切实保护了未成年犯罪主体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时,对特定案件中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依职权及时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衔接,争取教育、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健委等部门支持,对接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工会、律协等群团组织和学校、医院、社区等相关单位,引导社会组织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搭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的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支持体系。目前,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主要依靠此项意见而实施。
  (二)司法实践的困境
  1.救济途径单一
  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未成年被害人在看到罪犯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渴望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以经济赔偿的方式抚慰犯罪行为给未成年被害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是法律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但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执法层面,我国现行刑事法律都没有对未成年被害人获得经济上的赔偿权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即使是物质损害赔偿,也常常因为犯罪人经济困难等各种原因而难以落到实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得到完全赔偿的几率极低,赔偿款不到位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庭一筹莫展,相应的救济途径又缺乏,给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2.救助条件难以把握
  国内外相关实践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申请资格及申请条件也作了相应的探索,以保证严格控制并准确使用救助经费,使真正需要社会救助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家属均能得到救助。但遇到具体案件时,对救助条件往往不好把握。比如未成年被害人是否具有救助的必要性,即是否面临生活困境,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查评估。如果其无法提供低保救助资料,则其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否符合生活严重困难的条件,标准在具体把握时很难统一。即使未成年被害人能够提供充分的救助资料,但其是否已经从保险理赔或其他救济途径获得钱款也需要检察机关核实,如果已经获得救济则应当全部减免还是部分减免救助金额,部分减免的金额如何确定等都难以确定标准。这样就使得各地检察机关因具体救助条件不一导致落实救助的标准不一,即使在同一检察机关也可能由于把握的标准不同导致因人而异,难免出现实施了救助反而引起被害人之间相互攀比产生不满情绪的情况。{3}
  3.综合救助不到位
  一是医疗救助不到位。未成年被害人在受到人身侵害后会产生一定的身体伤害,因而需要进一步的身体检查,但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医疗检查时,却忽视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医疗救助及人文关怀,没有建立未成年被害人的检查、治疗的绿色通道,没有设立专门的康复中心,往往导致被害人不愿意配合检查,案件缺少重要证据,而且无法体现人文关怀。
  二是心理干预难以进行。一些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年龄普遍偏小,性侵行为对于她们的身体包括心理带来的伤害较之成年人更为严重。公安机关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时,经常发生被害人不愿过多谈及自己的心理状况,不愿和承办民警进行交流的情况,她们一般选择沉默不语,而法定代理人由于考虑到被害人的名声,也不愿再去提及案件的相关情况,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都以一种回避的方式来应对询问。被害人的消极态度也使得公安机关怠于为被害方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忽视了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理安抚工作。{4}来自北大法宝
  三、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与展望
  (一)建立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法律制度
  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立法,应当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的基本原则,借鉴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从未成年被害人的角度,量身定制预防性立法及救济性立法,从预防和救济维度对现行立法进行完善。构建适用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制订《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规范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金来源和管理、补偿机构、补偿程序等。其中补偿金来源可以是罪犯的罚金、保释金及劳动所得、国家税收、社会捐助等。补偿对象应限于遭受严重暴力犯罪或性犯罪的被害人。现阶段的补偿标准应当维持在保障未成年人的一般生活需要。{5}
  (二)完善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体制
  1.救助主体
  纵观世界各国,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主体实践不尽相同。从我国目前试点的情况来看,区域差异较大,有的地方是法院在牵头试点,有的地方是检察院在牵头试点,还有观点主张应由政府(主要是指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救助机构。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实践需要而言,由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负责救助为妥。理由如下:一是案情需要。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是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前提,必要时还应当展开调查,并对相关条件加以审查。二是急救需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的应急性质要求及时对未成年人给予救助。民政救助的对象范围十分广泛,人力有限,难以开展必要调查,加之民政部门不参与办理刑事案件,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检察机关对具体案件承担着国家追诉职责,不仅比政府部门而且也比法院更为了解被害人被害状况,因此由检察机关负责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的审核更具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新乡市检察院牵头成立了由检察院、公安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参与的救助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专门负责被害人救助、审批以及申请人不服各司法机关作出救助决定的复议工作,并履行对各司法机关救助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职责。
  2.救助对象范围
  对于刑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尤其是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由于遭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不仅身体受到损伤,而且精神创伤更难愈合,严重者无法正常就学、生活。当无法从罪犯或没有其他来源得到必要的补偿时,这些被害人及其家属精神创伤将难以弥合。就目前来说,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刚刚进行试点,适用范围较窄。笔者认为,救助条件也可逐步放宽,对受到精神损害的被害人也应当给予一定救助,{6}特别是对未成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更应逐步放宽,以抚平被害人家属的精神创伤。另外,对未成年被害人加以救助不以加害人是否被定罪为前提。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是为解决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因犯罪遭受的现实困难而设立的,如要等到案结事了,可能导致被害人生活情况继续恶化,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从检察环节看,其主要表现为不捕、不诉案件中的救助,这也是涉及检察机关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救助区别于法院救助的重要环节。
  3.救助条件
  为了严格监督并准确使用救助经费,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根据以下条件对救助申请进行审查,确定在检察阶段能否实际获得救助。{7}
  (1)前提条件。一是关联性要求,即案件已进入检察机关各部门受理阶段,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了犯罪侵害。二是紧迫性要求,即未成年被害人所依靠的人的生活陷入巨大困境,而又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获得救助,因此无力摆脱困境。三是基础条件审查。此处的基础条件是指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救助的必要条件,具体可包括:犯罪人或者其他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没有赔偿能力;未成年被害人没有从其他社会救济途径获得救济;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无力承担被害人医疗费用等。
  (2)排除条件。河南一些试点单位明确规定了排除条件,即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救助:一是因未成年被害人挑衅或者其他重大过错引发犯罪侵害的。二是未成年被害人已从犯罪嫌疑人处或通过民事诉讼、保险理赔等途径获得损害赔偿的。三是未成年被害人在陈述中或在申请救助时提供虚假事实或证据,主观上具有骗取救助的目的,客观上被害人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不得予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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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杜颖,汤汝燕.浅析未成年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的保护问题[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6).

{2}王临平,赵露娜.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恶逆变[J].未成年人犯罪问题,2001,(3):23-25.

{3}陈彬,李昌林,高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9.

{4}赵可.被害者学[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216.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5}王琳.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路径选径[A].法治论坛[C].广州:花出出版社,2007,(2):25.

{6}陈志恒,周丽.比较法视野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A].刑事申诉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28.

{7}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00.

{8}谢登科.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J].学术交流,2014,(11):25.

{9}鲍书华,李庆.域外惩治与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检察官,2016,(5):13-15.

{10}孙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实践意义及理论基础[J].人民检察,2006,(17):7.

{11}王琰.对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12}石英.论被害人的控诉[J].现代法学,2001,(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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