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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反思
【英文标题】 Thinking on Re—modif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作者】 任华哲 程媛媛【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再修改 困难 原因【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2【页码】 101
【摘要】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促使法律界更加冷静和理智地审视中国现实法治状况,分析修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途径。本文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代背景、国际现状、规范限制以及操作环境四个方面论述其中隐藏的深刻矛盾和重重冲突,从观念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修改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554    
  
  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渐渐冷却,酝酿已久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未能如期进入立法审议,普通民众似乎还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关心它的人却带着几分沮丧在这种沉寂中开始思考更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不能如期出台乃至最后搁浅?我们的制度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由于仅仅停留在制度上的非难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本文特从观念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修改所遇之阻力。其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传统思想和现实环境的双重束缚、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宪法性规范的阻碍以及专门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
  一、传统思想与现实环境的双重束缚
  (一)传统思想与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冲突
  中国正处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随着依法治国和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求、比较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本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普通民众固有的重刑仇恶思想以及社会刑事环境两重困境使得立法者不得不慎重行事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一些学者对立法机关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退缩主义、神秘主义的做法表示不满。然而,笔者却认为这未必不是充分考虑中国现实状况和社会感受的无奈之举。
  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活的制度”,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心态、国家结构和现实政治经济的产物,它既反映了那个社会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方式上占统治地位的要求,又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相互冲突和协调的结果。[1]而中国更是有着丰富悠长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与修法所主张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归纳起来,此次修法所主张的理念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保障人权的理念。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对被追诉者权利保护问题是衡量刑事诉讼法民主、文明的重要标志;其二,无罪推定的理念。应正确认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和性质,完善相应的立法规定,这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其三,程序公正的理念。要正确认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尽管近年来人们的思想日益进步不断开放,这些刑事司法理念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已逐步被人们接受,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执法、司法工作人员,都认识到保护公民权利是法律所确认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在保护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正当程序”,或者说“程序的正当化”观念也已经被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所接受。然而,历史上,我国古代法律始终将程序作为“刑”的附属工具而存在。建国以后,我们也长期视程序法为助法,许多观念上的认识并没有从人们头脑中消除。试想,作为一个被害人(哪怕是与案件无关的普通人),你能否接受一个实施了犯罪的人仅仅因为收集证据时程序上的失误而无法定罪?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你是否能够容忍犯罪嫌疑人完全沉默?还有,判决结果和案件事实真相不符,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接受?这些都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基本理念的不协调之外,在诉讼构造方面,人们往往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将英美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作为改革的摹本,强调诉讼的对抗性,这也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不一致的。当事人主义的文化基础,包括不信任权力、契约文化、文化本身的多元性等。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所形成的民族个性,如对秩序、和平与安定的向往,对被害者的同情、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和痛恨等,都毫无例外地要求强化追诉权而忽略了抗辩权。在这种文化基础之上,不能急于为了求同或与发达国家“接轨”而抹煞我们的民族个性,而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将这些精神融入人们的思想。正如亨利-埃尔曼在《比较法律文化》中所说:“当法律规定和根深蒂固的态度和信念之间展开鸿沟时,法律就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了。”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与代价不仅可以避免,而且也无必要。
  应当认识到,要从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思想中走出来接受一种全新的法治理念还需要一段磨和时间,要制定完善的刑事诉讼法典并保证各项规定的落实,首先需要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即人们思想的全面开放与理性。而这些作为先导的观念性变化在当代中国是不成熟的。
  (二)现实环境对修法的制约
  上述思想上的局限也是从根本上源于我国的现实环境。我国目前社会是一个变革的社会,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精神高度敏感和脆弱,这使得立法者不得不首先考虑社会的稳定而暂时放弃大改刑事诉讼法。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欣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加大、腐败严重、下岗失业、住房、社会分配不公、物价上涨、农民进城务工……这些问题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刑事犯罪的增加和社会的不稳定。据调查,刑事案件发案已经从1996年的160余万起增加到2005年的460余万起。在各种犯罪中,暴力犯罪增长较快,危害加大;经济犯罪案件增长迅速,涉案金额巨大,损失严重;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增多;高学历人员犯罪增加;流动人口成为犯罪的主力军,据统计,在广州,流动人口犯罪占犯罪总数的80%,在深圳则高达97%。从有关经济发展和犯罪增长的轨迹看,我国的犯罪数量仍然存在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消极因素比较活跃,通常情况下违法犯罪数量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2]这些因素客观上要求必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采取积极、主动的刑事政策,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旨之一是要求限制刑罚权,更充分地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这被认为会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犯罪成本也降低,必然导致更大规模的犯罪浪潮。
  在当前研究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意见和建议时,有些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过于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忽视、轻视保护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过于注重强化、扩大律师的权利,而限制、削弱执法机关有效打击犯罪的手段。如此一来,导致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存在两个不平衡:一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与保护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之间不平衡,二是保护个人利益与保护公共利益之间不平衡。笔者认为,用一种倾向去掩盖另一种倾向是不合适的,对不同的诉讼主体实行“双重标准”也是不妥当的。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而我们应当在各方面的正当需求之间找到结合点和平衡点: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尊重和保护,对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同样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对个人的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更不应当忽视或弱视。只有这样,才能使完整意义上的人权得到切实的尊重、保护和实现才能促进和巩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3]
  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搁置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单看以上论述,似乎是在为一种落后的制度和思想做辩护,毕竟我们的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应该跟着进步,社会制度更应当是促进人们思想进步的助推器。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国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以及基本理念的实现状况,进而思考,即便我们有能力制定一部完美的现代理念的刑事诉讼法典,是否有其存在和生长的环境?
  二、法律选择的交错混乱
  (一)现代化与后现代化问题的交融
  我国法治进程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并努力向着刑事诉讼现代化迈进,而西方成熟法治国家早已实现了法治现代化并进而走向后现代。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国家之间,不同法系之间,都在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鉴世界法律研究和实践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各国、各地之间的法律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法治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后现代化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这种交融中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成为关键之所在,然而,感性的中国人又在这两种追求中迷失了。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我国从片面重视打击犯罪、重视实体真实逐步转变为强调实体与程序并重的价值观,力图体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理性要求。例如在法典中引进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由此扩充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允许律师从侦查阶段起介入诉讼,一定程度限制了侦查行为的随意性,加强了人权保障措施;将审判权(包括定罪权)统一交由人民法院行使,增加了程序的科学性;将原来审问式的庭审制度改为辩论式庭审制度,加强了程序的民主性和法官的中立性;强化了合议庭在审判活动中的权力和作用,一定程度解决了“先判后审”、“上判下审”问题;等等。[4]这些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迈向现代化的良好开端。然而,万里长征这还是第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切不可好高骛远想一步迈进现代化。
  作为法治后进国家,我们显然需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但是,我们也同样面临现代法治国家存在的问题,诸如如何减轻案件压力、如何平衡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如何通过刑事司法程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由于现代型刑事诉讼是一种利益多元的制度,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权利;既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正当;既要维护公正,又要实现效率。于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修改任务就相对比较复杂,在司法公正的实施机制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还要追求司法效率,在程序正当化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又要构建简易程序,在被追诉人主体地位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还得兼顾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在对抗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开始寻求刑事和解,这给我们的修法平添了许多困难。[5]
  (二)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艰难整合
  在这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矛盾与抉择中,同时也交错着刑事诉讼法在法律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面前应当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民文化心理素质,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如果强行地将西方的法律文化完全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势必会造成中国法治建设的畸形。然而也不能为了固守我国现有的国情而对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成果完全视而不见,我们只能力求在尊重国际刑事诉讼法律发展与立足我国国情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于“法律的国际化”的内涵的主要有三种:一是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蕴涵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准则,使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趋势;二是法文化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在法文化的交流传播过程中,各国在保持本土民族法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法律规范在主要精神上与国际通行规范相协调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法律;三是法律的趋同化是指不同国家的法律,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发展的需要,逐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趋于接近甚至趋于一致的现象。[6]而“法律的本土化”主要是从本民族自身的固有文化体系中挖掘法律文化以继承和创新,并将从国外引进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等加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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