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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线人”的运用及其规范
【副标题】 以美国法为参照【英文标题】 The use of informants and its norms
【英文副标题】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U.S.laws
【作者】 张泽涛【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线人 赏金 豁免权 诱惑侦查 录音录像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110
【摘要】

美国规范警方运用“线人”的法规已经相当健全。在美国,充当“线人”的主体范围非常宽松,适用“线人”侦破的案件范围也很广泛;为了防止“线人”提供虚假线索,规定了健全的审查“线人”证言真伪的机制;为了保障“线人”的人身安全,通常“线人”无须出庭参加交叉询问;“线人”享有有限的刑事豁免权;同时,为了搜集犯罪线索,“线人”既可以实施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也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收集证据。我国应该借鉴美国规范警方运用“线人”的法律法规,尽快改变目前各地公安机关无章可循的境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310    
  目前,全国每个公安机关都掌握了大批“线人”,仅广西省南宁市,即有近100个“线人”。[1]青岛市的一个“线人”披露,他手上还有40多个“线人”,其掌握的犯罪线索中许多都是由手下的“线人”提供。[2]从效果上看,“线人”对于侦破毒品、走私、赌博、黑社会团伙等隐蔽性较强的刑事案件,发挥了其他任何常规的侦查手段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每个公安机关破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拥有的“线人”数量以及能否有效地利用这些“线人”提供的线索。
  但迄今为止,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尚无任何规范运用“线人”的条款,诉讼理论界对“线人”制度的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美国规范警方运用“线人”的法规已经相当健全,美国学者也对“线人”制度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美国的立法及其研究成果对制定我国规范“线人”的法规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介绍美国“线人”的运作与立法概况,然后结合我国的侦查实践,提出建构我国“线人”制度的初步设想。
  一、美国“线人”制度的立法与运作概况
  在美国,“线人”是一面双刃剑:运用得当,是一种最为有效的侦破手段;运用不当,就会危害社会安全,侵犯广大民众的隐私权。从美国目前的侦查实践来看,运用“线人”无疑是警方最有力的侦查手段,因为“如果没有‘线人’,警察将无从行动。”[3]从美国规范运用“线人”的法律来看,主要是联邦法院的判例以及各州警察局自行制定的规章。下文以美国规范运用“线人”的立法以及判例为基础,对美国的“线人”制度及其争论进行介绍。
  (一)“线人”的种类、主体资格及其适用范围
  1.“线人”的种类
  在美国,“线人”主要有以下两类:
  第一类“线人”是同犯罪没有任何牵连的普通市民。虽然这些普通市民充当“线人”时也领取警方的赏金,但其动机往往是基于普通人的正义感,为维护社会秩序主动配合警方行动。一般而言,这类“线人”大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医务人员、出租车司机、娱乐场所的服务人员等等,由于工作关系或者其他原因,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加广泛的获得犯罪线索的渠道。[4]
  另一类“线人”是有犯罪前科或者犯罪团伙中的成员。他们充当“线人”的目的是为了领取赏金和获得刑事豁免的特权。例如在合众国诉斯垂弗尔[5]案件中,“线人”不但因为证言获得了刑事豁免,而且还领取了1500至2000美元的赏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981年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共有2800个“线人”领取了150万美元并同时获得了刑事豁免权,他们提供的犯罪线索导致了2600个嫌疑人被逮捕。因此,联邦调查局被指责为太多的涉嫌犯罪的“线人”提供了刑事豁免通行证。[6]还有些学者认为,赏金对于一些有前科的罪犯而言,是极具诱惑力的。这些充当警方“线人”的罪犯,很多是以赏金作为生活来源的,他们同时还可以继续从事犯罪活动,因为他们获得了进行犯罪活动的通行证。因此,这类“线人”为了持续得到赏金和继续从事犯罪,极有可能提供虚假的犯罪线索。[7]
  2.充当“线人”的主体资格要件
  在美国,对于充当“线人”的主体资格要件的规定是相当宽松的,任何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罪犯的亲友,都可以充当“线人”。联邦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皮尼(Unites States v.penn)[8]案件中指出,为了方便警方侦破疑难刑事案件,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为“线人”,甚至是儿童也可以成为其父母的“线人”;第九巡回区法院审理的合众国诉斯姆皮森(Unites States v.Simpson)[9]案件中,“线人”同时是几个罪犯的情人并同他们都发生了性关系,该法院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形下,警方使用“线人”也没有侵犯宪法赋予的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美国警察在侦查中有过多地使用罪犯的朋友和家庭成员充当“线人”的趋势,但使用“线人”无疑是警方最有效的侦查方式,也是为美国的立法和判例所认可的途径。截至目前,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有作出任何一个因为警方使用“线人”从而违反了正当程序的判例。
  需要特别指出,基于年龄和阅历方面的原因,未成年人喜欢冒险、冲动,容易屈服警方施加的压力,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在是否充当警方“线人”这一关键问题上难以作出明智的判断。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充当“线人”,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1998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17岁的男孩充当了警方的“线人”,数小时之后他的女朋友就被奸杀。[10]该案曝光以后,民众反对警方使用未成年“线人”的呼声更高。基于上述原因,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制定了一个规则,以限制使用未成年“线人”。该规则的草案拟订者斯哥特(Scott Baugh)开始打算完全禁止使用未成年“线人”,后来斯哥特征求了广大民众的意见,也迫于警方的政治压力,对草案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决定可以限制性地使用未成年“线人”。显然,该法规的立法意旨是试图在未成年人、其父母以及警方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由于该法规已经成为美国其他州规范未成年“线人”的立法蓝本,下文对该法规的基本内容作简单介绍。
  第一,未成年“线人”必须已经涉嫌犯罪。普通市民充当“线人”可以纯粹是为了领取赏金,但如果让一个清白无辜的未成年人主动地接触犯罪这一黑暗社会现象,显然对其成长不利,因此,该法规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只能是已经涉嫌犯罪才能充当“线人”。
  第二,该法规明确禁止使用幼小的未成年“线人”。即所有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充当“线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中的未成年人需要父母的呵护和关爱,不应该故意让其参与犯罪,涉足社会黑暗面。
  第三,该法规明确规定应该限制性使用未成年“线人”。具体而言,要求警方不能仅仅基于侦查的需要,更要考虑未成年人的安全以及是否会影响其今后的成长。其衡量标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其一,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其二,所涉及的犯罪性质以及危险程度;其三,是否会影响其人身安全;其四,充当“线人”不但是未成年人完全自愿的,而且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五,使用未成年“线人”是在使用任何其他的侦查手段都无法获得犯罪线索的不得已之举,并且事先必须经过法院审查批准;其六,警方在决定使用未成年“线人”之前,除非未成年人的父母就是犯罪嫌疑人,否则必须征得其父母的同意。[11]
  3.“线人”的适用范围
  在美国,“线人”的适用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而且最近的调查显示这种现象还有明显扩大的趋势。[12]1989年在亚特兰大州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搜查令是因“线人”提供的线索签发的,比1980年增加了60%。另外,对1980年到1993年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全美各州所有的搜查令中,有且只有“线人”提供的线索而签发的数量从24%上升71%,增长了3倍。同时,在这些年间,随着“线人”在侦查中适用范围的扩大,各州支付的赏金也在大幅度上涨:1985年赏金总额是2500万美元,1993年上涨到9700万美元。当然,这笔费用中包括因“线人”提供线索而被扣押赃物价值的提成,按照美国各州立法的规定,这笔提成的比例一般是赃物总值的12.5%—25%,但是在单个案件中,“线人”一次领取的赏金不得超过25万美元。[13]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美国,不但侦查过程中“线人”的适用范围极其广泛,而且绝大多数案件中抓获罪犯都是依赖“线人”所提供的线索,因此可以说,运用“线人”是美国警方最有效也是适用最广泛的一种侦查手段。
  (二)使用“线人”的操作程序
  在美国,议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制定警方使用“线人”的操作程序,而是完全由警察局自行规范。综观美国各州警察局制定的使用“线人”操作指南,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
  1.建立“线人”档案。每个警探在决定使用“线人”之前,必须建立“线人”档案,完成诸项内容的调查:“线人”的姓名、化名、性别、职业、住址、教育背景、个人品行以及诚信状况;与罪犯的关系;与警方的联系方式;前科“线人”的个人偏好与犯罪记录;过去充当“线人”的经历;“线人”的动机(如是为了领取赏金还是减免刑罚)。
  2.与“线人”签订协议。通常情况下,在使用“线人”特别是涉嫌犯罪的“线人”时,警探必须与“线人”签订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支付赏金的数额、时间和方式;警探会见“线人”时必要的伪装方式;确保“线人”人身安全的各种手段;“线人”因搜集线索而不得不继续犯罪的刑事豁免权;等等。
  3.警察局的控制。警探在自己负责侦破的案件中使用“线人”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代表警方的职权活动,因此,为了避免警探在使用“线人”的时候失控,美国各级警察局和检察官也会对警探使用“线人”进行控制:“线人”的历史档案以及与警探签订的协议必须经过警察局长审查;所有支付的赏金按照数额的多少由不同级别的人员审批(如普通警探只有200美元审批权,探长的审批权是500美元,500美元以上的由局长审批);警察局的所有上述行为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直接责任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知晓。
  另外,由于美国是由检察官领导警察的侦查行为,因此,为了避免警方过多地滥用“线人”,检察官通常还可以对警方使用“线人”进行监控:如果检察官认为警方不宜使用“线人”,他们就会否决警方的使用“线人”侦查方案。[14]
  (三)线索真伪的审查
  实践中,大多数“线人”是倾向于提供虚假线索的:对于纯粹是为了领取赏金的“线人”来说,他们为了得到扣押赃物中按照比例提成的赏金,很有可能捏造犯罪线索使嫌疑人被搜查或者被逮捕;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线人”而言,基于获得刑事豁免权的考虑,也有可能提供虚假的犯罪线索;甚至是作为家庭成员身份的“线人”,同普通“线人”一样,往往也倾向于提供虚假证言以证明嫌疑人有罪,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利益之争。同时,数额不菲的赏金也是驱动“线人”提供虚假线索的诱因。
  因此,审查“线人”提供的犯罪线索是否真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美国确保“线人”证言真实性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其一,法官在签发令状阶段的审查。如果警察通过“线人”提供的线索向法院申请搜查令,法院为了防止因“线人”撒谎所可能导致的无辜者被搜查,一般是通过“综合因素法”(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15]来审查线索真伪。具体而言,法院要审查警方提供的如下详细资料:“线人”的姓名、有关犯罪线索的细节以及一些必须说明的关键性问题;过去该“线人”提供线索的可靠程度;没有对“线人”进行不适当的承诺或者奖赏;没有以加重刑罚的方式威胁“线人”,等等。[16]
  其二,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审查。为了防止因为“线人”提供的虚假线索所可能造成的无辜者被起诉,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发现警方移送起诉的控诉证据中仅仅只有“线人”的证言,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收集更多的证据印证“线人”的证言,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检察官都会主动放弃只有一份“线人”证言的控诉。[17]
  其三,陪审员在庭审阶段的审查。虽然几乎所有的“线人”都希望嫌疑人被定罪,但庭审阶段的交叉询问无疑是防止“线人”撒谎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因为任何一个敏感的陪审员都会通过庭审中的交叉询问来判定“线人”证言的真伪,从而保护无罪的被告人不被刑事追究。例如在合众国诉西弗勒(United States v.Shoffner)[18]案件中,由于该案中的“线人”同犯罪团伙中的几个被告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在交叉询问中,陪审员认为“线人”可能提供了虚假证言,因此,陪审团最终宣告所有的被告人无罪。
  (四)“线人”应否出庭参加诉讼
  在美国,基于保障“线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不但任何一个称职的警探在侦查阶段都会采取各种方式替“线人”保密,而且绝大多数“线人”也无须出庭参加诉讼。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在合众国诉瑞威柔(Unites States v.Roviaro)[19]判例中赋予了警方和检察官不公开“线人”身份的特权,联邦法院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是因为不公开“线人”身份“可以保障‘线人’的人身安全,鼓励普通市民匿名同犯罪作斗争。”
  但是,在奉行正当程序至上的美国,被告人有知悉公诉方控诉证据的权利,如果所有的“线人”身份都不公开且不出庭参加诉讼,显然剥夺了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为了协调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与保密“线人”身份之间的价值冲突,美国联邦法院在合众国诉克米喏(Unites States v.Cimino)[20]判例中对“线人”是否出庭参加诉讼作了如下的例外规定:
  如果被告人要求“线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被告人必须举证证明以下内容中的任何一项:第一,“线人”拥有相关的、客观的、真实的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第二,“线人”显然提供了伪证,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接近和了解被告人的情况;第三,“线人”自己才是犯罪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第四,检察官之所以不公开“线人”身份,是因为“线人”的证言根本经不起庭审过程中的交叉询问。从美国的庭审实践来看,如果被告人履行了上述举证责任,通常情况下法院就会责令公诉方公开“线人”身份,并通知其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如果此时公诉方仍然不能通知“线人”出庭参加诉讼,那么,公诉方出具的“线人”证言就有可能授人以柄,成为辩护律师反驳控诉方的理由。同时,由于公诉方同“线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形下“线人”仍然不能出庭参加诉讼,就会在陪审员的心目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雇主(公诉方)和雇工(“线人”)合谋损害另一方(被告人)的利益。除非公诉方能够证明以下两点:其一,警方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可能使“线人”消失的行为;其二,检察官根据“线人”提供的行踪尽了最大努力却无法找到“线人”。
  (五)若干争议问题辨析
  在美国,如果“线人”实施了犯罪活动是否应该享有刑事豁免权、“线人”如果设置陷阱诱惑别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线人”在收集犯罪线索时是否可以采取录音录像方式等,虽然联邦法院在判例中已经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学者和普通民众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下文对此作简单评述。
  1.“线人”应否享有刑事豁免权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赋予“线人”刑事豁免权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实质上是授予了这些“线人”进行犯罪活动的通行证,而且他们还可以借助一种为政府认可的犯罪方式来获得固定的收入来源。[21]
  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规定,如果“线人”为了提供犯罪线索不得不从事犯罪活动,应该免除其刑事责任。当然,“线人”只能享有有限的刑事豁免权:即为收集犯罪线索而不得不进行的犯罪活动。同时,这些犯罪活动也不能超出“线人”事先同警方签订的协议范围,否则,“线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22]
  笔者认为,美国联邦法院之所以赋予“线人”有限的刑事责任豁免权,其立法意旨也是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即如果搜集“线人”搜集的线索的价值应该大于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犯罪活动所造成的危害。
  2.“线人”的诱惑侦查问题
  如果被告人并没有从事犯罪活动的犯意,“线人”为了领取赏金或者免予刑事追究,故意设置陷阱,诱使被告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对此,1962年联邦第五巡回区法院在威廉姆森诉美国(Williamson v.United States)[23]的判例中指出,由于被告人事先并无犯意,且“线人”编造虚假证言的可能性极大,其证言不宜采信,故下级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判决无效。但是绝大多数法院在对待“线人”证言时并没有援引第五巡回区法院的这一判例,它们认为,不能仅仅因为“线人”证言的可靠性偏低就一律予以排除,是否采信应该由陪审员自由裁量。另外,1987年第五巡回区法院也推翻了威廉姆森判例,[24]对于“线人”的证言,应该由陪审员通过庭审中的交叉询问决定是否应该采信,如果“线人”基于领取赏金的动机促使没有犯意的人实施犯罪,不应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虽然在对待“线人”证言可否采信的问题上,美国各个法院在不同的时期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如果事实证明被告人事先并无犯意,而是在“线人”的诱惑之下才从事犯罪活动,就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3.“线人”的录音录像资料是否可以采信
  196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霍弗诉合众国(Hoff v.Unites States)[25]判例中明确规定,“线人”收集的录音录像可以采信为证据。其理由是:第一,与言辞证据相比,录音录像比任何人的记忆更加可靠;第二,“线人”收集的录音录像资料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第三,“线人”可能因为受到威胁或者伤害而提供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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