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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前瞻后顾
【英文标题】 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 System Review【作者】 张发祥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代表人诉讼制度;诉讼信托理论;共同诉讼;诉讼代理制度
【英文关键词】 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 system;theory of proceeding trust;joint action;procedure substitute system
【文章编码】 1008—4355(1999)06—007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6
【页码】 74
【摘要】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一种较新的诉讼制度类型,本文拟就诉讼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并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阐述了一些见解。

【英文摘要】

The representative proceding system is a new procedure system.This article having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e system and soicty developing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procedure system and soicty developing What the base of 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 system and other question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2049    
  
  勿庸置疑,诉讼制度的产生和调整,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形态和这种形态的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才会有破产程序,有了票据的大量使用,才会有公示催告程序,有了民主选举和公民对选举权的重视,也才会出现选民资格案件这种特别程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被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以致出现了“地球村”的概念,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为信息传递和资讯交换,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成了文物,优美的田园诗也只存在于怀古之人的记忆中,商品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发达的商品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专业化和交换。因此,商品经济越发达,交换也越频繁,具有同一性的行为也不断增多,缺乏个性的现代化大生产,导致同类的民事诉讼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人们获得更大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更大的伤害。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传统的共同诉讼制度很难适应客观需要。传统的共同诉讼制度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或同一种类的,法院认为需要合并审理,并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有别于一对一的经典诉讼形式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共同诉讼中,无论是诉讼标的是同一的必要的共同诉讼还是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普通共同诉讼,法院的审理和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与经典的一对一的民事诉讼没有多少质的区别,都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亲自参加诉讼的全过程,亲自为意思表示,每一个当事人都是独立的诉讼主体,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可由每个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所致,更具体说,比如每一个当事人的所在地都可能是确定管辖的因素,每个当事人都可以委托法律允许数额范围内的律师(我国是允许每个当事人委托一至两名律师)代理诉讼,法律文书上要写明每个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开庭时当事人都要出庭并参加庭审活动,判决和裁定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要具体到每一个当事人,等等。上述的共同诉讼制度,在处理几个或十几个的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时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如果当事人的规模多到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人时,还沿用共同诉讼制度来处理就十分困难了,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种种,一种全新形态的诉讼制度就呼之欲出了。
  处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诉讼,美国称为Class action、英国称为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日本叫选定当事人诉讼、德国则称之为团体诉讼。
  集团诉讼起源于英国,植根于19世纪英国的衡平法。早期的英国衡平法法院为避免重复诉讼,要求在就一项争执的标的进行诉讼时,把所有与之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强制合并起来作为该案的共同当事人。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产生的代表诉讼就是今天集团诉讼的前身。在其他国家这种相似的诉讼形态也先后建立起来。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前,在我国的诉讼法理论界就开始了对这一新类型的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由于当时没有立法,因此对这一新型的诉讼形态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有的称为推选代表人诉讼,有的称为群体诉讼,但大多数则称集团诉讼,其主张或以美国为蓝本,或主张以德国的团体诉讼为我国的立法模式,也有的主张以东邻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为标准。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充分体现了那几年的研究成果,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有关人数众多的当事人的诉讼制度,吸收了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优点,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建立了我国特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当然,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也存在内容简单、概念模糊、界限不清、操作性较差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中只有第54、55条对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了规定,让人有粗枝大叶、粗线条的感觉。需要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和司法实际部门的不断探索,以完善、充实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比较典型的、处理也十分成功的代表人诉讼是1985年3月,四川省安岳县1569户农民诉安岳县种子公司稻种合同案,在缺少法律根据和审判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安岳县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充分发挥了创造力和集体的智慧,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纠纷,最后,案件以1569户农民胜诉而告结束,结案后不久的《了望》杂志和《人民日报》对此都作了报道。安岳县农民诉种子公司一案,为我国的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在此示范下,当然主要还是诉讼实际的客观需要,在这之后,各地的人民法院都注意了对这类人数众多的民事纠纷的处理和相应的研究工作,为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和第55条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诉讼形态,一种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一种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两种代表人诉讼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同,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同一种类的,人数众多的当事人的人数在起诉时是确定的。人数众多的当事人以推选代表的方式进行诉讼,这种形式就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60、61条的规定,此种类型的代表人诉讼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所谓“人数众多”是指人数为十人以上。第二,人数众多的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同一种类的。这是指众多的当事人之间有两种不同的关系类型:一种是不可分的,众多的当事人之间只存在一个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在一个诉讼中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例如人数较多的个人合伙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又比如人数众多的共有财产权利人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这种诉讼不管人数有多少,都只有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标的,诉讼标的的类型等同于必要的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另一种是人数众多的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他们之所以在一起进行民事诉讼,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诉讼标的的类型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性质,并且常常是因为同一事实、同一理由而发生的纠纷,将其合并在一个诉讼中处理,可以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这种诉讼是众多权利义务关系的综合体,将其合并在同一个诉讼中,可以说是“物理”反应,而非“化学”反应。合并后,并不丧失各个诉讼标的本身的独立性,各个诉讼标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两种形式均可以存在于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之中。第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起诉时,人数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不管诉讼标的是共同还是同一种类的,也不管人数有多少,要求当事人的人数在起诉时是明确的,没有潜在的、需要通知或公告传唤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当事人的人数一般是固定的,在普通共同诉讼中,人数确定的情况一般是指那些范围较小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范围较小的服务侵权纠纷(如民航服务、某幢楼的供电、供水、供气、电讯等服务),范围较小的产品责任纠纷,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幼儿园、学校的学生起诉学校的诉讼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诉讼。污染范围较大的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和范围比较广泛的产品责任纠纷一般都不能准确地知道受害人的确切人数,需要按《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来进行处理。第四,人数确定的众多当事人一方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代表,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代表,代表的人数为二至五人,所推选的代表应当从本案的当事人中推选,不能从与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中去推选,所推选的代表人必须品德端正,热心为大众利益服务,并且要具备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法律水平,有一定的能力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本身和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表人为本人和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利益进行诉讼活动,诉讼结果也由自己和所代表的当事人承担。每个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代理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推选不出代表的当事人,在必要共同诉讼中可以自己进行诉讼,在普通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中,代表人可以为一切诉讼行为,包括一般的诉讼行为,也包括实质性的诉讼行为,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则有所不同,代表人只能独立地为一般的诉讼行为,如果实施实质性的行为如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需要所代表的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否则行为无效。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种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其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人数在起诉时不能立即确定,人民法院通过公告使当事人的人数相对确定下来之后,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或由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人,这种诉讼称之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人数众多是指其中一方当事人的人数在起诉时至少可以确定有十人以上。第二,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的人数在起诉时还无法完全确定,潜在的当事人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才能确定。有些时候,当事人的人数在技术上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确认,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需要做的只是使诉讼在尽可能多的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第三,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是属于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则为数肯定是确定的),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只是在种类上相同,有相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有相同性质的诉讼标的,纠纷往往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抑或是相同的事实而发生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表面的、形态上的联系,而无实质性的联系,只是由于诉讼技术上的原因和诉讼经济的目的,这些当事人才在一起进行诉讼,这些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价值追求仅仅是方向相同而已,各个诉讼标的之间相互完全独立,不能因为方向相同就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压缩成只有一个标的的诉。第四,人民法院接到部份当事人起诉后,应当发布公告,公告的期限依情况不同由人民法院酌定,但最少不能少于三十日,知悉公告内容后,权利人要到受诉人民法院进行登记,登记时要提交有关材料,证明与对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受到侵害的情况,证明不了的,人民法院不予登记,但未获登记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诉,在公告和登记结束之前不能进行实体审理。公告期满没有登记的,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视为放弃登记。但并不因此丧失其实体权利。公告登记结束以后,由获准登记的当事人推选代表,代表人要求是品格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当事人,推选不出,可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和当事人商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从已经获准登记的当事人中指定,在诉讼进程中,代表人未经被代表的当事人的特别授权,不能实施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以及和解等实质性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参加登记的全体当事人有效。这些当事人不能再行起诉,未登记的利害关系人在诉讼时效内起诉的,经人民法院审查,证明其确是应登记而未登记的当事人,可以直接裁定适用由代表人诉讼审结后作出的那个判决,不必另行作出新的判决,如果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判决驳回起诉。
  纵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有关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并从诉讼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如何理解代表人诉讼的理论根据
  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具体行为能够顺利达到目的的指针,在实践之前如果有较成熟的理论指导,实践行为无疑会顺利一些,有效一些,也可能少走不少弯路,即使是没有多少理论指导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和实践行为之后探索和归纳其理论基础也是很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我们观察事物的台阶不断加高,总结过去、把握现在、开拓将来。很多学者从形式上观察代表人诉讼制度,把它与相关的诉讼制度进行比较,如此看来,代表人诉讼制度是民事诉讼中共同诉讼和代理人制度的结合,共同诉讼理论的借用,揭示了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和诉讼主体合并的诉讼价值,也揭示了人数众多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代理人制度在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嫁接,则主要是将因授权而取得为他人的利益的诉讼行为权这一基因植入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当然,代表人诉讼制度并不是共同诉讼和代理人制度的克隆,其代表人本身的当事人出身、代表人的产生、职权、诉讼结果的承担、人民法院审理和判决的特殊性包括可以裁定适用生效判决(这事实上已经有些法官因审判而立法的痕迹)等等,则是与其他诉讼制度截然不同的。从共同诉讼到代表人诉讼,不是一个简单的当事人人数增加的量变,这里的量变已经达到了引起质变的程度,人数的递增,导致了制度的跨越。代理人诉讼制度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代表人制度生存的合理外壳,人数众多的群体诉讼,在借用了授权理论来解决难于或不能全体亲自为诉讼行为之后,就完全按自己的生命发展规律来展现本身独特的存在形态。正确认识代表人诉讼、代理人诉讼和共同诉讼制度三者的关系,是代表人诉讼制度独立地正确发展的必要前提和理论保证。代表人诉讼制度理论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如何诠释众多当事人在诉讼中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和形式意义上的诉权分离以及判决效力的扩张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的学者们引入了诉讼信托理论,诉讼信托理论从民事诉讼的实践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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