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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论《监察法》中的“事实”
【副标题】 以诉讼真实为切入的分析
【英文标题】 Research of “Facts” in the Supervision Law
【英文副标题】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igution Truth
【作者】 马康【作者单位】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监察法;诉讼真实;事实;法律规范;法律价值
【英文关键词】 supervision law; litigation truth; facts; legal norms; legal value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9)04-0059-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59
【摘要】

“事实”的认定对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设计具有指引作用。传统证据法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是一种绝对论下的事实真相,法律真实则忽视了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法律适用的事实是在证据裁判原则主导下的案件事实,而发现案件事实需要在实在法的规范下进行。《监察法》中的“事实”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宣示意义的事实,第二种是通过证据来获得对案件认识的事实。《监察法》以实体公正和效率价值为主构建了诉讼结构,但应当更加注意程序公正的完善。

【英文摘要】

The confirmation of “facts”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specific litigation system and procedure design. The objective truth in the sense of traditional evidence law is a kind of factual truth under absolutism, while the legal truth ignor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The facts applicable to law are the facts of a ca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evidence adjudica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facts of a case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norms of the substantive law. The “facts” in the Supervision Law have two meanings. The first is the declarative facts, and the second is the facts that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evidence. The Supervisory Law mainly constructs the litigation structure with the value of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efficiency, bu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erfec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158    
  一、引言
  作为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成果,2018年3月2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2018年7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当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情况,绝大多数统计数据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显示了《监察法》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后所带来的纪检监察工作效率巨大提升[1]。
  但是,《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衔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论。基于《监察法》第33条的要求,监察机关的取证活动需要达到刑事诉讼审判阶段的要求和标准。而刑事诉讼领域某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仍呈现一种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司法裁判中“事实”(“真实”)的认定。利用职权实施的腐败案件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贪污贿赂犯罪中相关事实的探寻,以及某些特殊技术手段应用后所产生的证据材料,都涉及裁判者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裁判中对于“事实”(“真实”)的判断,将会直接影响监察调查阶段取证的标准。由于诉讼程序中存在较多技术性的制度,对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理解和研究容易过分强调具体的技术与制度。但脱离了基本诉讼法理和法治思维,极有可能导致诉讼制度和相关技术的异化。因此需要从法理基础上对于事实问题进行澄清,而这种基础性的理论认识对于具体制度运用和技术的实践更具指导意义。基于此,诉讼真实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应当进行再探讨,以期进一步提升监察法的法治化。
  二、诉讼真实的提出
  诉讼真实的讨论原点应当基于实在法的规范,而这一讨论的终点是指引法律适用的具体实践。因此,对实在法中的“事实”的解读,在这一讨论中更具现实意义。《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多次出现调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对于事实的要求。《监察法》中出现7处涉及“事实”的条文,分别是第5条、第22条、第40条、第45条、第47条、第63条、第64条。《刑事诉讼法》中更为频繁,共计55处。查明“事实”的追求在我国法律界具有长期的传统,而学界在一段时期内对何为真实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在2000年以后,诉讼真实引起了诉讼法学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在激烈的学术争鸣中主要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客观真实[2]与法律真实[3]。
  作为客观真实理论的代表性论述,论者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4]可见,我国传统证据法学将客观真实视为事实真相的代名词。这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实认为事实真相不仅仅可以被发现,而且在相关人员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中,也应当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种观点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得到了修正,有学者认为事实真相的探寻受制于种种因素,无法在所有的诉讼阶段和诉讼环节都实现同一的证明标准。在承认认识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应当对不同的事实情节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学者提出客观真实不应成为事实真相的代名词,而应作为一种积极的诉讼主义[5]。这两种客观真实的解读大相径庭,但以传统证据法意义上的事实真相说更为流行,对于诉讼主义的解释仅限于部分学者。但无论上述流变和分歧如何,客观真实的核心观点仍然坚持,司法过程中的认识论只能是符合客观的事实真相,而非法律规范的设定。
  法律真实的论者则认为,客观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过分强调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这成为司法实践中部分程序违法行为的认识根源。同时,证明标准应当具有一种普遍适用性和现实可能性,如果无法实现既定的诉讼证明标准(法律规则所要求达到),那么就意味着这一证明标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现实可能性,也即在司法适用中无法用于检验每一个案件。而客观真实的拥护者则认为,证明标准的设置具有引导性意义,如果在诉讼活动中选择了较低要求的法律真实,则存在降低案件要求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带来事实问题的模糊,进而影响司法裁判在认定案件事实后适用法律的正确性,而基于事实问题所产生的错误裁判往往是冤假错案的源泉。
  诉讼真实问题的复杂多样,表现之一就是研究者交替使用“客观真实”和“客观事实”,而未对二者的外延加以解释。比如在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推理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作者认为,追求客观事实的努力受到效率评价标准的制约,为了使人类生活和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效率,有时候不得不牺牲对客观真实的追求[6]。要弄清法律真理的含义,必须进一步区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追求客观真实往往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7]。基于理论界对二者没有明确区分和语言习惯的使用语境,本文根据行文的需要而分别使用“真实”和“事实”,但其语义和内涵则是同一层面。
  概念是研究的起点,尤其是涉及“真实”这一哲理性极强的概念。我国学界通常使用“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表述讨论认识问题。但在长达十余年的争论中,正是由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了诉讼真实,导致于论辩双方无法实现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因此有必要对诉讼真实的概念加以厘清。
  三、诉讼真实探微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一)“历史真实”的证明
  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对事实的认定大体上近似于***远教授所提出的“作为论者的证明”[8]。作为一种“证明”活动,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与侦查机关的“查明”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查明的本质是主体通过积极的发现活动使自己获得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查明可以具有偶然性,甚至可以依靠灵感等非理性认识手段,而证明的本质是包含理由的法律推理论证过程,裁判者通过法律推理,在形成内心确信后就宣告了诉讼活动的结束。根据裁判者同争议事实的认知关系,人类历史上的理性裁判制度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知情人裁判和不知情人裁判[9]。以英国历史上陪审员制度的转变为例,作为陪审员的早期形态,无论宣誓调查中的邻人抑或国王的贵族骑士,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事先已了解所要调查的情况,他们是作为行政调查过程中的“信息提供者”出现的,有学者认为更类似于今天在英美议会及司法审判中作证的证人[10]。这一时期的陪审员由于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直接亲历了争议事实的发生,主要是根据先前的认知就争议争议事实作出裁判,并不属于“作为论者的证明”。但是,随着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难以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寻求知情人进行裁判。而且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为了保持法官客观、中立的立场,防止心证受到不当影响,裁判者必须是在“不知情”的认识状态下审理案件,这也是近现代司法裁判的基本形态。
  因此,对于知情人而言,事实真相就是亲历的历史事实,但对“非知情”的裁判者而言,事实真相却是一团迷雾。一方面,基于诉讼效率的考量,不可能反复进行自然科学的实验来验证。由于诉讼活动在既定的时空内进行,这对认识能力形成了一种制约。但更为重要的是,已经过往的历史事实本身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由于时间的一维性,任何事实都是“方生即死”。要描述的事实乃是过去的事实;而过去的事实不能再受直接检验的[11]。随着诉讼程序的逐渐进行,寻求事实真相的难度会逐渐加大,相关证据也可能会进一步灭失,从而难以探寻。这就导致在知情人看来清清楚楚存在的事实,已经不可能再重现在非知情裁判者面前。尽管证据可以再现事实的部分信息,但裁判者关于争议事实的认识已经不再是过往历史中的事实,而是透过证据所展示的“变幻莫测的面孔”。在此意义上,裁判者所认定的事实可被称为“证据事实”。
  (二)“二级事实”的认定
  由于裁判者的认知活动被限定在法律所要求的范围内(特定法律要件事实),历史事实只有经过法律规范的剪裁才具有法律意义,也就是麦考密克所谓的“二级事实问题”[12]。简言之,既定时空条件的制约致使无法达到完全的事实真相。拉伦茨指出,作为成熟的案件事实并非自始“既存地”显现给判断者,而是考量已知的事实和个别事实在法理上的重要性……形成案件事实[13]。在此意义上,裁判者所认定的事实只是“案件事实”。也即裁判者所认定的“事实真相”只是在“案件事实”的意义上才可以被验证。这种诉讼认识观使得追诉方常常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以此说服陪审团或者法官在认定事实时相信他们得出的关于事实真相的推测[14]。裁判者通过诉讼双方提供证据或者自己依照职权获取的证据,并结合证据规则对“历史事实”形成了“二级事实”的“心证”。对裁判者这种“心证”的理解,可以借用文学中的视角概念来阐释。从文学理论的宏观角度来看,第一、第二、第三人称都可以作为写作的视角,只是限于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往往是第一人称视角及第三人称视角(摄像机式视角)。其中的第一人称类似知情人对案件事实的评判,是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的回顾,而第三人称(摄像机式视角)类似不知情裁判者,处于观察者的角度,需要通过知情人提供的证据(也包括裁判者主动收集的证据)来恢复历史事实。诸多已经被纠正的错案被证明并不符合“事实真相”,但在当时作出认定时,均被认为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符合“事实真相”。对于尚未发现的错案,除知情人之外,又有谁会认为已经终审的裁判不“符合”案件事实真相?即使知情人大声疾呼裁判者所认定的事实并非“事实真相”,又用什么判断其陈述“符合”事实真相?易言之,旁观者又如何判断知情人所说的“事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如果将视野从抽象的理论思辨转而聚焦整个裁判认定的诉讼活动中,则可以发现任何一种对于事实的判断都是在证据裁判原则主导下所进行。证据裁判原则摒弃了野蛮的诉讼理念,以理性的态度基于诉讼价值而设计程序装置和证据规则。在证据裁判原则中,免证事实并不需要被证明。比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1+1=2等。这些事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可以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如果需要穷尽可能去证明为什么1+1=2这一哥德巴赫猜想,则是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完全解决的数学难题。证据裁判原则下对于事实的认定,是基于证据和人类常识理性而建立的。也即裁判中适用的“事实真相”是裁判者通过证据和常识理性所认定的事实。
  司法裁判通过证据来认定事实,就像做“拼图”游戏。能否完整、准确地“拼出”过去发生的事实,不仅取决于能够获得多少可用的证据,而且取决于事实认定者辨别证据真伪的能力[15]。换言之,在“拼图”游戏中,如果证据的数量和事实认定者辨别真伪的能力较为乐观,则可以完整、准确得“拼出”过去发生的事实。正是基于这种可能性,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均在证据裁判原则的规制下尽最大努力发现“案件事实”。而这种努力的具体显现就是相关法律规范中的调查终结、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具体标准的建立。《监察法》第45条、《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标准都是犯罪事实清楚(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裁判中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之一“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调查人员、司法人员基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以法律规范剪裁过的证据形成案件事实。而这些条文中的“认为”“认定”都是对这一过程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裁判者必须通过证据来形成“事实”,也即“无证据就无事实”;第二,即使裁判者所认定的(经过法律剪裁的)事实同“案件客观真相”相一致,裁判者也只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心证”(“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
  上述分析证明传统证据法意义上绝对事实真相的不可能,但这种不可能并非意味着法律真实的合理性。在法律真实的界定中,对于案件的处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这种认识便已达到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法律真实将事实界定于“法定”,这就导致了一个逻辑上的判断,即事实等于符合法律规定。在此逻辑之下,已被普遍批判和摒弃的古代神判制度下所认识的事实和欧洲中世纪机械的“法定证据”下认定的事实,都是符合法定的事实。这种逻辑及其后果不仅同现代文明的基本诉讼原则相背离,而且同人类普遍常识理性不相符。但应当承认,法律真实的积极意义在于突出了法律规范在认识活动中的意义,将诉讼“事实”的解读引导在法律规范及其规制下的实践活动之中。
  (三)《监察法》中的事实
  作为一种法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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