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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新发展
【作者】 叶青【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现实困境;对策建议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
【页码】 83
【摘要】 未成年人因其生理、心理方面发育不完全等原因,而致其辨别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感知和表达的能力与成年人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更应该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306    
  一、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文本与制度价值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指的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结合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义可界定为,国家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未成年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一项法律制度。
  (一)相关法律规定
  1.国际公约。对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被联合国多个国际公约所明确规定。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4条规定了受刑事指控者具有被告知享有法律援助和指定法律援助的权利。《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5条、《儿童权利公约》37条、《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8条都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儿童(少年)有权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这些国际公约为我国或批准生效或签署加人,因而,对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既是我国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也是一项应尽的国内法化的国际义务。
  2.国内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尚无关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单独立法,相关的制度规定(法律条文)分散于《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267条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也就说明,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想要获得法律援助,或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阶段想要获得法律援助的,则由相应诉讼阶段的主导司法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这一新规定,比较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规定案件在进人审判程序后方可获得法律援助又有了新的发展,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本条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指定辩护的主体由人民法院扩大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更有效地制约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2)本条将指定辩护的阶段由审判阶段提前至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这不仅有利于防止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违法办案,也可以避免指定辩护流于形式,保证依法侦查,促进司法公正,还有利于指定辩护律师站在未成年人的立场上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诉求,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与国际接轨;(3)本条统一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的条件。结合《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指定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不论未成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法律援助机构无须对其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而直接对其提供法律援助;(4)本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指定辩护,其性质为强制指定辩护,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制度价值
  1.司法公正的特殊表现。法律援助的内在诸价值中,公正是最重要的内容。法律援助设立的理论基础即是权利,要保障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得以在对抗性的诉讼中实现,则离不开法律援助制度的保障,因此,法律援助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保障权利的公正实现,在实现权利保障的途径中,法律援助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援助公正的重要形式是确保司法的公正。英国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司法》中说:“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污染了。”被追诉人不仅关注最终的实体公正,还关注自己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应有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了保障。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刑事诉讼程序以及自身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缺乏基本的了解。在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无疑是处于非常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这也是为何各国法律普遍规定其讯问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的理由所在。相比司法机关,未成年人在心理和情感上更信赖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由律师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方便查明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争取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保证诉讼的公正进行,实施完整、正确的感化、挽救措施;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正确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可以确保司法机关依法顺利进行各项司法活动,从而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升诉讼效益,节省司法资源。
  2.凸显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特点,如犯罪主体的低龄化与贫困化,犯罪动机的简单化,犯罪行为的成人化。因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多盲目性和随意性,多基于意志薄弱或情感冲动造成,主观恶性不深,加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完全,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更加容易“改邪归正”。此外,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的一种病态现象,某种意义上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很多都是出生或成长于单亲家庭、贫困家庭、留守家庭,甚至有些还是“犯罪世家”,所以,有学者指出: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面的责任。[1]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保护未成年人本人,更是对基本家庭关系乃至社会伦理关系的保护,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介入,对于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人,防止其由“小坏人”变成“大坏人”,使其重归主流社会,彰显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重视和保护,同时,对完善社会法律保障体系,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践
  (一)现实困境
  1.援助范围较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范围较窄,不能涵盖所有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自己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其审查标准和程序与一般法律援助程序无异。

┌───────────────┬────┬────┬────┬────┐
  │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
  ├───────────────┼────┼────┼────┼────┤
  │未成年犯罪人数        │83697人 │87506人 │88891人 │77604人 │
  ├───────────────┼────┼────┼────┼────┤
  │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的指定辩护案件│53591件 │59573件 │61784件 │58045件 │
  └───────────────┴────┴────┴────┴────┘

  据统计,2006-2009年法院指定辩护案件数量分别占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的87.2%、83.9%、83.6%、82.4%,这说明指定辩护案件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来源。[2]从下表可以看出,在法律规定应当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情况下,仍有近30%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获得法律援助。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实践中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却并不多,加之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没有明确规定,可能会出现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而未成年被害人却没有得到法律援助的情况。未成年被害人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如果无法得到法律援助,自身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便容易选择上访的方式,这对于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而言都是不利的。
  2.介入时间过晚。综观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相关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指定辩护职责是由人民法院承担,参照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程序的规定,人民法院须在开庭前10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在开庭前几天才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待律师得知自己需要办理案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往往会因为时间不够而匆匆阅卷,导致对案件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最终使法律援助流于形式,辩护质量不高,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也进行了各种实践探索。以上海为例,在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之后,未检科即发给该未成年人一封告知函,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如果未成年人明示需要法律援助,未检科则将该未成年人的要求及时转交所在区的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目前,该做法正被推动在侦查阶段施行,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由于破案率、批捕率等考核导向的指引,公安机关的反响较小,在侦查阶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况并不多见。
  3.援助经费不足。据司法部统计,全国法律援助经费年均增幅为26.8%,2011年达12.8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的10.12亿多了2.68亿元,但是看2007年的2.4倍,[3]这种援助经费的较大幅度的增长表明国家和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重视。从微观角度看,在这12. 8亿元中,有12.7亿元来自于财政拨款,并且,按照2011年法律援助受援人数,平均每个人的经费仅为1341元。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虽然也有来自于基金会、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援助,但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政府财政开支,仅靠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导致我国法律援助资金不够充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政府财政收入较少的地区尤为明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所给予的补贴是非常低的,甚至有一些律师反映在自己贴钱办理完案件后,拿不到补贴,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4.援助案件质量低。随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不断深入,援助案件质量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实务中,大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情比较简单,复杂、疑难案件并不多,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模式也变得很固定:去司法机关查阅或摘抄或复印一下相关案卷材料,会见一下未成年人,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社会调查情况,庭审发表一下法律适用意见,提出的辩护意见始终是简单而固定的内容,少有针对性强、对抗性强的辩护意见。且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大多又是新加入律师队伍的年轻人,经验也不丰富,很多律师事务所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委托选派他们去办案其实是锻炼,是让他们去熟悉办案流程而已。[4]这样的援助质量无法体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和针对性,长此以往将会使未成年犯罪人失去对援助律师的信任,使未成年犯罪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流于形式。
  (二)成因分析
  1.立法的缺失。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所以实施过程中产生诸多问题,立法上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刑事诉讼法》原34条确立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两种模式:一种是针对经济状况困难的被告人,经审查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辩护;另一种是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辩护。可见,虽然《刑事诉讼法》已将未成年人列入应当指定辩护的范围,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却没有细化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之后的《法律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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