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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关于人权若干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英文标题】 Reflections on Legal Philosophy concerning Certain Problems of Human Rights
【作者】 李华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政法大学
【分类】 法哲学【期刊年份】 1990年
【期号】 3【页码】 6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82    
  
  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也是在历史上被资产阶级学者们搞得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一。人权观念的萌芽和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权观念,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斯多噶学派学者们所阐明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思想,但是,明确的近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念则是由资产阶级学者们所首倡的。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例如,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美国的潘思等,在他们的著作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赋人权”说和人权概念。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看来,所谓人权,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即天赋人权。[1]具体而言之,人权就人以人的资格而享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其基本内容包括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自卫权、反抗压迫权、追求幸福权等等,而且这些权利是天赋的、永恒的、普遍的,它既不可剥夺、不可转让,又不因性别、出身、民族、时间、地点和环境而有所不同,同时,“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所授予的,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2]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所竭力鼓吹的“天赋人权”说的核心内容和精神之所在。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说缺乏必要的科学的批判研究和分析,因而在如何评价“天赋人权”论,如何处理人权与经济,人权与法律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错误的模糊认识,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大国利用“人权”问题为借口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喧嚣声中,许多人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西南北。为正本清源,树立科学的人权观,确有对人权问题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思考与研究之必要。
  一、人权与商品经济的一般关系
  “天赋人权”说,产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之中,它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它反映和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成了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神授”批判封建等级特权和旧秩序的锐利思想武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它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从其实质上讲,天赋人权说是不科学的,是唯心主义的,它是基于推测、杜撰和长期存在的一些习惯的观察而产生的。人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3]即指一国公民所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自由与权利的总和,就国内法而言,人权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权并非凭空而生,相反,人权的产生有着客观物质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样,人权作为由实在法所确认的人类自身的社会自由,也并非天赋的或人的理性本身所固有,而是如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言,是“历史地产生的。”这个“历史”即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史,归根结底,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史。
  人权,与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一样,“即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4]只有深入商晶经济迷宫之中,才能探究人权真谛之所在。
  人类的前文明史,是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的奴隶社会和黑暗的中世纪。蒙昧时期,人类的劳动工具极其粗陋,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含辛茹苦劳动之所得,仅能满足其苟延残喘之所需,人类战战兢兢地匍伏于盲目的自然力的威力之下,成为自然的奴隶,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选择行为的自由,历经千年形成的习惯、禁忌(Taboos)以及五花八门的图腾崇拜等主宰着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它们以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的形式排除了人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绘的原始人不知权利义务之分的情况时指出:即“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5]这些论述充分证明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事实上的自由,法律上的权利不过是对事实上客观存在的自由的认可,如果人们在事实上还没有某种行为的自由,就不会产生权利的观念,也不会产生体现这种观念的法律规定,毫无疑问,人权便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了。认为在蒙昧时代存在着“一种自在的,未被人所意识到的平等享有的”、“自然形成的”人权,[6]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存在着永恒的、天赋的权利的“自然状态”是同出一辙的,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虚构,历史的事实恰好与之相反。
  奴隶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步步使人们日益有了相对的独立自主性,有了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但是,建筑在土地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为人类提供的社会自由的范围、程度及其潜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必然表现为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特权体系。纵观人类的这段历史,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7]。人类在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下取得的有限的社会自由,在法律上必然而且只能表现为极少数统治者所独占的,赤裸裸的“暴权”和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权”等,至于广大的被剥削阶级则处于一种普遍的无权状态。以“普权”和“平权”形式存在的人权,自然是子虚乌有。
  人权体现为法律所确认的社会自由,但社会自由的法律确认,并非一开始即成为人权,权利的存在以客观存在的社会自由为前提,同样,只有当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自由成为可能的情况下,人权才得以产生。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同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也为人类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还要多的社会自由,第一次使能为当时被封建阶级统治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普遍的自由成为可能,因而使人权的诞生也成为可能。
  人权并非自古即有,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经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巨变的产物,一句话,即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离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人类意志、理性或上帝中寻求人权的历史根源,只能是缘木求鱼,一无所获。
  人权,作为一种观念,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对“对人的粗野无知,忘却了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9]的封建特权制度的猛烈、批判中所创立的,存在于风靡整个革命时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主权在民”及“社会契约论”等学说之中。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经过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1776年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人权便由一种单纯观念的东西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实在权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敲响了人类的正义之钟,唤醒了人类沉睡万年的理性,开创了人类自身解放文明史的新时期。
  作为人类法律制度领域的伟大变革之产物,人权,不仅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也是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需要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社会物质生产达到的发展水平越高,增加其参加者可能发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客观需要就越强,保障物质生产参加者的自主、独立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需要以发展商品交换来发展,而“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唯一前提是每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这就要求有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和相应的处分财产的买卖自由;同时,商品交换中通行的是等价原则,这就要求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废除封建等级特权,此外,商品经济具有天然的“扩散性”,不能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而必须在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交换,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承认人权或公民权应当属于全体社会成员。而不能为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所独占。“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11]资产阶级政治立法关于人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充分发达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相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12]恩格斯说过也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3]因此,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内容的人权,无论其是以纯粹观念或法律规范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政治要求或其他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它都是而且只能是商品经_济发展内在规律性的反映,它决定于并服从于商品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点我们无疑是应予以肯定的。人权,绝非来自子虚无缥缈,捉摸不定的观念,而是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绝不是单纯杜撰就可以杜撰出来的。
  同样,对于我们研究人权来说,也正如研究任何二种自然现象,只要我们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就足可以探求人权观念和人权立法的内在客观物质制约性之所在,揭示人权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权学体系。然而资产阶级法律所确认的人权。是建立在资本的私人所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本身不过是“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i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14]在资产阶级的人权立法中,财产自由权是最本质权利,其他各种权利形式或是它的保障,或是它的延伸,或是它的表现形式。所以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人权只有一项,即私有财产权。财产之多寡与所有权之多少成正比。在这个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社会财富绝大部分控制在占社会少数人的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资本主义人权,使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而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人人真正平等享有的人权。商品经济的迅速反展,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广泛的人权作出规定,但阶级的自私与利己性又注定了它不可能将此付诸现实。对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本质,经典作家们早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过,在革命导师看来,“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15]“人权本身就是特权”,[16]“被宣布_为最主要的人权之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17]这种“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人权[18]就不可能不是一种“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19]人权。与启蒙学者用华美的约言所构筑的人类美好“天堂”相比,这个备受称颂的“理性王国”,只是一幅令人失望的人权的“讽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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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世纪前,以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为代表,宣告了资产阶级人权的诞生,同样,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则宣告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成为世界主人翁时代的来临,象1791年法国宪法把法国《人权宣言》收作序言一样,1918年苏俄宪法也把《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收作首篇。社会主义人权制度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上,一方面,它能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保证适合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人们广泛的行为自由与权利,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人们搞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手脚,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律调整的“中心使命”,[20]同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根除了那种利用物的占有奴役他人的现象,为人权的真正实现创造了巨大的现实可能性。
  人类社会商品经济,不仅制约着人权的孕育、诞生与发展,而具最终_决定着人权的具体实现程度。因为,人权即是客观存在的社会自由的法律确认,而社会自由的程度、范围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翻开由美学者布劳斯坦和弗朗茨的《世界各国宪法汇编》观之,各国宪法对人权规定名目之繁多、内容之周详,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以致于有一位评论家在1976年用一种似乎有点言过其实的语句评论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颁布的宪法中,很难找到一部宪法,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个人自由基础上的。”[21]这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社会工业文明内在必然性理性认识的提高,同时也使现代各国宪法无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然而,一个国家人权的具体实现程度,并不取决于法律规定的广泛程度如何,而关键是取决于该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实现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程度,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存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政得自由的”,[22]“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支化发展。”[23]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充分,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们在具体行使法律所授予的人权时,随时随地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人们往往显得那么“不自由”,根本原因则应归结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经济水平较落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保证人权由单纯法律上的权利成为人们真正享有的自由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不可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之上。
  离开经济发展,奢望一种“超经济”,“超现实”的人权,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二、人权的法律保障与法律限制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日益成为人类社会中最正规、最富有权威性的社会调整规范,法律的“触角”几乎伸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行为选择,无不处于法律的支配和调节之下。本身即作为法律确认的社会自由的人权更不会例外,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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