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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 孙长永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量刑从宽;幅度;量刑裁判;明显不当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3
【页码】 3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量刑从宽的正当依据总体上包括节约国家司法资源、预防的必要性减小和责任刑减轻3个方面。在具体案件中准确把握量刑从宽的幅度,首先要求依据事实和法律对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3个情节作出正确选择,其次要求对从轻处罚的幅度作出适当的判断,其中“认罚从宽”的幅度不宜过大。为了兑现“从宽”政策,增强司法公信力,《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控辩协商机制和诉判衔接机制,检、法两院应当在此基础上共同妥善处理好“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问题。无论是否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均应在判决书中说明量刑的理由。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085    
  编辑提示: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其中总结试点经验上升为立法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为引人关注,如何贯彻落实好新法确立的制度,需要加强研讨。本期特别组织学术界和实务界部分同仁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落实问题研究”各抒己见,就法官在认罪认罚中的角色定位、量刑如何从宽、量刑建议等问题展开争鸣,以期更好地剖析制度理念和价值、交流实践经验、提升理论认识,最终有助于司法实践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接受处罚的案件,依法在实体上从宽处理、在程序上从简从快办理的制度。这一制度的适用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核心是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实体上作出“从宽处理”的结论,在诉讼程序上呈现出从简、从快的特征。根据“两高三部”2016年11月16日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第9条、第13条、第22条和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通过的《刑事诉讼法》15条和第182条的规定,所谓实体上的从宽处理,包括审前阶段“处理从宽”和审判阶段“量刑从宽”两方面内容,前者中要是指经最高人民柃察院核准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等各种“出罪”措施,后者则指法院在作出有罪判决时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其中,撤销案件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特殊情形;不起诉除了在上述特殊情形下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以外,还包括《刑事诉讼法》177条规定的相对不起诉以及第282条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无论是从立法精神还是从司法实际情况看,因为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撤销案件和不起诉的案件只是少数;在大多数认罪认罚案件中,“实体处理从宽”专指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对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从宽处罚,即量刑从宽。
  然而在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处罚问题上,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也缺乏相对统一的明确规定。例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从宽的正当依据是什么?量刑从宽的幅度应当如何把握?检察机关和法院如何对待“明显不当”的量刑建议?对于上述问题的妥善回答,不仅有利于澄清一些认识误区,为司法解释和地方规则的不断完善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也有利于全面、公正地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文拟依次对量刑从宽的依据、量刑从宽的幅度、量刑从宽的裁判3个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量刑从宽的正当依据
  《刑事诉讼法》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一规定不仅确立了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基本原则,也确立了“认罪认罚情节”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合法地位。根据这一规定,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法院在最终判决时,一般应当兑现从宽政策,予以从宽处罚。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情况看,对试点期间审结的20余万件认罪认罚案件,法院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被告人从宽处罚。[1]
  然而,为什么要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从宽处罚?这涉及到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的正当依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影响到对从宽幅度的把握。对此,学界主要有“节约资源说”“人身危险性降低说”“节约资源且人身危险性降低说”“权利放弃对价说”和“预防+修复+宽恕说”5种不同观点。
  “节约资源说”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为国家节约了司法资源,因而国家在最终处罚时需要体现“从宽”政策,以示激励。[2]这种观点看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动因以及从宽处罚的主要根据,但它忽视了认罪认罚对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减轻作用,把从宽处罚完全当作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行为的褒奖或者激励对待,因而不能完整地解释从宽处罚的正当性,更难以对具体案件中基于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人身危险性降低说”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表明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已悔过自新,再犯可能性有所减少,人身危险性降低,因而可以得到从宽处罚。[3]从预防刑的角度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特别是伴有悔罪情节的,可以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了。但是,认罪认罚并不以悔罪为前提,法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决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时,也不可能完全依据被告人认罪认罚对人身危险性的影响。例如,单纯认罪而不悔罪的被告人即使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且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简化程序的,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程度也非常有限,但法院仍应考虑认罪认罚的及时件、全面件和稳定件,认罪认罚对于国家司法资源的节约程度和对于责任刑的减轻程度等因素决定对其从宽处罚。因此,“人身危险性降低说”不能全面解释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的正当性。
  “节约资源且人身危险性降低说”是对“节约资源说”和“人身危险性降低说”的混合,认为被追诉人在不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的表现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判断此类行为对降低人身危险性、实现案件分流与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影响,法院应当在从宽处罚的类型和幅度方面予以体现。[4]这种学说吸收了“节约资源说”和“人身危险性降低说”的优点,避免了单一学说作为从宽处罚根据的缺点,但其未能考虑认罪认罚对责任刑的减轻因素,难以解释由于认罪认罚减轻了责任刑的案件中所给予的从宽处罚。例如,认罪最为常见的表现形态为“坦白”。根据《刑法》67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不符合自首的条件,“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表明,坦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作为·种“认罪从宽”情节有两种不同的档次:“从轻处罚”适用于仅仅减轻预防刑的坦白,而“减轻处罚”则适用于既减轻预防刑又减轻责任刑的坦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根据同时减轻了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坦白决定从宽处罚的幅度显然更大,而这一幅度仅仅从节约司法资源和人身危险性降低的角皮是无法解释的。
  “权利放弃对价说”认为,“由于被追诉人在明知且自愿的前提下土动放弃全部或者部分诉讼权利,国家可以采取省略乃至简化诉讼环节的方式,从而少受或者免受复杂且高成本繁琐程序带来的部分压力,国家据此对被追诉人从宽处罚,被追诉人还可因此少遭诉累,取得彼此互赢的结果。”[5]这种观点把国家对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从宽处罚作为对被追诉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对价”,用它来解释英美有罪答辩制度下认罪从宽的正当性或许是适当的,但用来解释中国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存在明显不足,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刑事被追诉人并没有多少诉讼权利可以用作交换从宽处罚的“对价”。虽然《刑事诉讼法》190条要求审判长告知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但此处所谓“诉讼权利”究竟包括哪些?并不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可能是进行尤罪辩护并且按照普通程序接受审判的权利。但是在有罪判决率高达99.9%、普通程序庭审实质化尚未取得明显进展的司法条件下,这样的权利显然无法成为被告人从国家那里换取从宽处罚的“筹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决定从宽处罚,主要不是看被告人放弃了哪些诉讼权利,而是看其认罪认罚在多大程度上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是否降低了再犯可能性以及减轻了责任刑。
  “预防+修复+宽恕说”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有三大实体法根据,依其重要性排序分别是实现刑罚预防、修复社会关系和彰显宽恕精神。其中刑罚预防包括特别预防和积极的一般预防,后者体现在:认罪认罚从宽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激励犯罪人认罪悔罪,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刑罚的轻缓化作出贡献,进而促进刑法的公众认同”。修复社会关系主要是指“认赔”,即行为人通过事后的积极退赃、退赔,尽量弥补因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包括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对赔偿的认可,以及积极履行,实现了对犯罪损失的挽回,也最大限度修复了社会关系。”宽恕包括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和国家对被追诉人的宽恕。“只要加害人对被害人明确表示悔悟,得到了被害人的认可和宽恕,就可以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同时,“认罪认罚的犯罪人,更容易得到国家的宽恕;且认罪认罚的诉讼阶段越早,宽恕的力度就越大。”[6]这种观点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根据分析比较全面,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实现刑罚预防和彰显宽恕精神均以被追诉人悔罪为前提,若无悔罪表现,则不能表明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小,从宽处罚非但不能增强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反而可能削弱一般预防效果;同时,被追诉人若非真诚悔罪,便难以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不太可能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也不可能得到国家的所谓宽恕。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要求被追诉人必须有悔罪表现。二是认罪认罚从宽既有“定价从宽”,又有“议价从宽”,在后一种情况下,从宽处罚往往是控辩双方协商甚至讨价还价的结果,谈不上国家对被追诉人的“宽恕”。之所以从宽处罚,主要是基于需要借助于被追诉人的有罪供述收集固定其他证据、完善指控犯罪的证据体系、避免犯罪的严重后果,以及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部分被追诉人的供述发现并证实其他被追诉人的犯罪事实等功利因素。另外,如果没有被告人的积极赔偿等认罪认罚努力表现,被害人单方面对被告人的宽恕既不能使被告人的罪行减小,也不能说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因而不能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
  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制度,探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的正当根据,既要依据实体法规范关于认罪认罚形态的规定,又要考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定位。根据《刑事诉讼法》15条的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语境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犯罪事实,在实体法上包括自首、坦白、当庭认罪3种形态。其中,自首(包括准自首和特别自首)属于法定的“可以型”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坦白属于法定的“可以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当庭认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2017版)(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语境中的“认罚”,是指“愿意接受处罚”,在审判阶段表现为自愿同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依法签署具结书,[7]并且不得实施逃避或妨碍诉讼的行为。《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积极赔偿”“刑事和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视为认罪认罚的特殊表现形式,旨在鼓励修复社会关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可以依法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审理,并且“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兑现从宽政策。从功能定位上看,2018年修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旨在通过引入协商机制对自愿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依法从宽处理,实现有效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高度统一,在实体处理和程序运行基本公正的前提下争取实现诉讼效率的最大化。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从宽的正当依据,蕴含于实体法规范关于认罪认罚形态的规定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定位之中,总体上来说,主要包括3个方面:
  1.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即由于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使得侦查破案、成功追诉和定罪判刑的难度降低,案件得以被迅速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简便、快捷的稈序进行审理,从而减少了国家的司法投入和办案成本;同时也免去了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出庭作证的负担。因此,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其认罪认罚的主动性、全面性、稳定性以及对于侦查破案和定案处理的作用等因素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后确认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真实、合法的,依法予以从宽处罚。这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从宽的主要依据。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作出认罪答辩或者有罪供述的被告人给予量刑减让,主要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2.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减小。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8]从特殊预防方面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特别是伴有悔罪表现的,表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再犯可能性减小,因此应当予以从宽处罚;从一般预防方面看,对自愿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从宽处罚,有利于鼓励其通过积极退赃退赔和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修复社会关系,抚慰被害人的愤恨情绪;同时促进全社会法治观念、规则意识的养成和强化,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在具体案件中裁量刑罚时,应当重点考虑特殊预防的必要性是否减小。如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却无悔罪之意,不能表明其再犯可能性减小的,法官不得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决定从宽处罚。
  3.责任刑减轻。《刑法》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刑相适应既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量刑的基本原则。此处所谓“罪”是指责任,罪刑相适应即“刑罚必须与行为人的责任相均衡”。[9]被追诉人如果因为认罪认罚而具备减轻责任刑的情节,法院量刑时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如《刑法》67条关于“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规定,《刑法》383条和第386条关于贪污、受贿行为人“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的规定等,都属于法定的减轻责任刑的情节,只不过坦白作为减轻责任刑的情节只要求行为人符合“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条件,而贪污、受贿行为人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具有减轻责任刑的情节:一是在提起公诉前同时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3种行为;二是由于这些行为“避免、减少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或者由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而“避免、减少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意味着被追诉人由于认罪而使其犯罪行为的不法程度减少,而“责任是对不法的责任,当不法程度减少时,行为人的责任便是对程度已经减少的不法的责任。”[10]在这种情况下,从宽处罚不仅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
  一般来说,“认罪”情节可能同时符合上述3项从宽处罚的依据,但“认罚”情节不具有减轻责任刑的功能,因此,基于单纯“认罚”情节的从宽处罚只能依据前两项理由。在特定的认罪认罚案件中,究竟符合上述哪项或哪几项依据,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但是,从刑罚目的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来说,检察官和法官在具体案件的量刑建议和量刑裁判过程中考虑从宽处罚的正当理由时,应当按照责任刑减轻、预防犯罪必要性减小、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的顺序依次决定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不应当脱离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轻易地建议或者决定从宽处罚。在这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可资借鉴。例如,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有罪答辩的刑事司法标准》第一部分第8条第一款关于“最后处理案件时对答辩的考虑”规定:“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或不争辩答辩的事实本身不应当单独被法庭作为量刑的一个从轻因素考虑。但如果与相关法律不相冲突,且有相当证据证明下列事项,法庭可以对作出有罪答辩或不争辩答辩的被告人同意或者批准给予指控减让或者量刑减让:(1)被告人真诚悔罪,并且表示愿意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2)指控或量刑减让将使得替代性矫正措施成为可能,而这些替代性矫正措施更加适宜于实现矫正措施的保护、预防或者其他目的,或者将会防止定罪给被告人带来的过度伤害;(3)通过避免公开庭审,被告人已经向自己所犯罪行的被害人展示出真诚的歉意或体谅;(4)被告人已经提供或者同意提供合作。”[11]这表明,在美国答辩交易制度下,法官在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对作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给予量刑减让时,应当同时考虑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的事实、悔罪表现、刑罚目的、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及被告人对侦查和起诉的合作等因素,其中悔罪表现和刑罚目的方面的考虑被列为主要考虑因素,而被告人对侦查和起诉的合作则被作为最后考虑因素,不得仅仅因为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即予以量刑减让。这一规定的精神对于我国司法机关决定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是否以及如何从宽处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量刑从宽的幅度
  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应当给予多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是从轻处罚、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这是被追诉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司法人员普遍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对认罪的被告人量刑从宽的幅度一般控制在30%以内。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42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处罚的情况下,法官在考虑到一切情节之后所确定的刑罚应当减少1/3。无期徒刑由30年有期徒刑替代。”根据同法第444条和456条的规定,对“依当事人的请求而适用刑罚”的案件以及适用“立即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减轻财产刑或监禁刑的1/3,但最终宣告的监禁刑不得超过5年。但对依照“处罚令程序”判处财产刑的案件,公诉人可以“请求适用相对最低法定刑减轻直至一半的刑罚”。[12]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正式起诉后根据认罪协商判决的案件与适用普通程序审判后定罪的案件相比,从宽处罚幅度通常也不超过30%。[13]英国2017年6月1日起生效的《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指南》规定,从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第一次听审开始,到正式庭审结束以前,被告人明确表示作出有罪答辩的,能够获得的量刑减让最多不超过1/3。例如,如果被告人在正式审判已经开始的那一天才表示要作认罪答辩,最多给予1/10的量刑减让;如果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才表示要作有罪答辩,则可以不予量刑减让。[14]
  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一向重视自首、坦白、立功等对侦查破案的作用。例如,《刑法》67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第164条关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390条关于行贿罪、第392条关于介绍贿赂罪特别自首的规定,均要求行为人“在被追诉前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其中第390条将行贿犯罪的“免除处罚”情节限定于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件:(1)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2)犯罪较轻;(3)行贿人的主动交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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