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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社会认知视阈下的无罪判决
【副标题】 基于贪污罪案件的实证分析
【英文标题】 Judgment of Acquit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ve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cases of corruption
【作者】 王廷婷【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贪污罪;无罪判决;社会认知;认知偏差
【英文关键词】 the crime of corruption;the judgment of acquittal;social cognition,;cognitive bia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5)10-0040-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0
【页码】 40
【摘要】

无罪判决是刑事诉讼的一种结果,是防止冤案形成的重要屏障。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无罪判决包含控、辩、审三方对案件的认知。对25起贪污案无罪判决的实证分析发现,控方对案件性质和证明责任产生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控诉失败;被告人通常声称自己无罪;法官重视对判决理由的解说,较多地使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思维模式,不同的司法理念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这些认知特点,对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避免认知偏差,提高控、辩、审的准确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英文摘要】

Judgment of acquittal is a result of criminal procedure, ajudgment of acquittal is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false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a judgment of acquittal including three cognitions which come from the prosecutor, the judge and the the defense lawyer. In this paper, the 25 corruption cases of acquittal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prosecutor faled because of the cognitive bias with character of case and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defendants generally believe they are innocent and the judges value the reason explanation,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and Different judicial philosophy will produce different verdict. These cognitive features, for us to take the right cognitive strategy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o avoid the deviation of cognition, and help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osecution, defense and tria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821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最终判决结果有两种:一是指控罪名成立,做出有罪判决;二是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无罪判决。在各国司法实践中,有罪判决是常态,被告人获得无罪判决的情况较少[1],在我国无罪判决率非常低,从1993年至2011年十几年间,无罪判决率在0.1%至0.9%之间波动[2]。虽然无罪判决率在不同国家各有不同,不可否认无罪判决是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从最朴素的法律情感来看,无罪判决意味着冤屈得以昭雪,正义得以伸张。从刑事诉讼的价值角度来看,无罪判决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功能。我国超低的无罪判决率是不是意味着原本无罪的人被错误的定罪?近年来国内媒陆续披露了一些冤案,像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等等,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随着人们对于“冤案”问题的关注,“无罪判决”这一“非主流”的审判结果走进人们的视线。

我们有必要对无罪判决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来看,对冤案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关于无罪判决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较少[3],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无罪判决率低的原因和涉及到证据不足无罪判决的既判力的探讨[4],而对于无罪判决本身的实证研究较少[5]。国外对无罪判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冤案和错案的形成原因层面,早在1907年德国工业心理学之父的雨果·闵斯特伯格出版了《论证人席:心理与犯罪文集》一书,对目击证人辨认的可靠性进行质疑[6]。198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库克郡巡回法院宣布1979年的一起强奸案的判决无效,该案中无辜的罪犯在服刑十年后最终获得了无罪判决。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DNA技术成功“洗冤”的案例,此后美国理论和实务界开始了对无罪判决的研究,并且开展一系列“无辜者援助计划”,帮助那些无辜而被判有罪的人获得无罪裁决。他们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纠正错案获得的无罪判决,探讨错案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以及被害人和证人的虚假供述以及种族因素[7]。由于司法制度的不同,美国的无罪判决与我国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没有直接探讨错案的产生原因,而是通过引入社会认知科学关于认知的相关理论,对25起贪污罪无罪判决案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这25起无罪案件在控、辩、审方面的认知模式,探讨一些贪污罪案件被错误起诉、定罪的认知原因,以期对以后该类案件的起诉、抗辩和审判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是对无罪判决进行个案实证分析,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进行了几个方面的限定:一是有关案件的情况越详细越好;二是为了体现研究的时效性,本文所选取案件审结的时间范围从2000年1月至2014年3月;三是考虑到不同的罪名其构成要件不同,法官裁判所考虑的因素和情节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选择同一类罪名的无罪判决之间具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四是关于案件数量,由于是个案研究的方式,需要对每个案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样本数量宜控制在20—30之间。

本文主要通过“北大法律信息网”中“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来获得相关的研究案例。在“高级检索”中以判定罪名为“无罪”搜索条件,共收集到2000年1月至2014年3月间的519份判决,共涉及刑法罪名47个,从具体指控罪名看,贪污罪30例,数量仅次于故意伤害罪160例,其他罪名均少于20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像贪污、受贿、渎职这类职务犯罪的案件将会有所上升,研究贪污案件的审判规律,无罪判决的形成特点,将有助于这类案件的正确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择这30例贪污罪的无罪判决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中有5个案件资料非常有限,不具有分析价值予以去除,剩下25个案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下面是这25个无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
│序号(审结日期) │案由      │无罪理由   │诉讼过程       │
├─────────┼────────┼───────┼───────────┤
│1(2013.12.18)  │肖某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抗诉维持原判│
├─────────┼────────┼───────┼───────────┤
│2(2012.05.22)  │董孝武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有罪、原再审无罪,│
│         │        │       │再审无罪       │
├─────────┼────────┼───────┼───────────┤
│3(2012.03.22)  │杜云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有罪、再审无罪  │
├─────────┼────────┼───────┼───────────┤
│4(2011.11.25)  │石红霞等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改判挪用公款罪、再│
│         │        │       │审无罪        │
├─────────┼────────┼───────┼───────────┤
│5(2010.09.02)  │龚文瑜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二审维持、再│
│         │        │       │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有│
│         │        │       │罪、二审无罪     │
├─────────┼────────┼───────┼───────────┤
│6(2010.04.27)  │李和平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二审维持  │
├─────────┼────────┼───────┼───────────┤
│7(2009.04.01)  │张宜柱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二审发回重审│
│         │        │       │、重审一审无罪、二审维│
│         │        │       │持          │
├─────────┼────────┼───────┼───────────┤
│8(2009.01.15)  │单绪民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再审(有新证│
│         │        │       │据)无罪       │
├─────────┼────────┼───────┼───────────┤
│9(2008.11.10)  │白素荣等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二审有罪、再审有│
│         │        │       │罪、抗诉再审无罪   │
├─────────┼────────┼───────┼───────────┤
│10(2008.10.24) │姚玉林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二审均有罪、三次│
│         │        │       │再审均判有罪、第四次再│
│         │        │       │审无罪        │
├─────────┼────────┼───────┼───────────┤
│11(2008.04.24) │曾达雄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二审维持  │
├─────────┼────────┼───────┼───────────┤
│12(2006.11.24) │文继续贪污案  │情节显著轻微 │一审、再审有罪第二次再│
│         │        │       │审无罪        │
├─────────┼────────┼───────┼───────────┤
│13(2006.01.23) │冯琪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再审无罪  │
├─────────┼────────┼───────┼───────────┤
│14(2005.06.29) │袁明善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二审维持  │
├─────────┼────────┼───────┼───────────┤
│15(2003.03.20) │弓中甫贪污、受贿│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二审无罪  │
│         │、诬告陷害案  │       │           │
├─────────┼────────┼───────┼───────────┤
│16(2002.12.26) │江培宝等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二审维持  │
├─────────┼────────┼───────┼───────────┤
│17(2002.11.16) │袁凤鸣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重审二审无罪│
├─────────┼────────┼───────┼───────────┤
│18(2002.08.30) │赵启辉等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二审无罪、再│
│         │        │       │审无罪        │
├─────────┼────────┼───────┼───────────┤
│19(2002.04.05) │王爱平贪污案  │情节显著轻微 │一审有罪、再审二审无罪│
├─────────┼────────┼───────┼───────────┤
│20(2001.11.07) │张恒德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无罪、二审维持  │
├─────────┼────────┼───────┼───────────┤
│21(2001.11.22) │朱文新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       │
├─────────┼────────┼───────┼───────────┤
│22(2001.10.30) │王俊直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有罪、二审维持、再│
│         │        │       │审无罪        │
├─────────┼────────┼───────┼───────────┤
│23(2000.08.07) │邓萍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有罪、二审维持、再│
│         │        │       │审无罪        │
├─────────┼────────┼───────┼───────────┤
│24(2000.08.16) │陆建中贪污案  │定性错误   │一审有罪、二审有罪、再│
│         │        │       │审无罪        │
├─────────┼────────┼───────┼───────────┤
│25(2000.07.05) │孙权贪污案   │证据不足   │一审无罪、二审有罪、再│
│         │        │       │审无罪        │
└─────────┴────────┴───────┴───────────┘

从判决无罪的原因来看,这25起案件有15起是由于证据不足而被判决无罪;有8起是定性错误,主要表现为被告人没有犯罪,或者所犯罪行构成其他罪名;还有2起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见在贪污案件中,证据的获取和对于犯罪的认识是案件审判的关键性因素。从诉讼过程来看,无罪判决来之不易,大多经历了多个审判程序。在这些案件中一审获得无罪判决并生效的案件只有1例;一审判决无罪,检察院抗诉,二审维持无罪判决的有6例;一审判决无罪,二审改判有罪,最后通过再审获得无罪判决的有1例;另外17个案件均是一审判决有罪,经过二审或者再审等多个审判程序才最终获得无罪判决。接下来将以社会认知的视角具体分析这些案件。

三、对案件的分析

社会认知主要研究人们如何解释、分析、记忆和使用社会世界中的信息,人对社会事件的理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而是一种构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认知者个人的目标、情感、自我观、信仰和理念都对社会事件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1}。由于认知本身的复杂性,人类并不是完美的认知者,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社会认知探讨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克服认知偏差的产生。通过社会认知视角来研究法律问题,可以为一些法律现象的产生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也有利于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采取正确的认知策略,克服认知偏差的影响,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一项判决包含了三个认知过程:一是控方基于对案件的认知提出控诉;二是被告人(辩护人)基于对自己(委托人)行为的认知提出辩护;三是法官基于对犯罪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的认知做出判决。一项无罪判决意味着控方起诉失败,被告人(辩护人)辩护成功,法官接受控辩双方的信息后,对案件的性质做出自己的判断。下文将通过对这三个认知过程的分析,考察这些无罪判决案件中的认知模式以及认知偏差[8]的产生原因。

(一)控方对案件的认知偏差

无罪判决意味着公诉人起诉不成功。从本文的25个案件的情况来看,被判决无罪的理由主要有三种:一是对案件定性错误的有8个,表现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贪污罪),控方对没有犯罪的人指控;二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具备罪体与罪责,只是从罪量角度考察,尚不足以成立犯罪;三是由于证据不足而被判决无罪的有15个,前两种情况,是对案件性质的认知偏差,第三种情况主要是对证据的认知偏差。

1.控方对案件性质的认知偏差

在这25个案件中,有8个案件是公诉机关对案件定性错误,也即是在法律适用上发生错误,法院以此做出无罪判决;这种情况是由于控方对案件本身的认知偏差造成的。

定性错误在经济类的犯罪上最容易发生{2},究其原因是经济类犯罪的犯罪构成较为复杂,主客体、主客观方面的认定都比较困难。以贪污罪为例,刑法中规定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从这8个定性错误的案件来看,错误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客体认定错误,即对涉事企业的性质未能正确认定;二是缺乏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考察,错误地将一些违反财务纪律行为认定为贪污。

首先,贪污罪定性错误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涉案企业的性质认定问题。如案10姚玉林贪污案中,经再审认定涉案企业新乡市红旗区花园化工厂创办于1977年5月,因当时政策的原因,申办营业执照时挂靠在花园办事处名下,其经济性质名义上是集体,实质上是被告人投资经营的个体经营户,被告人因此被宣告无罪[9]。爬数据可耻

控方这种认知偏差与认知客体的复杂性和外在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产权制度的明晰一直是困扰经济领域的一大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贪污罪的认定难度。个体经济在取得独立地位之前通常采取挂靠、承包、租赁国有业务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虽名为国有,其性质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个体经济。在八九十年代,公诉机关对于贪污罪的错误指控很多是基于对这种企业的性质认识不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且不断完善,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有企业和非公经济之间的合作、交流加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相互注资、联合、兼并、出售等市场行为频繁发生,这也使公诉机关在起诉贪污罪时,对于“公共财物”的认定产生了一定的困难[10]。

其次,贪污罪与一般的违反财务纪律的行为有一定的相似性,都会有预支公款、不及时制条、制表、结算,私设小金库等行为,因此公诉机关往往将这类违反财务纪律的行为误认为是贪污行为。如案2董孝武贪污案和案23邓萍贪污案都是这种情况[11]。这种认知偏差主要来源于习惯、偏见等认知方式。控方在对案件的认知过程中,看到被告人的行为与贪污行为的一致性,于是激活了关于贪污行为的图式(schema),进而对被告人行为的主观目的产生了归因错误。认知心理学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的反应或经验的积极组合,是人脑中的知识单位,它能在阅读、理解或交际中起作用{3}。控方以往办理贪污案件会对贪污这一行为(或称为事件[12])形成一定的图式,比如:担任要职、对于公共财物应上交的不上交、应支付的不支付、应入账的不入账、在财务上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将公共财物处于私人占有的状态等等。一旦在案件中被告人有上述行为表现,公诉人关于“贪污”的行为图式就会被激活。

不可否认,图式对认知信息加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人进行识记、选择、整合信息提高认知效率,但是以既有图式为导向的信息加工,也会给人们的认知带来偏差,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1)“证实偏差”{4},当有机会选择新信息来检验基于图式的假设时,人们会过度地接受那些与自己既有图式相一致的信息,而忽视那些与图式不相一致的信息。如在案22中,公诉人只看到了收支不符、虚报冒领等信息,而忽视了票根遗失、私人垫付、请示领导后支取等信息。(2)“因果图式”归因偏差,人们形成的关于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基本认知结构,在具体的归因过程中,这种认知结构会被特殊的事件唤醒而参与对行为的归因[13]。违纪与贪污,在行为表现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但是在认定贪污罪时,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否有贪污的故意,也即是行为人是否以贪污为目的而实施了上述行为。公诉人在通过行为来判断行为人目的时,用“贪污罪”的因果图式来归因这些违纪行为,认定被告人具有犯罪故意,从而产生了定性错误。

2.控方对证明责任的认知偏差

对证据的收集、认定、运用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在本文研究的25个案件中,有15个案件判决无罪的理由是证据不足。在刑事诉讼领域,一般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这是一种证明责任{5}。虽然国内学者对证明责任的性质以及相关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刑事诉讼法学界一般接纳英美法系的证据理论,认为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两种表现形式{6}。在本文所研究的15个因为证据不足导致的无罪判决案件中,有的是对举证责任认识不足,有的是履行说服义务有欠缺。

首先来看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又可以叫做“提供证据的责任”,也可以称为“不提供证据的危险”{7},在刑事诉讼中表现为控方对于被告人有罪的主张,如果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可以认为该主张无法成立,导致控方败诉。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举证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举证问题,如哪些事实需要控方举证,证明到什么程度等存在认识偏差[14]。

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规则,如英国上议院在“伍尔明顿”一案的判词中写道:“纵观英国刑事法之网,始终可以看到一条金线,那就是:除……精神失常的辩护和其他由成文法规定的例外情形外,……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控方的责任……”[15]。

在我国,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写入法律,司法人员办理案件时也常常受到“有罪推定”的习惯性思维的影响,因此在举证责任问题的认识上,某些事实方面,控方往往倾向于“由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从而导致控方的证据不足或者论证过程存在缺陷。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况,也就是说被告人需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一些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哪些情形需要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如前文提到的英国,精神失常的辩护理由需要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另外还包括10种由被告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积极辩护的情形[16],美国法律也规定了被告人需要承担证明责任的特别情形,并且规定了在这些情形下,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的范围大小和证明标准。我国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首次明确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算是从正面确认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但是在诉讼中,被告人应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这也使得在举证责任问题上,控方、辩方和审判者之间会出现认知不一致,从而增加控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未知风险,这也是造成控方对于举证责任产生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控方在说服责任上的问题。“说服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说服裁判者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并成立。在美国,说服责任主要指控方不能向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时所要承担的败诉风险{8}。我国虽然没有陪审团制度,但是公诉方仍然负有“说服责任”,也即是直接论证自己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的真实性,这里说服的对象是法官。社会认知领域对“说服”(persuasion)行为进行过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借助其中一些理论成果可以使我们深入地认识控方在说服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说服”是信息传递沟通的过程,目的是使被说服对象接受传播的信息,说服的一般过程是“谁向谁说了些什么信息,而后又出现了什么结果”{9},说服方式会影响被说服者,使其维持或者改变原有的态度。说服方式可分为中心路径(central route)和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10}。中心路径注重论证的内在逻辑性和信息的质量,边缘路径注重与信息内核关联微弱的表层信息。在这些证据不足被判决无罪的案件中,除了那些本身证据缺失的情况,还有就是论证过程出现问题,也即是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时,证据的质量不高,间接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链,或者是论证缺乏逻辑性,没有抓住案件争议的焦点,论证方向出现偏差,也即是采用了边缘路径的说服方式,导致没有达到说服目的。

例如在案7李和平贪污案中[17],控方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被告人用于购买房产的购房款是发展总公司的公款,原因是被告人购买房产的资金直接来源于发展总公司控制使用的六个银行账户,以上六个账户里的资金均是发展总公司的公款。发展总公司账户于1997年4月2日收到从1041账户转入3077万元,但该款于次日就已转出3000万元,因此从1041账户转出的3077万元不是被告人李和平用于购买52套房产的购房款。

公诉人的论证过程对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均没有做出解释:一是1041账户的性质,1041账户中是否有发展总公司的公款进入、是否有李和平的私款进入?二是发展总公司在4月2日收到1041账户转入的3077万元后,于次日转出的3000万元的去向,是否已经返还给1041账户了,也即是被告人是否与发展总公司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

在第一个问题上,辩方在一审法庭提供了1041账户开户资料复印件、1041账户入金单复印件、1041账户客户保证金入出情况明细表复印件等证据,证实1041账户为被告人出资设立的个人账户。而控方没有提供证据否定1041账户是被告人的。因此,法官根据“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为不排除1041账户资金所有权归属被告人。

在第二个问题上,控方也没有提供次日转出的3000万元的去向,因此,法官认为1041账户与发展总公司控制的方正公司形成了3077万余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债权债务可以进行收支结算。因此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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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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