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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科学构建
【作者】 沈德咏何艳芳【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分类】 知识产权法【中文关键词】 全程录音录像;证据属性;证据能力
【英文关键词】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during the entire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idence; the evidence capacity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2)02-0141-(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141
【摘要】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规范执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全程录音录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性措施,其构建应当放在整个刑事诉讼架构中进行,辅以必要的配套措施,明确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的制裁性后果,合力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尚难以“一步到位”,仍需循序渐进推行,并在主客观条件具备之时全面实施,切实发挥制度的应有功能。

【英文摘要】

Having been inspired by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judicial organs and drawn sustained attention by the academy of law field, the rule of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during the entire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 is gradually recognized by all the communities, which may be probably written into the Amendment to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is ru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justing the activities of law enforcement, protecting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suspects and promoting justice.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is not just a single technical measure.Iin order to establish this rule, we hall put it into the whole framework of criminal procedure, add som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specify the punishments for violating this rule, and fulfill all the other requirements to form a complete system.Under the present social and economical condition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 rule of audio and video recording dur-ing the entire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 in one step, however, we need to gradually promote and practice this rule, and fully enforce it when all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get fulfilled so as to exert all the functions which this rule is supposed to hav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496    
  引言
  侦查讯问中的全程录音录像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以全程、连续、完整的方式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侦查措施。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规范执法行为、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方面有着显著价值。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早已有关注,近些年来还从多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试行到推广的渐进过程,已逐步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为进一步规范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活动,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出台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2006年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等因素,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制订了职务犯罪案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三步走”计划,{1}从而使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检察系统逐步得到推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积极开展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探索,尽管尚未上升到全系统统一部署、一致要求的层次,但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公安机关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较早就开始全力推动对命案和涉黑案件嫌疑人的讯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2}实践证明,侦查讯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能够有效遏制违法办案、刑讯逼供现象,提升案件质量,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而且通过在法庭上出示讯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资料,有助于反驳刑事被告人的翻供。2011年,全国人大在推进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充分吸收公安、检察机关探索推动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经验,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对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行为的关切,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49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过程中,关于此条规定,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多持肯定态度。相信不久的将来,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将正式载入《刑事诉讼法》。
  在《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前,全程录音录像在司法实践中只能是技术层面的探索,但当其上升为成文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之时,对其定位、功能以及制度体系等问题则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不仅是侦查层面的技术性措施,更是与无罪推定原则、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密切相连的创新举措,必须要放在刑事诉讼架构下进行整体的设计和规划。另一方面,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要考虑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的特点,不仅要考虑规范侦查行为,而且要考虑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影响,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体系。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作为一项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利器”,具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在证据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如何应用,其制度体系如何构建,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一、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独特功能
  设计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在效果上则既能监督侦查活动,又能起到自证清白的功效,其建立要以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设备的普及为依托,并以各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从深层次分析,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所以能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并上升到立法层面,则是由于我国更加重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更加重视刑事司法的文明和进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和运作不仅有利于保障侦查讯问依法进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其对提高侦查讯问的效率,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起诉、审判阶段翻供,保护侦查人员免受被追诉人的不实指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3}推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确实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保障,对传统的封闭式侦查观念也有着很大冲击,在一定意义上还会对办案人员产生“束缚手脚”的效应。但这项制度却能为法学理论界广泛推崇,并在司法实践中“生根发芽”,为大多数实务界人士所接受,可归功于该制度较之于单一的“口、纸、笔”笔录讯问法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和独特功能。
  第一,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人权,规范执法行为。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侦查机关为了及时破案、追诉犯罪,需要迅速收集各种证据和线索,及时锁定犯罪嫌疑人和查清案件事实,在实物证据和办案时间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突破口。迫于办案压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侦查阶段极易发生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亦容易酿成冤假错案。司法实务中暴露出的许多冤错案件,往往都与侦查阶段的违法取证行为直接相关。侦查讯问中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侦查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被录音录像设备客观、全面地记载,如日后辩方对讯问过程的合法性有异议,法官可依职权或依申请调取,或者控方主动出示录音录像资料,以再现讯问过程。录音录像资料这种毫无保留的客观再现性,无疑能够有效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使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在一双“眼睛”的监督之下,逐步规范起来,从而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落实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将会进一步推动侦查技术装备建设,为提升案件质量提供有力的硬件保障,形成人权保障的“天然屏障”,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侦察机关自身的侦查能力和素质。
  第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能够有效应对无理狡辩,自证清白。侦查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具有双向保护功能,不仅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不受侵害的“防护网”,也是侦查人员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理狡辩、自证清白的“护身符”。司法实务中,不乏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之后的诉讼阶段,特别是审判阶段不断提出在接受讯问时遭受刑讯逼供的辩解。客观而言,实践中确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遭受过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但多数犯罪嫌疑人则是基于求自由、求生存的本能,怀揣侥幸心理,在无理无据的情况下采用“抹黑”侦查人员、侦查行为的方式,达到逃脱罪行的目的。此种情况下,以全程录音录像再现讯问场景,客观、全面地重现业已发生的讯问过程,达到证实或证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主张的效果,维护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对侦查人员合法侦查行为的保护。但受制于对传统侦查措施的依赖心态和对现代侦查措施的抵触心理,实践中仍有不少观点认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束缚侦查人员手脚、有碍侦查工作开展,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确有必要进一步更新执法理念,真正认识到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所具有的双向保护功能。
  第三,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能够及时化解办案难题,提高诉讼效率。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现象,尤其是被告人当庭翻供,往往严重影响开庭审理的顺利进行,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及时、准确判断。甚至有的被告人就是以不断翻供来扰乱法官的断案思路,增加审判难度。对此难题,《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76条就有以播放录音录像应对被告人翻供行为的规定[2]。在面对被告人声称其遭受刑讯逼供等原因而改变供述的情况时,书面的情况说明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往往并不能令人达到百分之百的信服,而调取和播放讯问中的录音录像资料,讯问过程得以完整重现,就能使真相大白,让被告人的无理辩解不攻自破,从而有效抑制被告人的任意翻供,缩短法庭质证的时间,提高庭审效率。我国“两高三部”[3]《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7条规定:“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侦查讯问中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法庭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证据学分析
  当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时,关注的重点多是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当该制度即将在立法上得到正式确立时,其在证据制度中如何定位及运用规则则须引起重视,如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具有何种证据属性,与其他的录音录像相比有何特殊之处,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所得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都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一)全程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属性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侦查讯问中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最初是作为证据保存的一种方式,防止犯罪嫌疑人随意翻供和侦查人员违法取证而存在的,但从其功能来看,其显然应当作为一项制度加以构建,而不仅仅是一个程序性操作问题。同时,全程录音录像具有还原讯问过程原貌的特点,并日益成为证明供述是否自愿、真实以及讯问过程是否合法、规范的重要方式,然而用于证明这些事实的音像资料是否具备独立的证据属性,还是只是讯问过程的动态说明材料?进而言之,全程录音录像资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视听资料”证据种类,还是仅为固定口供的方法?
  对此,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视听资料是一种新型的特殊证据,兼有言词证据和物证的特征,讯问中的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属于视听资料证据;也有观点认为,讯问中的录音录像资料属于保全证据的方式,不能把它们当作诉讼法上的视听资料;还有观点认为,从实体意义上看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是一种固定保全证据的手段,从程序意义上看则属于视听资料证据;等等。对此,我们认为,在立法确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背景下,应当明确赋予全程录音录像资料以独立的证据属性。因为只有具备独立的证据属性,该项资料在证明待证事实时才能够“名正言顺”,进而在法庭上提交此项证据时,才能明确遵循何种质证程序和规则。以下我们试从证据种类和证据分类对全程录音录像资料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全程录音录像资料不是言词证据,而是视听资料。虽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资料是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一种方式,但我们认为,不宜据此简单地认为其就属于言词证据,仍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据学一般原理告诉我们,证据种类是根据证据事实的表现形式,在法律上对证据进行的分类。考察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资料的特征,其并不是以言词证据的形式来表现案件事实的,而是以录音机、录像机、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来记录并显示内容以证明相应事实的证据,由此可见,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应属视听资料。
  第二,全程录音录像资料不是补强证据,而是补助证据。虽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资料是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一种方式,但该项证据不是补强证据,而是补助证据。依据证据能否对案件主要事实起主要的证明作用和一方对另一方有担保依赖关系为标准,可以把某些证据分为主证据和补强证据。“补强证据是与主证据相对应的证据,是专指为了增强、担保主证据的证明力而提出的诉讼证据。”{4}164补强证据与主证据具有共同的证明对象,但应当具有独立来源。据此,讯问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并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补强证据。有学者根据证据证明对象的不同,将证据分为通常证据和补助证据,前者用于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后者用于证明证据的信用性方面的事实。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资料,通常是在控辩双方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产生争议之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的,因而,该项证据主要不是用来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而是用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出于自愿、合法取得,是否可信,由此可见,该项证据应当属于补助证据。
  第三,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和违法取证行为均是直接证据。全程录音录像资料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一种证据固定方式,因此其中的内容必然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属于直接证据。同时,当控辩双方对侦查讯问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发生争议时,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可以用以证明口供是否出于自愿,讯问过程是否存在违法取证行为,因而对于此项证明对象,该证据亦属于直接证据,能够单独、直接地证明待证事实而无需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判断。
  (二)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所得供述的证据能力
  当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必须要明确回答违反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所得供述的证据能力问题,否则这项制度无论规定得多么完善,没有关于后果制裁的刚性规定则是软弱无力的。对于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所得供述将如何处理,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加以确立。
  1.制度现状
  尽管公安司法机关在推动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过程中,出台了多个规范性文件,且都规定了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根据需要可以进行录音录像,但是对录音录像的程序特别是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所得供述的证据能力的规定则告阙如。即使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建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时,亦无迹象表明将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细化规定。综合来看,我国关于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多是正面引导型,而缺乏相应的制裁性措施,因此对实践中出现的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获取口供的情形,明显缺乏应对之策。有观点认为,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得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定可供使用。如“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就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具体的程序问题。但我们认为,对于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所取得的供述,不宜简单地归入非法证据范畴予以排除,而应当加以区别对待。
  2.域外考察
  自英国1995年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仿效,意图以此项制度的推行,遏制侦查讯问中的刑讯逼供等问题。{5}1988年英国内务部颁布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实施细则《会见嫌疑人的录音带操作守则》(以下简称“守则E”),对讯问录音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该守则于1995年正式生效。根据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守则E的规定,警察对嫌疑人的讯问,无论是否在警察局进行,都要进行全程录音。警察违反守则E的规定,不对会见进行录音,或者录音存在瑕疵,使得警察很难证明录音证据的可靠性时,警察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6}
  目前,美国大部分州都在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采用录音录像制度。但是,不同的地区对录音、录像的时间,录音、录像制度适用的案件类型,是否强制进行录音、录像以及录音或录像方式上是否有选择等有关事项的规定不尽相同。在录音、录像的强制或任意性使用上,大部分警察机构都将其决定权交给了警察局有关主管官员。{7}480有的州对于一些强制使用录音、录像的特定案件如死刑案件作出明确规定,如果未遵守此项制度,其所得供述不具有可采性。“伊利诺斯州州立法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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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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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妹.公安部强调命案必破将全力推动命案讯问全程录音录像[N].新京报,200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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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金友.证据法学(新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陈永生.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保障机制[J].当代法学,2009,(4):70-81.

{6}段明学.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1) :108-114.

{7}樊崇义,顾永忠.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8}黄东熊.刑事诉讼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9.

{9}吴巡龙.新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法则[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10}张丽卿.刑事诉讼法理论与运用[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11}金鑫.普通刑案讯问录音录像有待规范[N].检察日报,2011 -02-15.

{12}陈光中,刘玫.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M]//.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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