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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论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
【副标题】 以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为中心【作者】 陆青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法定解除权;解除事由;一般法与特别法;体系整合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64
【摘要】

现行法上关于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错综复杂,除《合同法》第94条的一般规范之外,还包括分则、特别法和司法解释中大量特别规范。这些特别规范并非仅仅是《合同法》第94条在特殊合同领域的具体化,还包括变更、扩张、限制甚至排除法定解除权一般规范的大量内容。法定解除事由的多样化,为具体交易实践中不同合同利益甚至社会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模式,同时也对重构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基于体系整合的需要,《合同法》第94条的一般规范依然能发挥其在法律解释适用和理论梳理上的指引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0824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合同法分则中的解除事由
  三、特别法上的解除事由规定
  四、司法解释中的解除事由规定
  五、变动中的体系整合和解除权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合同法上,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三种类型。法定解除事由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内容上看,一般认为,[1]该条第1项属于不可抗力解除,第2项属于预期违约解除,第3项属于迟延履行时的催告解除,第4项为违约解除的一般规定,其未区分违约行为所违反的义务类型,也可理解为违约解除的概括规定。[2]而该条第5项所指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针对的是解除事由的特别规范。具体来说,第5项既包括总则第69条规定的行使不安抗辩权后的合同解除,也包括分则中有关法定解除权的规定,还包括特别法上关于法定解除权的其他规定。
  就法定解除事由的一般规范(《合同法》94条)与“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法律适用上的关系,学理和实务界鲜有讨论。[3]《合同法》94条似乎划分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即当法定解除权有其他法律规定时,应当适用其他规定;如果没有,则适用《合同法》94条。不过,仔细分析,依然令人困惑:究竟“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属于法定解除权的特别规范,还是例外规范?[4]换句话说,“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究竟属于《合同法》94条一般规范在特定合同领域的具体化和自然延伸,还是对《合同法》94条作出了变更和背离?由此至少会产生两个解释论上的难题:一是根据《合同法》124条的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5]那么,在大量无名合同(广义)的解除问题上,如果《合同法》94条和其他规定存在冲突时,究竟是直接适用前者,还是参照适用法定解除事由的其他规定;二是当其他关于法定解除事由的具体规定存在法律适用上的解释困难和争议时,是否需要结合《合同法》94条的一般规范意旨进行综合解释,从而保持合同法规范体系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兹举一例,以说明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66条第3项规定,当旅游者“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的”,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解释上的疑惑是,是否旅游者从事任何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旅行社都可以解除合同?根据立法部门对该条的释义,第66条是关于因旅游者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规定,而其立法目的在于“包价旅游形成的团队,要求每一个旅游者的行为,要遵守兼顾他人利益的行为准则,旅行社也必须从团队整体利益的角度,以计划安排为前提,使旅游行程得以全部、安全的完成。当团队中有个别旅游者因其个人原因、违法行为或者不配合行程安排实施,导致可能损害其他旅游者利益的,为了保护大多数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赋予旅行社在法定情形下的单方解除权,是非常必要的”。[6]但对第3项释义时,立法部门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旅行社继续履行包价旅游合同,无异于纵容其违法行为,旅行社的利益可能因旅游者的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此种情况下,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7]那么,旅行社的解除权,究竟在于保护“其他旅游者的利益”,还是“旅行社的利益”,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甚至说,考虑到该条款针对的是旅游者的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该条的立法目的是否还应该包括对旅游行业的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的保护?如是,是否会存在对旅游者民事合同权益的过分干预,导致民事规范“行政化”或“管制化”的可能?此处,考虑到该项规则可能是《合同法》94条在具体领域的延伸,是否还需要结合《合同法》94条第4项对法定解除条件的一般理解,将旅游者“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限缩解释为严重损害“其他旅游者的利益”或“旅行社的利益”,足以导致旅游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8]
  由前述分析可知,讨论法定解除权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之间的关系,不仅关涉法定解除权的具体司法适用,同时涉及民法体系整合的根本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在合同法分则、民事特别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三个层面,讨论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范和《合同法》94条一般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一系列涉及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司法解释,严格来说,不属于《合同法》94条第5项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范畴,但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我国法上所具有的“准法律”地位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意义,[9]笔者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也纳人法定解除权规范体系的考察范围。[10]
  二、合同法分则中的解除事由
  合同法分则部分,明确提到解除权的规则共19项,包括:(1)买卖合同(《合同法》148条瑕疵担保中的解除、第164条主从物的解除效力、第165条一物解除和数物解除、第166条一批解除和数批解除、第167条分期付款合同解除),(2)借款合同(第203条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解除),(3)租赁合同(第219条不当使用租赁物的解除、第224条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解除、第227条逾期不付租金的解除、第231条租赁物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解除、第232条不定期租赁的解除、第233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和健康的随时解除),(4)融资租赁合同(第248条承租人经催告不付租金的解除、第249条承租人无力支付剩余租金的解除),(5)承揽合同(第253条未经定作人同意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主要工作的解除、第259条定作人逾期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解除、第268条定作人随时解除合同),(6)技术合同(第337条技术经他人公开导致合同履行没有意义的解除),(7)委托合同(第405条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事由的委托合同解除、第410条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笔者发现,除第249条针对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效力外(对逾期支付租金能否解除实际上须适用第248条),其余均涉及对法定解除事由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174条提到其他有偿合同“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没有提到“可以参照”还是“必须参照”,同时,法释[2012]8号明确债权转让、股权转让合同等权利转让,合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124条和第174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第287条提到“建筑施工合同”一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第423条提到“行纪合同”一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因此,上述分则规范在具体适用领域可以得到进一步延伸。
  对照《合同法》94条,笔者认为,前述规范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一)法定解除事由一般规则的具体化
  这一类型包括:(1)《合同法》148条(瑕疵担保中的解除)、第167条(分期付款合同解除)、第203条(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解除)、第219条(不当使用租赁物的解除)、第224条(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解除)、第227条(逾期不付租金的解除)、第233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和健康的随时解除)、第248条(承租人经催告不付租金的解除)、第249条(承租人无力支付剩余租金的解除)[11]以及第253条(未经定作人同意,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主要工作的解除)。这些规则似乎均可纳入《合同法》94条的规范范畴。换句话说,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没有前述特别规定,依据《合同法》94条依然可能得出一方享有法定解除权的结论,但前述规则是在具体的微观合同领域,立法者基于保护某种特殊合同利益的需要,限缩、扩张甚至仅为明确某种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中的重要性,进而使得这种义务的不履行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后果。比如,第167条第1款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此项规则乃基于分期付款合同的特殊性,从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出发对出卖人解除权行使条件作出了具体化规定,同时又提供了一种量化的客观标准。正如立法部门所言,“如何才是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不同种类的合同以及具体的个案都应当有不同的适用。按照本条的规定,在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已经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即是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标准。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条件,分期付款买卖的出卖人才有权行使合同的单方解除权”;[12]又如,立法者明确将借款用途作为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规定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虽然从表面上看,贷款人借款的最终目的是收取利息和本金,借款人的使用借款的用途似乎和贷款人的利益并无直接的关系”;[13]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情形,尽管从表面上看,转租行为未必会直接影响租赁合同客观的交易目的—交换租金和对租赁物的使用权;[14]再比如,基于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安全和健康的特殊重要性及其对公共秩序的影响,《合同法》233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和健康时,即使承租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物的瑕疵,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无须催告)。[15]
  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合同法》148条第一句提到“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似为对《合同法》94条的语义重复,但这种理解并不恰当。首先,该条在适用范围上仅涉及瑕疵担保制度的规范范围,因此当事人依据《合同法》148条主张解除时,依然需要受到瑕疵担保规则,包括行使期限规则的限制。[16]其次,该条文提供给买受人除了解除和主张实际履行之外另一种特殊的救济方式—“拒绝接受标的物”。按立法机关的理解,此处的“接受”是指“买受人对货物的认可”。因此,该条也是对《合同法》94条救济方式的补充。[17]更为重要的是,该条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确立“出卖人根本违约的情况下,风险承担的规定”,[18]这体现在其第二句规定:“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尽管就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本身而言,未必可以归责于出卖人。
  (二)部分解除
  关于部分解除,发生在主物与从物(第164条)、标的物为数物而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第165条)、出卖人分批交付的标的物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第166条)的场合,其共同特点在于标的物的可分性。[19]部分解除,既可以理解为对解除效力的特别规定,也可以理解为对法定解除权的特别规定。盖顾名思义,部分解除即对合同部分的解除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对合同整体行使解除权的限制。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部分解除的发生原因似乎在于出现了“不能实现部分合同目的”的情况(因此不同于《合同法》94条前四项的规范内容)。而当部分不履行涉及主物或影响到数物中的其他物或者其他各批标的物时,依然可以沿用《合同法》94条合同整体解除的逻辑,就主从物、数物或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合同。正因如此,第164条规定“因标的物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从物”,第165条中规定“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第166条第2项和第3项分别规定当“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时,可以就已交付的和其他未交付的标的物同时解除合同。
  需要补充的是,上述部分解除的规则似乎也可以类推适用于合同联立的场合。所谓合同联立,是指数个合同不失其个性而相结合的法律事实。[20]此时数个合同能够保持其个性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有独立的“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而能够结合的原因在于该数个合同生成经济上一体的交易功能。[21]笔者以为,相对于一个合同中存在的数个可分的给付行为或标的物,合同联立时数个合同之间的依存关系自然更为淡薄。因此,当合同联立中的部分合同发生履行障碍的解除事由,其他合同能否解除,更应结合这些合同之间的依存关系以及部分合同发生履行障碍是否妨碍整个交易目的的实现作出进一步判断,并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166条第3项的规定。
  (三)任意解除权
  《合同法》232条、第233条、第268条、第410条均提到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严格来说,第232条中解除的行使前提是存在不定期租赁的法律关系,此处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也可理解为通过对合同存续期间的确定导致合同关系终结。而正如前文所述,第233条涉及租赁物存在危及承租人的安全和健康时的解除,应属于《合同法》94条的具体化,并非真正“任意”解除。因此,真正不能为《合同法》94条前四项所涵盖的任意解除权规定是指第268条(定作人随时解除合同)、第410条(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两项规定,是针对承揽合同和委托合同的特殊性作出的特别规定。具体来说,“承揽合同是定作人为了满足其特殊需求而订立的,承揽人根据定作人的指示进行工作,如果定作人于合同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再需要承揽人完成工作,则应当允许定作人解除合同。定作人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赔偿承揽人的损失。这样处理,既可以避免给定作人造成更大的浪费,也不会给承揽人造成不利。”[22]“委托合同是以双方信任为存在的条件,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失信于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法律赋予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只要一方想终止合同,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而且无须任何的理由。”[23]当然,任意解除权中的“任意”或者“随时解除”仅指在解除发生事由上没有特别要求。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依然需要根据《合同法》96条的规定发出解除通知。[24]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在第410条同时规定“因解除合同对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可知此处的任意解除权规定似乎也涵盖了因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的事由导致信赖关系丧失进而解除合同的情形。考虑到《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一章中并不存在其他关于解除事由的规定,由此就会产生困惑:在委托合同场合,是否即使存在一方违约的情况,当事人也只能依据该条的规定,而不能根据《合同法》94条第4项的规定行使解除权?有意思的是,立法机关在解释第410条时,就明确列举了“受托人处理事务不尽注意义务,怠于委托事务的处理,委托人无奈而解除委托合同”的情形,[25]而这种情形似乎也可从受托人违约导致委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违约解除上加以解释。[26]如此,《合同法》94条和第410条就可能存在交错重合的情况,这必然也会对第410条中“赔偿损失”范围的理解产生重要影响。[27]
  有争议的是,第268条和第410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是否可以类推或扩张适用到其他合同领域,[28]尤其是混合合同的场合。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采用另一种路径,即通过将某类混合合同直接定性为属于或者不属于承揽合同或者委托合同,进而直接适用或排除适用第268条或第410条的规定。[29]笔者对此持保留的态度。事实上,将“某一合同中能否行使任意解除权”的问题转化为“该合同是否可以定性为承揽合同或者委托合同”,本身并没有增强法律论证上的说服力。换句话说,这一论证的前提在于第268条和第410条的规则属于法定解除权的例外规则,因此仅在承揽或者委托合同(或法律明确规定可以适用委托合同相关规则的行纪合同)中才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但实际上,从这两个条文的表述上看,并不能直接得出其属于例外规则的结论。相反,根据《合同法》124条的规定,该法没有规定的其他合同,除了可以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因此,即使将某一合同定性为不属于承揽或者委托合同,也不能直接推导出该类合同就不能存在任意解除权的结论。即使学理上可以认为,任意解除权的存在会妨碍“契约必须信守”的一般原则,因此不能滥用,[30]但对于任意解除权可能存在的滥用风险,也可以通过对行使任意解除权后的损害赔偿规则加以限制(如相对人可以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等)。[31]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看其他合同中是否存在与承揽或委托合同中规定任意解除权同样的法理基础。在笔者看来,“任意解除权”并不意味着解除权的行使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而无非是其行使的条件有别于一般的法定解除权。易言之,“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并不取决于某一特殊的履行障碍事由,而是取决于某一合同关系本身。当某一合同(即使不属于承揽或委托合同)只为了满足某一方当事人的特殊需求,或者某一合同关系中双方的信赖关系对维系合同存续有着根本影响时(任何一个合同关系的维系都受双方信赖关系的影响,因此此处应该有更具体的限缩有待解释学上深化),应该允许此类合同中存在任意解除权。这一点,从前述对第 268条和第410条立法理由的解读中就可以得出。
  (四)其他法定解除的特殊事由
  《合同法》94条对于解除的发生事由,或者强调不可抗力,或者强调一方存在可归责的事由,但这两种情况并不能涵盖所有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第231条和第337条的规定无疑对《合同法》94条的解除权发生事由进行了规范补充。其中,第231条要旨在确立租赁合同中的风险负担规则,其中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减少租金、不支付租金或者在“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解除合同。该“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并不能为《合同法》94条所涵盖,包括了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或出租人不履行义务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等情形。[32]换句话说,解除权的行使只需关注租赁物的毁损灭失导致实际无法履行合同的程度,只要承租人不可归责,(不强调对方有无过错)就可以行使解除权;第337条针对技术开发合同的特殊性,规定“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字面上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即合同依然可以被履行(只不过没有意义)。这也说明,在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之外,或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之外,还存在其他客观事由(甚至第三人的行为)会妨碍到合同目的(此处应指客观交易目的)的真正实现,而后者才是影响法定解除权产生的内在原因。有争议的是,《合同法》405条提到“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该条从字面上看,并不是说“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导致委托合同解除”,可见(区别于前述第231条)该条文本身并不在于确立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解除权,而是对委托人支付报酬的规定。至于“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能否解除合同,依然需要根据第94条或第410条的规定加以规范。
  (五)留有争议:继续性合同终止的独立性
  传统民法区分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和继续性合同的“终止”,[33]而现行《合同法》则将“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第6章)理解为“解除”的上位概念,并用“解除”涵盖传统民法上的继续性合同的“终止”。《合同法》93条以下的合同解除规则并不区分继续性合同和非继续性合同类型。而在属于继续性合同的租赁(第219条、第224条、第227条、第233条、第248条)、融资租赁合同(第248条、第249条);承揽合同(第253条、第259条、第268条)、技术开发合同(第337条)、委托合同(第405条、第410条)等场合,立法者也均使用了“解除”来表述传统民法上的“终止”概念。这种表述或立法设计是否存在问题,传统“解除—终止”二元论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继续性合同在发生事由上是否具有特殊性,的确值得探究。
  传统理论之所以区分解除和终止,在于两者在发生事由和法律效果上的区别。在发生事由上,解除主要涉及违约解除、不可抗力解除或者负担过重或情势变更解除等类型,而其重心在于违约解除,强调违约方履行债务行为的可归责性;而终止往往并不强调发生事由上的可归责性,而更关注继续性合同关系的维系。前述任意解除权的规则也仅存在于继续性合同之中。在法律效果上,传统民法认为解除具有溯及力,而继续性合同的终止原则上并不产生溯及效力。但这种二元论在现行中国法的背景下是否依然有效,似乎值得怀疑。从发生事由上看,我国法上规定了违约解除、不可抗力解除和情势变更解除等类型,但受国际上合同统一法发展潮流的影响,在规范法定解除条件时,立法者的重心似乎不在于解除的类型或者债务人是否在履行债务上具有可归责性,而在于由不同的发生事由所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立法表述上采取“合同目的”说而不是传统以债权人利益为中心的模式,更关注合同关系的整体存续问题而非债权人一方的利益,这为将更为多元复杂的继续性合同关系纳入解除调整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从前述讨论可以发现,分则中继续性合同中各种“解除”的发生条件,往往是《合同法》94条法定解除权的特别规范(具体化),而非例外规范。尽管部分继续性合同中存在任意性解除规则,但这种规则的存在是否必须推导出继续性合同“终止”的独立性依然有待论证,毕竟继续性合同的固有属性在于时间的存续对给付内容的重要性,而不是能否任意解除。比如,在同样是继续性合同的供用水、电类合同,不仅没有规定任意解除权,甚至特别提到了对解除的限制(《合同法》182条仅规定了供电人中止合同的权利);从法律效果上看,立法者在《合同法》97条中采取相当弹性的表述—“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来决定是否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明显已经将继续性合同的解除问题纳入到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则中进行了考量。而如果我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合同的解除都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而采取“清算关系说”的理论,[34]那么传统二元论的区分标准就会更为弱化。更何况,即使是采传统理论,认为继续性合同完全不具有溯及力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认为在继续性合同情况下,“解除的(溯及)效力不扩展至已经完成的给付”(《意大利民法典》1458条)似乎是更为科学的理解。[35]
  在笔者看来,更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合同法》232条的规范。该条提到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该项规则更能凸显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即一旦这种合同关系结束,解除权人“应该给对方当事人预留寻求替代安排的合理时间”。[36]而这项规则显然并不为《合同法》93条以下的法定解除一般规则所能涵盖。但这一通知义务除了可以理解为继续性合同终止的特有规则,似乎也可以从《合同法》92条所规定的“后合同义务”得到解释。
  有意思的是,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31章)中,回归传统民法,区分合同的解除与终止,规定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具有恢复原状的效力(第924条),继续性合同终止时合同效力向将来消灭(第931条)。[37]可以想象,只要解除是否具有溯及效力的讨论依然延续,继续性合同采解除还是终止的争议也必然无法平息。[38]
  三、特别法上的解除事由规定
  在特别法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4条、第25条、第35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6条、第17条)、《保险法》(15条、第16条、第27条、第32条、第37条、第47条、[39]第50条、第51条、第52条、第54条[40]第58条)、《破产法》第18条、《劳动法》(第24-32条)、《劳动合同法》(第四章)、《旅游法》(63条、第65 -68条)等均有关于法定解除事由的特别规定。在一些规章条例中也有涉及合同法定解除事由的规定,如《电信条例》(21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14条和第16条)、《农业保险条例》(11条)等,但严格来说,其不属于《合同法》94条第5项“法律”范畴,故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前述特别法规定,对照《合同法》94条的规定,依次可以分为五种情形。
  (一)解除事由一般规则的具体化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6条(未交出让金时土地管理部门的解除权)、第17条(未按约定提供土地时土地使用者的解除权),《保险法》37条(未交保险费,合同中止起两年未达成协议)、第51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劳动法》25条(劳动者存在过错行为)、第32条第2项(用人单位强迫劳动)和第3项(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提供劳动条件),《劳动合同法》38条(用人单位的过错行为)、第39条(劳动者的过错行为),《旅游法》66条(因旅游者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均可视为对《合同法》94条的具体化。
  须注意的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6条和第17条仅在明确土地管理部门和土地使用者各自的主给付义务对合同解除的影响,本身并不存在对《合同法》94条的解除事由的扩张或者限制。而前述其他条款则显然是针对不同特别立法的规范意旨和利益保护需求,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了特殊安排。这就意味着这些规定(往往是强制性规范)事实上排除了当事人再依据《合同法》94条的一般规定行使解除权的可能。比如,《劳动合同法》39条规定了劳动者存在过错时用人单位的解除权,其中明确规定了六项解除事由,从而防止了用人单位依据《合同法》94条主张其他情况下解除合同的可能。
  另外,正如前文所述,此处特别有争议的是《旅游法》66条关于旅游者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规定。[41]从理论上看,该条似乎可以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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