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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侦查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作者】 陈积敏陈婷
【作者单位】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治安学院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处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规则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6-006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67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是保障司法公正与人权,实现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困境:一是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执法中不宜把握;二是监督机制运行乏力;三是存在隐性违法、证据漂白现象;四是部分民警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不强。需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监督机制,转变侦查理念,加强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从而突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72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2013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一步明确规范了公安机关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其立法目的是及时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冤假错案,实现人权保障,维护公平公正。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是在审判前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将非法证据排除工作落到实处。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笔者拟在分析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力求侦查工作更加规范高效。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与理论基础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包括强制性排除和裁量性排除两个方面。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如果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要强制性排除;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如果是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收集的,也要强制性排除。其次,侦查人员在收集书证、物证时明显违法,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并且不能予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要裁量性排除。《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总结起来,目前刑事诉讼中针对非法证据我国确立了三种排除规则:非法言辞证据的强制性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裁量性排除、瑕疵证据的补正排除。{1}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作了明确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发现有非法证据应当排除的,不得继续将其作为依据进行起诉、审判,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非法证据排除主体资格。《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进一步规定,在侦查阶段发现非法证据的,经县级以上公安负责人批准应当排除。这就赋予了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资格,有利于从源头控制非法证据的产生,及时排除非法证据,节约司法资源。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其内在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诉求。首先是加强人权保障。陈兴良教授认为,我国刑事司法经历了一场由以打击犯罪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转向以保障人权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的变革。{2}在人权保障思想被世界各国提倡的时代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在立法中通过确立具体的规范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现代人权理念也要求将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价值目标,认为犯罪嫌疑人也应享受到最基本的尊重与人权。司法实践中不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将会违背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要求。
  其次是保障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强调,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都要保障平等、公平。强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要求对收集证据的过程进行合法性评价,判断案件的侦查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取证要求,其本质是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实体公正一方面要求犯罪的人得到公正的追诉,另一方面也要求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我国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中存在非法取证现象,尤其是在获取口供的过程中最为突出,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公信力,也让蒙冤者的权益严重受损。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是刑事司法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规范侦查行为。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目的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公安司法机关应该依法办案、带头守法,树立法律威信。非法取证行为会损毁司法机关形象,丧失公安司法机关公信力,破坏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如果允许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成为最后定案的依据,会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为了快速破案不注重证据取得方式的合法性,不符合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建立完善、配套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人员能清楚明确知道若取证不合法,即使获取了证据其效力也会被否定并担责,从而可以倒逼侦查人员转变观念,在收集、固定证据的过程中真正注重形式及实质上的证据合法性,促使其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素养与法律实践技能,利用合法合理的方式收集证据,规范取证行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
  又次是加强裁判的可接受性。从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我国刑事裁判为公众认同和接受的程度还需要提高,司法程序正当性不足、裁判说理不充分等是裁判可接受性低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危害社会的各类新型案件不断涌现,其危害行为的表现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对刑事司法这一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重要机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法律素养不断提高,其对司法裁判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刑事裁判可接受性目标的实现终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行而有效地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需要加强非法证据排除力度,强化刑事裁判的程序正义,并通过裁判说理部分明晰双方所提出的证据,阐明证据采信与否的具体理由。如果司法程序正义缺乏相应制度的保障、支撑,要求法官将其真实的心证过程公开并说明理由也是极其不易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将对程序正义理念的大力宣扬和对判决理由的深入研究作为克服其他体制性困难的突破口。在中国司法公信力有待提高的背景下,刑事裁判社会管控功能的发挥,不可能仅仅依靠司法的强制力来保障,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进一步提高裁判受众对刑事裁判的接受程度,将大大增强司法裁判社会管控的效果。
  最后是促进正当程序原则的实现。正当程序来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是英美法系重要的宪法原则,又被称为正当法律程序。它的两个基本功能是防止公权力滥用和保障人权。我国法律传统较为重视实体法、轻视程序法,也没有深厚的自然法法律文化基础,使得程序意识相对滞后。现在倡导建设法治中国,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一体,正当程序观念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得到更多重视,要求在司法过程中做到中立、理性、可操作。在该理论基础上建立起的证据制度也必然要求取证程序、手段的公正合法,将作为公权力代表的公安侦查取证行为规范化,纳入法治的轨道。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侦查中的适用困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以来,制度的规范性基本确立,但相关规范在司法实践特别是公安侦查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适用难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
  第一,关于直接言辞证据的非法取证方法有刑讯逼供、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对刑讯逼供、强迫自证其罪等非法取证方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主要是用肉刑与变相肉刑使被告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折磨,或者采用与此违法程度相似的方法让被告人自证其罪。但是关于《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威胁、引诱、欺骗”的内涵与外延现在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参考标准。有学者主张,对于威胁获取的证据直接排除,对于引诱获取的证据,要看是否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只要证据符合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要求就采用。欺骗获得的证据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才排除,否则要积极采用,欺骗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一种讯问技巧。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引诱或欺骗应该通过具体的法律来设置底线,不管最后言辞证据的真实性如何,只要是突破底线获得的就不可以采用。但是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有时很难把握,对通过同样方法获得的证据,有些法官将其作为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有些法官却不支持辩护律师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最后导致同案不同判。非法证据界定标准的多元性影响了公安侦查工作的权威性。
  第二,非法搜查、扣押、逮捕等间接取证行为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应该排除也存在争议。“毒树之果”能否采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根据权衡理论,判断是否为非法证据或者是否要排除非法证据要结合案情具体衡量,兼顾比例原则,在保护个人权利与追求国家追诉利益之间实现平衡。{3}西方一些国家注重个人权利保护,认为“毒树之果”不可食用,利用非法手段取得证据线索又再次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必须排除。我国更加偏向国家追诉利益,认为物证、书证在取得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并且影响司法公正的可以进行补正,除非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才会被排除。对此类证据更多是按照普通证据的审查原则来审查,看其是否具备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而非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何为“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在补正中要通过何种程序进行,补正与解释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作为证据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疑问。这个漏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避风港”。
  (二)监督机制运行乏力
  非法证据能够进入诉讼,原因是对公安机关侦查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取证主体不合法、程序不规范、证据形式要件不完整等问题难以根除。首先,缺乏有效的公安内部监督。《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7条第3款规定,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应当排除非法证据。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对案卷进行审查,但法制部门是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配置不足,职能职责定位模糊,在公安机关内部难以有效对非法证据生成进行预防与纠正。
  其次,外部监督体系也存在漏洞。外部监督就是公安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主要是检察院、法院、律师等对侦查活动进行的监督。检察院对公安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主要体现在侦查监督中,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介入到案件侦查过程中,提早控制证据收集方向或直接排除非法证据不作为起诉的依据。全国各地还开展了其他形式的侦查监督,力图从源头保证证据的合法性,如设立驻派出所监察室,建立侦查活动网上监督平台等。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侦查违法事项没有纳入到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在具体的规定上也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由于科层制束缚以及传统侦查理论的影响,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审查作用发挥也受到抑制。律师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一直是我国诉讼中的薄弱环节,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赋予有所扩大,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介入,但在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受害人极强的个人情绪以及公安办案的压力等原因,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制较多,几乎不能直接参与证据收集。法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体现在审判中辩护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然而由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工作关系的配合性较强,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有些法院会采取规避或拖延的做法,或者对非法证据的审查流于形式。
  检察院、法院、律师等对公安机关是否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监督、形式监督,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申请后再去查证,对于司法资源的集约化、人权保障的现实化、证据收集的规范化虽有促进但仍有诸多不足。
  (三)隐性违法行为没有完全杜绝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越来越严格,在侦查过程中公然使用刑讯逼供等明显违法的方式来办理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基本得到了扼制。对显性违法的非法执法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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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J].法学研究,2014,(2).

{2}陈兴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3}马明亮.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4}林钰雄.干预处分与刑事证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4.

{5}陈瑞华.程序正义[A].陈兴良.法治的使命[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

{6}罗一龙.公安执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J].政法学刊,2011,(2).

{7}马克.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及出路[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4,(3).

{8}徐成成.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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