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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论DSB对《反倾销协定》解释的边界
【副标题】 《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评析
【英文标题】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Articles 17.6(ii)of Anti—dumping Agreement
【作者】 贺小勇【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
【中文关键词】 争端解决机构 反倾销协定 第17.6(ii)条 法律解释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9
【页码】 40
【摘要】

WTO《反倾销协定》一方面对各成员方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从程序和实体上均设置了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又以第17.6(ii)条限制了争端解决机构(DSB)审查反倾销贸易争端时法律解释的权限,即DSB应尊重反倾销当局对协定进行的“可允许性”解释,这表明该协定对反倾销措施的矛盾态度。然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DSB屡屡突破这一限制。这种突破一方面有利于贸易自由化法律精神的弘扬;另一方面又与国家经济主权相冲突。从中国国家利益立场出发,似应支持DSB的现有立场。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340    
  根据《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DSU)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主要是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有权解释WTO各相关协定的含义;但《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对DSB的法律解释权进行了限制,即DSB在一定情况下应对进口成员方政府涉及《反倾销协定》的解释应予以尊重。本文从分析《反倾销协定》对DSB法律解释的限制入手,然后从实证角度分析这种限制在DSB具体贸易争端解决中的地位,最后重点评析DSB实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启示。
  一、关于《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对DSB解释权的限制
  WTO各项多边贸易协定,由于议题的宏大与复杂,更由于要兼顾各谈判方的利益冲突,因而与国内法相比,其条款的模糊性和灵活性更大。因此,DSB在具体适用WTO各项协定解决贸易争端时,不可避免地要对WTO各项协定的含义进行解释。为此,DSU第3.2条规定:“DSB按照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来阐明WTO各协定的现有规定。”
  《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对DSB在审理反倾销贸易争端时的解释权进行了限制,该条规定:“专家小组应依照关于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解释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在专家小组认为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可以做出一种以上允许的解释时,如进口成员方反倾销当局的措施符合其中一种允许的解释,则专家小组应认定该措施符合本协定。”
  对于第17.6(ii)条的规定,人们很容易看出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Chevron,U.S.A.v.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案中作出的法院对行政机构法律解释的司法审查标准。[1]
  在乌拉圭回合关于《反倾销协定》的谈判中,美国为了限制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推翻其商务部(DOC)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做出的反倾销裁定的可能性,其贸易代表强烈要求将上述美国法院对行政机构法律解释的审查标准纳入到《反倾销协定》中以限制DSB司法解释的权限。[2]
  正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乌拉圭回合贸易协定及实施法案”的附件“行政行为的申明”中所阐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对DOC和ITC所采取的措施的审查标准,与美国法院实行的遵从标准是相类似的。第17.6(ii)条确立的解释标准表明,对于谈判时有意留下的可以进行多种解释的条款,专家小组不可以在法律解释的借口下做出单一解释。”[3]可以说,第17.6(ii)条确立的法律解释审查标准以及第17.6(i)条确立的事实审查标准,与DSB对其他案件法律和事实的审查标准相比,对被诉成员方(实施反倾销措施成员方)比较有利。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美国竭力主张要在《反倾销协定》中规定第17.6(ii)条的法律解释审查标准。
  二、关于DSB对第17.6(ii)条的适用问题
  尽管《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对专家小组审查案件的法律解释权设置了限制,但在DSB争端解决实践中,人们发现该条并未发挥美国贸易代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所期望的作用。因为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似乎一方面承认第17.6(ii)条特殊法律解释标准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只是简单地论断“进口成员方反倾销当局的解释不是可允许的解释”,从而事实上忽略了第17.6(ii)条的特殊法律解释标准。DSB的态度可以从以下相关裁决中得到印证。
  (一)关于“合作”(Cooperate)的解释问题法宝
  在反倾销调查中,利害关系方(特别是出口方)向反倾销当局提供有关产品的成本、价格等各种信息是其与反倾销当局合作的一项主要义务。根据《反倾销协定》附录二第7段的规定:“(在反倾销调查中)如果一利害关系方不合作而使调查机关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则此情况可导致比该方进行合作时更为不利的结果。”在美国对日本进口的热轧钢实施反倾销案中(以下简称日本热轧钢案),美国商务部认为,由于日本钢材出口商(KSC公司)在调查期间不合作,即没有尽最大努力向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合资公司(CSI公司)获得有关产品成本与销售价格的数据,从而根据“可得事实”(fact available)规则对日本KSC做出不利倾销幅度的裁决。日本争辩认为KSC公司已经进行了“合作”,如它已经向CSI公司发出数份律师函,索要有关信息,但CSI公司拒绝提供。美国则认为,CSI公司系KSC公司与巴西CVRD公司合资成立的美国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日本既没有向巴西股东寻求获得信息的支持,也没有根据合资合同行使其股东权利以迫使CSI公司提供有关成本与销售价格的信息,因此日本没有与反倾销调查当局“合作”。[4]
  上诉机构认为日美双方的争议焦点实际上是对《反倾销协定》附录二第7段中“合作”一词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上诉机构认为“合作”含义系“为达到相同目的或为完成相同任务而一起工作”,“合作”的含义意味着“合作”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结果”。[5]因而,“利害关系方有可能尽力合作了,但是最后不一定能获得需要的信息。”此外,上诉机构还认为,附录二第7段并未“暗示反倾销当局有权对利害关系方合作到何种程度进行要求”。[6]联系《反倾销协定》上下文,上诉机构进一步解释“合作”的含义:
  附录二第5段规定“即使提供的书面信息并非各方面都理想,但此点并不能使调查机构忽略该信息,只要利害关系方已尽其所能。”但是,第2段规定“调查机构可以要求利害关系方以一种特殊介质(如计算机拷贝)提供信息,但是如果该要求会对利害关系方造成不合理的额外负担或利害关系方没有建立电脑化的账目系统,则调查机构不应坚持特殊介质要求。”《反倾销协定》第6.13条进一步规定:“调查机构应适当考虑利害关系方,特别是小公司,获得相关数据的困难程度,并给予可行的帮助。”[7]
  上诉机构认为上述条款反映了“调查当局与出口商之间利益的谨慎平衡……调查机构无权对出口商提供信息义务强加不合理负担或绝对标准。”[8]根据《反倾销协定》第6.13条,上诉机构进一步认为“合作”一词在协定中的含义应解释为是一种“双向过程”(a two—way process),即不仅要求利害关系方尽其所能提供信息,而且还要求调查机构在利害关系方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提供帮助。[9]基于上述解释,上诉机构支持专家小组的结论,即美国商务部要求KSC公司行使其合资合同项下的股东权利以迫使合资CSI公司提供信息的裁决已经远远偏离了第7段关于“合作”含义的合理义务,因为商务部的这种要求会损害KSC公司与其合资伙伴的商业关系。对于美国援引第17.6(ii)条可允许解释标准时,上诉机构只是简单断言商务部将附录二第7段中的“合作”解释为利害关系方必须“尽最大努力地合作”不是“可允许的解释”。[10]
  (二)关于“针对”(against)含义的解释问题
  在美国2000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的争端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对《反倾销协定》第18.1条“针对另一国的出口倾销采取的特别措施”中“针对”一词的解释。根据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简称抵消法)的规定,美国海关在收取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后,按年度分配给受到倾销影响的国内生产者以抵消其在反倾销税令颁布后的有关生产支出;海关在每一财政年度将税款打进合格生产者的特殊账户。[11]截至2005年3月,美国政府已经向本国生产球轴承、钢铁、海产品、蜡烛等产品的公司拨付了10亿多美元。[12]
  对于美国抵消法是否符合《反倾销协定》,关键在于该法所规定的反倾销税的分配是否属于《反倾销协定》第18.1条规定的“针对另一国出口倾销采取的特别措施。”如果是,则抵消法违背了《反倾销协定》。因为根据第18.1条的规定:除了本协定规定的反倾销措施外,不得针对出口倾销采取任何特别措施。而《反倾销协定》规定的可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只有三种:即临时反倾销措施、价格承担和反倾销税。如果不是,则美国抵消法则不属《反倾销协定》的管辖。对于该问题的判断,归根到底在于对“针对”一词的解释。
  专家小组将“针对”解释为对倾销产生“不利影响”(an adverse bearing on)。美国对此提出上诉,美国强调,第18.1条规定的“针对”不仅仅指措施对另一国的出口倾销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该措施还必须和倾销有所“接触”(into contact with)。换言之,即措施是直接对倾销进口的产品,或与倾销进口产品有关或对其负责的单位如进口商、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而采取的,比如说反倾销税。但是抵消法是关于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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