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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枫桥经验”研究
【副标题】 以宁波的实践为例【作者】 张应立
【作者单位】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分类】 公安管理法
【中文关键词】 枫桥经验;社会治理;模式【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6-0108-07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108
【摘要】

“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时所作的重要批示,结合各自实际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其中也存在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参与不充分等问题,制约和影响了社会治理效果。进一步践行“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需要强化对“枫桥经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系列讲话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运用“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几大关系,完善机制,固化成果,深化创新,推进社会治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67    
  
  “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也是中国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成功经验。“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坚定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中聚集群众智慧不断发展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于它立足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在原有改造人的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内涵、外延,由原创时期改造人的经验演变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职能之一,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通过“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的格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创新和升华,也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进一步走向成熟。在新时代,深化“枫桥经验”创新,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会治理,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一、“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
  (一)初创时期的“枫桥经验”是新中国社会治理萌芽期的经验总结
  “枫桥经验”创立55周年以来,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改造“四类分子”样板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前10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阶段和2010年以来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阶段{1};也有学者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创立阶段、坚持阶段、恢复阶段、发展阶段。{2}前者以“枫桥经验”内涵为划分依据,后者以“枫桥经验”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为划分依据。不论哪一种划分方法,笔者认为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枫桥经验”的实质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成功模式。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基于合作意愿通过民主协商等方法取得共识,并在此共识指导下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实现共赢的目标。“枫桥经验”初创时期虽说是以改造“四类分子”为目的,但采取的方法是在工作组主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采纳大多数群众的意见,用说理斗争的方式,实现不捕人就地改造的目的,减少了抵触情绪,降低了改造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初创时期的“枫桥经验”是我们党社会治理萌芽阶段的经验总结。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枫桥经验”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又一个贡献,标志着中国社会治理的初步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绍兴县城关镇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绍兴地委、县委组织地、县两级公安局及有关部门90多名干部,在省公安厅(当时称省公安局)派出的工作组协助下,分别对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在查明情况,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做到责任、政策、经费三落实,取得了明显成效。{3}绍兴城关镇治理治安突出问题的经验由公安部以综合治理经验加编者按向全国转发,是我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出综合治理概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调动各方积极性治理社会治安问题,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治理。
  20世纪80年代初,诸暨枫桥区逐步形成了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验。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诸暨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经验”新特征。这一时期“枫桥经验”内涵的社会治理因素更加明显,无论是绍兴城关镇解决社会治安突出问题,还是枫桥区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都采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三)全国社会管理综合创新试点使得“枫桥经验”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
  2010年以来,诸暨市利用成为全国社会管理综合创新试点单位之机,先是构建六大工作体系,即系统化的社会稳定组织体系、人本化的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体系、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和网格化的社会管理信息体系,形成了诸暨特色、县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新经验;枫桥镇是诸暨市的试点单位,着力推进“五大项目、六大工程”,形成具有镇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社会管理新路子。[1]诸暨和枫桥的做法,使得“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更加成熟。
  2018年4月浙江省市联合蹲点调研组到诸暨、枫桥蹲点调查,总结提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在其发源地诸暨的新发展,并将这种新发展归纳为:发生了新变化、探索了新做法、开辟了新境界、形成了新经验。新做法是指“六个创建、六个全面提升”,即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创建镇村综合治理平台,全面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创建村级治理新模式,全面提升基层自治的能力水平;创建多元共治新格局,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水平;创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面提升社会风险防控的能力水平;创建精神文明新家园,全面提升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诸暨通过“六个创建、六个全面提升”,开辟了“枫桥经验”共建共治共享的三种新境界,即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内涵,即“枫桥经验”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经验,是一个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是一个平安和谐的经验。{4}
  二、宁波践行“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维护社会治安中,涌现出不少经验和做法,为新时期、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增添了宁波元素和色彩。目前宁波各地践行“枫桥经验”的做法主要有“最多跑一次改革”模式、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模式、开展大巡防聚力破难题模式和社会志愿服务的红领矫正模式。
  (一)“最多跑一次”改革模式爱法律,有未来
  与群众有距离感,不能无缝对接,是群众工作的一大障碍。如何尽可能地缩短与群众距离,是新时代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浙江先行并迅速推广到全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新时代与群众拉近距离,提高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和企业的水平能力的重要实践,是“人民中心”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一次重要创新。
  宁波市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紧紧围绕“一次办”、“一网办”、“一证办”、“一件办”任务,抓好落实,积极打造宁波公安“最多跑一次”改革名片,建设推出“阿拉警察” APP2.0版,提供行政审批类、便民服务类、新闻资讯类等服务办事功能169项。其中,原生开发二代居民身份证、居住证、驾驶证、行驶证等证照电子化应用功能,实现了宁波市范围内配备相关设备的网吧上网、旅馆住宿和散装汽油无证件登记,以及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办事、民警路面治安核查、电动车信息核查等7大现场实景的证照电子化应用。除此之外,还全面推行“机器换人”,实现由“群众跑到机器跑”的转变,市、县两级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自助设备已全进驻,并按照“合理布局、有序推进”原则,辐射延伸到公安网可以通达的基层所队、流量较大的场所、智能警务亭,实现24小时随时办、就近办,尽可能地方便群众办事。宁海在全市公安窗口率先引进“人像身份验证系统”,涉及居民户口簿申换补领、居民身份证换补领、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等12种办件量大的事项,实现群众刷脸办事、无证办事。宁波市公安机关“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方便群众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警民关系。
  (二)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宁波各地在践行“枫桥经验”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方面形成的一些特色做法有鄞州的“老潘工作室”、奉化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象山的“海上枫桥经验”等。
  2013年,为破解110报警中大量矛盾纠纷“接得进、移不出、化解难”的难题,鄞州公安机关在中河派出所、(原江东区)东柳派出所开展“警调衔接”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与司法行政机关联手在派出所设立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将公安110接处警受理的“民间纠纷”、“部分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三类纠纷案件,运用人民调解的方式进行调处,形成了人民调解与公安接处警协调联动、相互衔接、信息互通、共同化解矛盾的“警调衔接”新机制。2017年11月,鄞州公安机关将东柳“老潘工作室”升级为警调工作管理中心、疑难纠纷调处中心、调解人才培训中心三位一体的“老潘调解中心”,通过内部选拔、公开招聘等方式,组建全区警调专家“智库”;聘任人大政协、政府部门、民间调解组织、协会组织20余名业务骨干,组建警调兼职“智库”,形成“社会各界共建共治,和谐成果普惠共享”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构建以“老潘警调”为龙头品牌的“互联网+警调衔接”新模式,并全面推广复制“老潘工作室”经验,在基层普遍构建共建共治的矛盾纠纷化解格局,使调解效率更高,资源分配更均衡,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奉化区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路径,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是在公安机关先期调查、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主持双方调解达成协议时,为避免协议执行时再起纷争,将调解协议提交人民法院确认,形成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
  象山县作为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大县,在渔业生产发展中,海上纠纷、海上治安刑事案件数量一度呈逐年上升态势,并成为影响海上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为了化解渔事矛盾纠纷,由渔政、海事及相关部门成立“渔业海事调处中心”,实现海上纠纷矛盾“统一受理,共同调查,联合调处”;组建“联调专员”、“海上和事佬”、“渔嫂促进会”三支群防群治队伍,同步推进、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开展普法、隐患治理、消防检查、隐患排查、理性维权等活动;邀请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调处中心内设立视频对接援助点,提供线上线下的法律咨询,开展法律宣传教育;调处海事渔事纠纷时组建“AB岗”联合调查组,协调渔业互保协会到场同步开展工作,实现一次性现场勘验、一次性谈话笔录、一次性出具报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港内渔船根据编组划分为“红帆船队”,授予编组长和党员船舶“海上红帆船”旗帜,配合公安机关共同开展安全生产常识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思想教育等工作,并在海上发生矛盾纠纷时,先期赶往矛盾现场稳控局面;定期召开“红帆说事”会,研讨海上治安形势,分析海上矛盾纠纷隐患。通过这些措施,象山海上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上枫桥经验”。
  (三)开展大巡防、聚力破难题模式
  破解民生难题既是新时代服务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措施,也是检验党委政府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准。宁波市公安局党委在调研试点的基础上,针对“重点人员管不住、治安死角管不到、新兴业态管不好、火灾隐患管不细、交通事故管不力、职能交叉管不实”等突出的民生难题,2018年3月决定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开展为期三年的“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防,聚力破难题”专项行动,明确实行三大工作机制,即“1对1领导挂帅蹲点机制”、“1+2”专业团队攻坚机制、“1+ X”行动专班工作机制,对辖区风险隐患和基层工作难题进行“解剖麻雀”,适情组建若干攻坚团队进行定向攻坚。对梳理出的问题坚持分类分层化解原则,派出所可以通过自身挖掘潜力解决的,派出所自行解决;需要街道层面解决的,由驻所工作组协调街道解决;需要区县公安机关解决的,由区县公安机关党委专题研究解决;需要区县党委政府协调解决的,由所在区县公安机关党委报所在区县党委政府专题研究解决;需要市局出面解决的,由各区县专班汇总上报市局党委研究解决,需要市委市政府解决的由市局党委专报市委市政府研究解决。通过大巡防专项行动,宁波市公安机关形成了一套机关牵手基层的“创新战法”;各警种专业力量按需分配、有的放矢地支援基层,为基层“赋能”,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提供了“机关+基层”的科学解题思路,破解了民生难题,创新了群众工作思路和方法,进一步密切了警民、警企等联系。
  (四)社会志愿服务的红领矫正模式
  重新犯罪问题一直是困扰社区矫正、帮教的难题。宁波市北仑区弘扬“枫桥经验”教育人改造人的经验,运用社会志愿服务,建设“红领之家”帮助教育社区矫正人员,破解社区矫正难题,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效。“红领之家”成立初期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开展清理垃圾、整洁城市环境、到养老院开展敬老活动等。2014年8月起,北仑区探索运用“红领之家”模式开展特殊人群社会志愿服务,以社会志愿服务模式承接社区服刑、归正、吸毒人员和重性精神病人四类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帮教救助、就业培训等服务事项。2014年以来共有近400名社区矫正人员先后参与“红领之家”社会公益活动,没有一人出现再次违法犯罪情况。“红领之家”运用志愿者模式管理矫正人员的经验,被誉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教育人改造人的典范。{5}2016年10月,国际社区矫正协会特别邀请“红领矫正”作为中国唯一代表赴加拿大参加国际社区矫正最高规格年会并作专场经验介绍,受到国际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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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卢芳霞.“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J].观察与思考,2013,(10):60-64.

{2}张应立.论公安机关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中的作用[J].公安研究,2018,(4):13-21.

{3}张应立.论“枫桥经验”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2):108-113.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4}金伯中.新思想孕育新经验[J].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8,(1):15-18.

{5}王春苗,范淑婷.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宁波北仑的“红领之家”[EB/OL].http://zj.zjol.com.cn/news.html? id =1006744.

{6}{7}{8}王昌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刻意蕴[N].浙江日报,2018-06-11(06).

{9}李宇.互联网+社会治理应用探索[J].行政管理改革,2016,(7):63-67.

{10}刘树枝.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J].社会治理,2017,(2):105-110.

{11}岳少华.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大数据思维[N].经济日报,2016-12-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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