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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论庭审阶段刑事卷证的合理化运用
【副标题】 基于第一审普通审判程序的思考【作者】 陈如超林小凤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庭科学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法庭科学研究中心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卷证;言词类证据;法庭审判
【文章编码】 2095-7939(2019)06-003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60/j.issn.2095-7939.2019.06.004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6
【页码】 30
【摘要】

为探究刑事卷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合理化运用,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被害人)证言、鉴定意见及侦查人员笔录等言词类书面证据为研究重点,基于刑事诉讼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理论视角,从规范层面梳理刑事卷证的使用规则,从司法组织形式、证据审查路径等结构机制层面阐释法庭依赖刑事卷证的必然性。但为了防止法官审判过度依赖刑事卷证而致使庭审虚无化,则需要从刑事卷证的生成和使用两个层面进行法律控制:在生成层面,侦控机关制作刑事卷证的程序和内容需要得到合理规制;在法庭使用层面,需要建构刑事卷证运用的具体规则和相关配套措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142    
  
  

1引言

刑事卷证是以文字为载体、以卷宗(证据卷)为形式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它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陈述所制作的讯问(询问)笔录,实施侦查措施或行为过程的笔录,采集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调查过程收集的各类原始书证等系统化的书面证据材料{1}124。刑事卷证是刑事案卷的组成部分,一般指证据卷,主要包括以文字材料形式表现的言词类证据,及勘查、检查、侦查实验、辨认等笔录类证据和书证[1]。刑事卷证主要由侦查机关制作而成,贯穿侦查到审判的整个过程,并最终成为法院裁判的主要依据。因此,我国刑事审判模式被称之为“刑事卷证中心主义”或“案件笔录中心主义”{2}109。

然而,当前我国司法领域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的诉讼改革,理论界也对法庭审判过于依赖刑事卷证持批评态度,认为卷证中心主义使法庭审判流于形式。但问题在于,刑事卷证中心主义的盛行与我国刑事司法的运行环境、制度结构相关,它不完全是、也不可能是法官的个人偏好。因此,对待刑事卷证不应该简单的进行否定,而应根据我国司法实践,采取一种相对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探究刑事卷证在我国刑事司法的合理化运用。由于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放松了对一些证据规则的严格运用,所以本文只探讨第一审普通审判程序中刑事卷证的运用问题。

2法解释学视野中的刑事卷证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简称《法庭调查规程》)及2016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非规定》)等,不同程度地建构了刑事卷证(特别是卷证中的言词类证据)的运用规则,这些规则需要进行梳理。

2.1刑事卷证的运用规则

2.1.1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包括自书材料)

一般来说,除特殊案件外[2],被告人不能缺席审判,就此而言,被告人都会在庭审阶段当庭供述。同时,讯问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侦查阶段的常规性侦查行为,刑事卷证中必然包含被告人的庭前供述。而目前法律、司法解释及其他规定建构了庭前供述的使用规则:

(1)卷证内的庭前供述不属于证据排除的对象。首先,庭前供述不是非法供述,即不是侦控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方式获得的供述[3]。同时,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例外情形[4];其次,庭前供述的获得没有违反其他审讯程序[5];最后,庭前供述虽然是瑕疵性证据,但经过了补正或作出了合理解释[6]。

(2)确定了庭前供述在庭审阶段的出示原则。《法庭调查规程》第35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的实质性内容一致的,可以不再出示庭前供述;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可以出示、宣读庭前供述中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内容。”该条确立了被告人庭前供述在庭审调查阶段出示的基本原则,即庭审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实质性差异”。

(3)建立了法官采信庭前供述的原则。《司法解释》第83条第1款规定,“审查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这说明即便庭前供述没有在庭审阶段出示,法官依然应当将其作为审查当庭供述的依据。同时,该条第2~3款确立了法官采信庭前供述的3个条件:①被告人庭审翻供;②被告人不能说明翻供原因或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③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7]。2017年《法庭调查规程》第53条对《司法解释》第83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不以被告人庭审翻供为条件,而是以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存在矛盾为前提[8]。具体来说,法官采信庭前供述也应满足三个条件:①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矛盾;②被告人不能对当庭供述作出合理解释;③庭前供述与相关证据相互印证。

2.1.2证人(包括被害人)的庭前书面证言

我国刑诉法确立了证人出庭制度。但证人不是在所有案件中出庭,根据《刑事诉讼法》192条,只有证人证言存在争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及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才需要出庭。

在证人不出庭的案件中,依据《法庭调查规程》第35条,法庭证据调查阶段可以出示、宣读刑事卷证中的庭前书面证言[9]。而在证人应当出庭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出示或宣读庭前书面证言?刑诉法与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直到2017年最高法院出台《法庭调查规程》,才对有证人出庭的庭前书面证言是否需要在庭审阶段出示进行了规定。根据该规程第25条,证人出庭作证的,其庭前证言一般不再出示、宣读。但该条同时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况:①证人出庭作证时遗忘或者遗漏庭前证言的关键内容,需要向证人作出必要提示的;②证人的当庭证言与庭前证言存在矛盾,需要证人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于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法官是否采信庭前证言,根据《司法解释》第78条分两种情况[10]:①证人应当出庭而没有出庭时,如果庭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的,该书面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反之,如果能够保障庭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则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②证人出庭后,根据《司法解释》第78条,庭前证言的运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庭前证言与当庭证言矛盾;二是证人不能对庭审证言作出合理解释,且庭前证言与相关证据印证。此后,《法庭调查规程》第51条重申了法官采信庭前证言的上述两个条件[11]。

当然,无论证人是否出庭,也无论证人庭前证言是否需要在庭审阶段出示、宣读,庭前证言在庭审阶段的运用都要满足相应条件:①庭前证言不是非法证据[12];②庭前证言的获得没有违反其他程序[13]。此外,法官采信庭前证言,还必须审查庭前证言的真实性是否得到合理保障[14]。

2.1.3庭前的书面鉴定意见

我国刑诉法同样没有规定鉴定人必须在所有案件中出庭。依据《刑事诉讼法北大法宝,版权所有》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才应当出庭作证。

在鉴定人无需出庭的案件中,法庭调查阶段是直接出示、宣读书面鉴定意见。

根据《法庭调查规程》第33条第2款,庭审调查阶段对于鉴定意见应该出示原件。在鉴定人应当出庭的案件中,《刑事诉讼法》192条规定,经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在鉴定人已经出庭的案件中,是否需要出示书面鉴定意见,刑诉法、司法解释与相关规定都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需要,书面鉴定意见是可以出示或宣读的。

当然,无论鉴定人是否出庭,庭审调查阶段控辩双方都应对鉴定意见质证,法官也需要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而不能以鉴代审。当鉴定意见(书面的或口头表达的)存在《司法解释》第75条规定的9种情况时,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15]。

一般来说,鉴定人出庭不会作出与其书面鉴定意见有实质性差异的口头陈述,所以不会出现书面鉴定意见与鉴定人当庭陈述的矛盾问题。但如果公诉方或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对鉴定意见质证,则可能导致鉴定意见不被采信。根据《法庭调查规程》第52条规定,专家辅助人当庭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鉴定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与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鉴定意见;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无法确认鉴定意见可靠性的,有关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1.4侦查人员的笔录类证据

笔录类证据记载的都是侦查人员实施某一侦查行为的全部过程,具有对侦查过程真实性和合法性加以印证的作用,笔录证据也可以知之为“过程证据”{3}。笔录类证据主要有3种形式:①作为证据的笔录,如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②作为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实物证据鉴真的笔录;③侦查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制作的一些书面材料,如“案发经过”“抓捕经过”“破案经过”“情况说明”等,这类笔录严格说来不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八大类法定证据类型,但他们事实上发挥了证据的证明功能。

刑事卷证内充斥着大量的笔录类证据,一般都是对侦查行为过程的记录,并且以类似于证人证言的形式收录于卷证中。当笔录类证据没有产生争议时,其在庭审中或者作为证据出示,或者作为证明物证、书证等实物类证据的同一性、真实性与合法性的辅助证据出示。

然而,当笔录类证据存在争议时,刑诉法与司法解释等并未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不过,《法庭调查规程》第13条规定有所突破,其规定“控辩双方对侦破经过、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或者证据收集合法性等有异议,申请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侦查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出庭。”另外,笔录类证据同样须经过法官严格审查,只有符合相关规定,才能作为法官采信的定案根据[16]。同时,如果物证、书证等无法通过笔录类证据鉴真,则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如果鉴真物证、书证的笔录证据存在瑕疵,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则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17]。

2.2对刑事卷证使用规则的评价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法庭调查规程》等建构的刑事卷证使用规则,部分改变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卷证使用的无章可循状态。在法庭调查阶段,适度降低了对刑事卷证的过度依赖。例如,除非存在实质性差异,被告人庭前供述不应在法庭出示;证人出庭的案件,除几种特殊情况,限制出示庭前证人证言。在法官审查判断证据阶段,为法官采纳采信刑事卷证建构了相对复杂的证据规则,这些证据规则涉及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综合来看,刑事卷证使用规则偏向证据的证明力,查明案件事实依然是法院或法官的重要职责。

然而,目前《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法庭调查规程》等对刑事卷证使用的规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依然依赖刑事卷证。虽然对刑事卷证的依赖有弱化趋势,但庭审调查阶段控辩双方主要还是对刑事卷证质证;至于法官,不仅同样依赖刑事卷证查明案件事实,而且还依据刑事卷证审查判断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证人的当庭证言。

(2)法官对庭审中被告人当庭供述、证人当庭证言的判断,完全依赖证据之间是否印证,而不是通过庭审质证审查判断。

(3)在一元化的庭审结构中,即便刑事卷证中的证据应当依法排除,但被排除的卷证仍旧可能成为法官审查判断庭审证据的依据。

(4)笔录类证据畅通无阻。就我国当前司法实践来说,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对笔录类证据或实物类证据的取证合法性、保管链条进行说明的情况极为少见,侦查人员一般再次通过“情况说明”类笔录进行证明或说明。这也是我国刑事司法“刑事卷证中心主义”盛行的另一主要原因。

法院对刑事卷证的依赖,表现在无论刑事案件性质、影响和危害程度有何不同,也无论案件处理是在庭前,还是在庭上甚至庭后,无论案件审判进程是在一审,还是二审或再审,法院都无一例外地阅览、使用和引证卷证{1}132。而且,法院过度依赖刑事卷证至少带来了两种消极后果:一是法官庭外大量阅卷。审前法官通过阅卷形成预断,或者审后法官以卷证作为裁判结果的依据,从而使庭审流于形式;二是法官在庭审中广泛采信书面证据。由于证人、鉴定人往往不出庭,法官对证据的审查成为对各种笔录的审查,举证、质证、认证虚化,造成为规范法庭审判、发挥庭审作用而建立的庭审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形同虚设{4}。

3法院依赖刑事卷证的司法逻辑

我国刑事程序可以理解为一个书面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围绕案卷—证据卷的制作、移送和使用展开{5}。刑事卷证盛行的首要原因,在于国家通过立法认同刑事卷证,刑事卷证成为公检法机关相互连接的纽带。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162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7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制作的刑事卷证是公诉机关起诉的主要依据[18],并由公诉机关移送给法院。在法庭审判阶段,立法同样认可法官对控方卷证的依赖。《刑事诉讼法》195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而如前所述,证人、鉴定人与侦查人员较少出庭作证,所以刑事卷证成为庭审调查与法官判案的主要依据。即便被告人当庭供述,其庭前供述也被作为判断其当庭供述是否可靠的主要依据。

某种程度上,法院依赖刑事卷证定案是国家的一种制度性选择。2012年刑诉法修正后,否定了公诉机关此前移送“案件主要证据复印件与证据目录”的复印件主义,转而要求公诉机关提交案卷和全案移送证据材料。这昭示着法官庭前接触和阅览卷证材料以及庭审过程实际使用卷证材料,就不再是1996~2012年期间法院的一种实践做法,而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6}5。这种制度安排为庭前和庭后法官阅览和使用案卷提供了正当性依据{1}132,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2}109。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即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实现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及庭审实质化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想阻断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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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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