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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英文标题】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Justice Model
【作者】 唐力【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英文关键词】 court;civil justice;reform of justice model
【文章编码】 1008—4355(1999)05—0100—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5
【页码】 100
【摘要】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成为司法实践中重要课题之一。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运作特点。存在的缺陷以及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我国法院系统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化庭审功能,加强当事人举证,充分发挥庭审在民事审判程序中的核心作用;二是改善、协调调解与判决在民事审判程序中的相互关系;三是强化法院审判独立,强调法院审判不仅是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更是审判组织独立。文章同时指出,为确保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还必须从更新司法观念,提高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入手,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供可靠的保证。
【英文摘要】 The reform of civil justice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our court syste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1990’s.The article says that the reform of civil justice is a complicated system engineering.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form of civil justice contains three aspects:emphasi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court hearing,coordinating the ties of judgment and reconciliation,and emphasi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civil justice.To make the reform success,we must supply more respects guarantee for it else.It includes:changing the justice concept and raising the cultural and the law profession level of the judg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2045    
  一
  “方式”,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是对一定事物结构的本质描述。民事审判方式是作为裁判主体的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方法、形式,是对民事诉讼结构的本质描述。民事审判方式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体现出以下两方面的特征:(1)审判权的运行必须按预先设定的程序规范进行。审判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如不对其行使的方式加以规范,很容易导致其走向专断和恣意,“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在严格的程序规范下,任何与程序规范相背的审判方式都会得到否定的评价,从而使其归于无效。程序规范使得审判权的运行方式更加公开、透明和具有可预测性。(2)审判方式是对诉讼结构的本质反映,是对审判权运行方式、方法的高度抽象。它是在长期反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已经形成的传统审判方式在其惯性的推动下,当程序规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并不会完全按新规范运行,从而将会与新结构、新规范产生摩擦,影响结构功能的发挥。
  我国传统民事审判方式,是在长期民事审判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相结稳定性的审判的方法、技术。这一传统方式,发端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成型于建国之后。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下面几个特征:第一,“强职权”。由于传统民事审判方式成型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绝对干预,在司法审判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中,法院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当事人则处于极其消极的位置;第二,强调调解为主,判决为辅。形成于战争年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种民事审判方式的典型。这一方式被作为我国民事审判的光荣传统而加以继承和发展。1982年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和现行民事诉讼法都体现得相当充分。审判实践中对调解的强调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强调实事求是,追求实体真实。法院为追求实体真实而包揽证据的收集调查。
  不容否认,传统民事审判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传统的东西固然有其优点,但是一旦离开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就难以发挥作用。社会在不断变革、不断进步,传统事物的某些方面与新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啮合的现象,如果不适时地对其加以修正,将会导致其严重的磨损,以至最后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那么,传统的审判方式在新形势下究竟存在哪些不适应性或者说弊端呢?笔者认为:第一,民事审判活动“行政化”。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权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本质特征。司法公正是其本质要素,而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民事审判活动“行政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法院系统处于行政区划和审级层次的双重控制之下。应当说,司法的统一需要靠自身的结构层次来约束、控制,当司法被纳入行政区划的控制范围之内,则很可能成为不代表国家而更多地是代表地方了,这是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源。二是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也体现出行政化的特征;三是法院审理案件不完全是由合议庭或主审法官裁判,而较多采取的是请示、汇报、“逐级”审批的典型的行政化模式;第二,实践中过份强调调解的积极作用,造成民事审判效率低下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为调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法学理论界以及司法实践对调解也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少地方甚至将调解结案率的高低作为衡量法官水平高低、成绩大小的标尺。”{2}因此,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有如此高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第三,执法严肃性不够,人治气氛浓厚。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民事审判中对诉讼程序的漠视。似乎只要结果正确,程序的遵守与否无关紧要。
  二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内容,重点是搞好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强化庭审功能,加强当事人举证
  庭审活动是民事诉讼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中心环节,其主要任务是“审查、核实证据,查明案件真实、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法律、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在庭审活动中,当事人双方通过相互间的“攻击”与“防御”,充分实施辩论,明确争点,与争议点相关的事实、证据都在此阶段中进行审查核实,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为法院正确裁判提供依据。
  传统审判方式运作下的庭审活动是一种以法院职权为主导的审判方式。其缺陷表现为:(1)庭审活动以法院为中心,当事人处于“被调查”的地位,参与诉讼并积极主张、辩论的积极性受到抑制;(2)法院享有广泛的调查权,包揽整个案件的证据的收集调查,庭审活动中当事人之间的辩论仅仅是法院获得裁判信息的一种方式,仅具参考意义;(3)由于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的辩论行为对法院不具约束力,法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收集证据,并作为裁判的依据,从而难以实现当事人举证责任,造成法院负担过重、责任过重。当事人也常因未能充分表达“意见”或认为法院的职权行为过份广泛且不受约束而不满法院的裁判。
  庭审活动的实质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充分辩论、质证的基础上,明确争点,获取裁判资料,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当事人的辩论对纠纷的解决获得内心确信的一个过程。因此,作为双方当事人的辩论便构成了庭审活动的主线条。庭审的功能表现为:(1)审判公开化,保证审判的公正性。以当事人辩论为主要特征的庭审活动,是法院获得裁判资料的基础。为避免非法交易的发生,辩论是确定裁判内容的保障。(2)是当事人参加诉讼“场所”的保障。为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当事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参加“场所”变得极为重要。在程序公正的要求下,不但要求给予当事者参加诉讼的机会,更主要的是能够充分表达主张、意见并受到应有的尊重。美国著名法官弗兰克法特曾经说:“司法不仅在实质上必须公正,而且在‘外观上的公正’也是需要的。”{4}
  当事人为主导的庭审方式能更好地实现庭审功能。由于其庭审辩论活动的约束性,能够很好地制约法院的裁判行为,因而能更好地体现这一活动的重要性和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在当事人为主导的庭审活动中,辩论是作为具有实质内容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涵义为:“(1)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2)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3)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来的事实。”{5}这一原则的实质体现了当事人庭审辩论结果的约束性,这表现在:a.对裁判者的约束。裁判依据来源于辩论,法院不能依职权自行收集调查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证据。b.对当事人自身的约束。随着时间所经过的程序对当事人也产生约束,即不能随意推翻已形成的“辩论”结果,这是对当事人的“诚信”要求。从程序的角度考虑,具有约束力的庭审辩论,制约了审判权的运行方式,能有效地防止裁判者的恣意。
  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辩论方式的意义,还在于为举证责任制度的实现创造了客观条件。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裁判实际是以抽象的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具体的事实为小前提,然后得出其结论三段论提式的操作过程,也就是法律适用的具体过程。”{6}由此,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对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的认定。然而,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构成法律要件的事实都能明确地加以认定,即使无法断定一定的事实是否存在,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裁判。在这样的情形下,举证责任就开始发挥把决断所带为的利益和不利益在当事人之间进行适当分配的作用。但是,在法院为主导的庭审方式下,裁判者可不受当事人的意志所约束,依职权独立收集调查证据或提出证据,容易导致法院在收集和提出证据方面的任意性和随意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可能会出现法院在此案中主动收集调查、提出证据,而在彼案中又不作为,或者收集,提出的证据对一方当事人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却没能收集到或不收集,从而造成审判不公,也破坏了当事人双方“攻防”力量的平衡。在法院没能收集和提出证据而使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承担不利益的后果,显然缺乏公正性。约束性庭审辩论的审判方式,要求法院裁判的基础限定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这就为当事人双方设定了一种责任:如果当事人没能主张某一事实或不能证明已主张的事实而使法院无法适用实体法裁判,由此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自然也就由当事人承担,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二)协调判决与调解的关系
  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方式之一,在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我国很长一个时期没有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法而能解决众多的民事纠纷,都得益于调解制度的运用。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都非常重视和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是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的,这就使调解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被誉为“东方经验”。
  调解是在第三人的介入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解决纠纷的过程。合意是调解的本质要素。由这种合意要素所决定,调解因为给了当事人拒绝的权利,因此可以不必在通过证据的审查逐一认定事实和法律规范的辩论解释上花费太多精力,“同时调解中合意的形成基本上是以当事人的个人关于是否有利、是否有理的评价标准为基础,达到的解决能够更贴切地反映当事者所处的实际情况。”{7}因而,从本质上讲,调解较裁判而言,更为彻底地体现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我国法院调解历经了“调解解决纠纷”、“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调解”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过程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所引起的民事纠纷的性质、类型与以往有较大的差异。原来适宜调解解决纠纷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表面上是诉讼政策的调整,更为深刻的涵义可以理解为对“调解”与“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重新认识。在我国法院为主导的庭审结构中,调解所处的地位显然要比判决更加优越。但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调解,在这种庭审结构中越来越表现出了许多弊端:(1)调解弱化了程序规范,造成审判实务中轻视程序。在调解与判决两种结案方式中,纠纷解决结果正当性来源是存在差异的。对判决来讲,结果的正当性和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来自程序本身。程序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约束力,法官审理案件的每个行为都受程序的约束,任何违反诉讼程度的行为都会被否定而归于无效。而调解方式,结果的正当性来自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况且调解本身具有反程序的外观,法官可能会用各种手段、方式或其特殊地位来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在这里,程序除了作为帮助在实体方面达到正确结果的手段,没有更多的意义。在调解过程中,法官积极的取权调查和说服当事人的活动缺乏规范性,这些活动完全可以在法庭之外或者只有一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容易导致非当事人“本意”的调解结果。(2)调解的不可上诉性,也容易导致法官调解随意性大,调解结果过分的个性化。二审程序对一审法官的审判行为具有制度化的监督制约作用。但通过调解结案不必担心二审法院的审级监督。(3)调解很可能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钝化。一些学者批评说,“推崇调解的结果不过是向因缺乏资源而不能通过审判购买正义的人们推销质次价廉的‘正义’而已。”{8}调解的过程本身是使不同的主张向合意收敛,说服和互让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两个要素,这_过程的进行中,更主要的是权利主体放弃自己应得的权利。
  诉讼中,调解与判决的位置结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我国法院为主导的诉讼结构是以“调解方式结案”为中心而设计的。{9}在这一结构中,尽管存在着法官用判决这一强制手段解决纠纷的可能性,但整个程序是围绕着当事者取得和解或同意的目标而展开的。这个目标规定了程序的展开动机和进行过程,使法官积极主动的调解活动成为诉讼的中心内容。整个诉讼程序的重点在于法官形成正确的解决方案来说服当事人作出接受调解方案的“同意”(并非真实意义上的合意)。由于形成正确的解决方案这一重任最终是全由法官来承担,因而在对解决纠纷方法的考虑上。法官内心也愿意选择调解方式来降低出现“错案”的风险,实际上也就造成了举证责任制度难以实施。举证责任制度的实施是在以判决为中心的诉讼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这种结构就要求程序的重点在于当事者提出证据开展辩论,以争取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正确判决结果的责任已经部分地转嫁给了当事者,从而在出现了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举证责任便自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程序在调解为中心和判决为中心的诉讼结构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判决为中心的程序结构中,庭审程序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整个诉讼的展开对当事者和法院都具有不可逆转性,随着程序的进行,诉讼程序参与人的选择可能性逐渐减少以至最后消失,同时,审理结果也逐渐明朗而具有可预测性。而在调解为中心的程序结构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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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季卫东.“程序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19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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