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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济法研究》
论社会本位及其经济法的本位观
【作者】 孟庆瑜【分类】 法律经济学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第7卷)
【页码】 1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9839    
  目次
  一、法学语境下的“社会本位”
  二、社会本位的利益观
  (一)社会利益是一种以“社会”为主体的利益形态
  (二)社会利益的整体性或公共性
  (三)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
  三、法律的社会化与经济法的兴起
  (一)国家基于市场缺陷或失灵而干预经济生活是经济法兴起的经济根源
  (二)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的性质和功能的局限是经济法兴起的法律根源
  (三)社会利益的凸现与社会本位观的形成是经济法兴起的社会根源
  (四)政府失效现象和对政府干预职能的规范与限制是经济法兴起的政治根源
  四、社会本位——经济法的基本立场和归宿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社会本位性
  (二)经济法调整机制的社会本位性
  (三)经济法调整方法的社会本位性
  五、社会本位在经济法中的制度确认与实现
  (一)社会本位在市场规制领域的制度确认与实现
  (二)社会本位在宏观调控领域的制度确认与实现
  (三)社会本位在规范政府方面的制度确认与实现
  “社会本位”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研究范式,为人们认识、研究、创制和实施经济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系统、理论框架和思想背景。“社会本位”理念的科学确立和广泛认同,不仅表征着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所具有的独立品性,而且还标志着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是,人们在何谓社会本位、经济法为什么是社会本位法、经济法如何实现社会本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的认识分歧,又严重侵蚀着经济法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巩固与发展。因此,我们依然有必要对此作出辨析和回答。
  一、法学语境下的“社会本位”
  “社会本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概念。提及“社会本位”,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指的就是法的本位问题,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是一个可以在多种语境中使用的概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当代社会价值观研究领域对于“社会本位”所给予的高度重视。有学者提出应该把“社会本位”确立为我国社会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还是应以人的存在的当代形式——社会——为本位,把个人能力纳入到社会本位的价值观中去,在坚持社会本位的前提下来充分发挥个人能力”{2}。有学者在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之弊害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社会本位价值观,并明确提出社会本位价值观所包含的三种不同形式的道德命令。{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显然,这里的“社会本位”与法学语境中的“社会本位”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体会,因为社会本位价值观可以通过对法律的影响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行为和社会关系之中。
  关于法本位问题研究,根据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不完全考证,有学者提出,这是由中国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个有原创性的论题。{4}而且,当时已经有学者在分析法本位的变动趋势及其相应社会经济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法的“社会本位”,并就它与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阐释。其中,张知本认为:“封建时代义务本位之法律,其所谓义务者,是多数人尽忠于少数人之义务,而与现代所谓义务本位之意义各有不同耳。现代所谓义务本位者,其义务乃系履行社会职责之义务,故又可称之为社会本位,而权利本位,即称之为个人本位。由义务本位进于权利本位,再由权利本位复返于义务本位,乃是循着社会进化之阶段而向前发展,唯其是向前发展,故今日之义务本位,虽形式上是复返于昔日之义务本位,而内容上则今昔悬殊也。”{5}欧阳奚谷指出:“权利本位,即由义务本位进化而来。从理想上推测之,法律之重心,当不必以权利为唯一之本位。以权利之拥护,系原于义务之强行,即因义务之强行而拥护权利,尚非法律终局之目的。其终局之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生活之共同利益,以谋人类之安全,是法律之重心,将移于社会,而必以社会为本位,可断言也。故当个人不自觉时代,法律之观念,以义务为本位,及个人自觉时代,法律之观念,以权利为本位。今渐入社会自觉时代,而法律之观念,遂不能不注重社会之公益而以社会为本位云。”{6}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关于法的社会本位问题的思想认识和研究水平。
  在当代的法本位问题研究中,在法哲学层面上,有学者站在研究范式转换的立场和高度提出,法的本位问题是一个关于在法这一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中,权利和义务何者为主导地位的问题。其中,“权利本位”概括地表达了“法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观念,“义务本位”则概括表达了“法是或应当是以义务为本位或重心”的观念。{7}在部门法研究领域,民法和经济法学界给予了“社会本位”以应有的关注,但是,最为集中、最为持久关注“社会本位”的当属经济法。基于经济法学科自身独立、存续与发展的原初动力和重塑与完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内在需求,“社会本位”获得了主流经济法学说的广泛认同。其中,杨紫烜教授主张,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8};潘静成、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致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9};李昌麒教授强调,经济法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10};漆多俊教授提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11};王保树教授指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公共性是它区别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12};等等。
  既然都是法的本位,那么又该如何处理社会本位与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它们之间是很难实现相互并列和衔接的,因为“社会本位”与“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采用了不同的划分依据和认识路径,“社会”与“权利”和“义务”亦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把它们作为一组并列性的概念来看待,显然存在着逻辑错位问题。如果仍然坚持法以权利和义务及其相互关系为基本问题的法哲学立场,那么法学语境下的社会本位自然被认为是义务本位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复返。同时,又不得不强调“社会本位之法制,亦仅权利本位法制之调整,绝非义务本位之复活”{13},社会本位问题的研究最终也将难逃权利义务这种研究范式的窠臼。为此,我们必须跳出权利和义务这种二元模式的研究范式,转而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基于社会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社会主体价值选择类型化的需要,法本位可以划分为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等三个基本类型。由于这种分类坚持了划分标准的独立和统一,从而使得在放弃权利义务范式后,同样可以实现每一种法本位类型在内涵上的确定性和范围上的周延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由此而廓清。其中,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价值取向,国家利用法以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或执政党团利益的秩序;个人本位是以“个人”为价值取向,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社会本位则是以“社会”为价值取向,注重社会整体发展,保障社会整体效率,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新的法律理念和法律改革思想,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旨在修复19世纪的立法过分强调个人和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但它并非完全否定个人本位,依然承认个人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地位,它要求承认社会和社会利益的独立地位,并将法律的重心适当向社会公共利益倾斜,从而使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趋向和谐。{14}同时,由于国家常常被视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特别是人们经常从人格化社会的角度使用国家一词,从而使社会本位与国家存有密切联系,但绝不能把社会本位等同于国家本位。因为国家本位是一种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观念,它不仅抹杀个人的独立性,而且也把社会看做国家的附属之物。{15}
  这里尚需说明的是,由于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分别是两种研究范式之下依据不同标准作出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划分,因此,不同的法本位类型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重合与交叉,个人本位的法可以是权利本位法,社会本位的法也并不拒绝义务的强化;同样,权利本位的法有助于实现个人本位,义务本位的法亦可以支撑社会本位目标的实现。
  二、社会本位的利益观
  法本位问题的实质是永恒不变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分化与组合决定了与此相适应的法本位的选择与划分,利益基点的差异是区别不同法本位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标志。因此,正确理解社会本位,当然离不开对于“社会利益”的科学界定与阐释。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利益”,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法律实践层面,人们并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或共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有关社会本位理念的正确理解和确立,以及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实现机制和保护机制的有效建立和完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其一是因为在技术层面上没有保证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统一性,以及概念体系内部的逻辑严谨性。“利益”确系一个被广泛使用并仍存纷争的重要概念,但从本质属性上讲,它是指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16}就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而言,通常是根据主体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各种利益形态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转化形式和实现方式,并且相互之间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重叠和冲突。不同的法律正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其二是因为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存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分歧。一般来说,前者往往是把社会看做由完全独立的、带有各自目的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是不具备实质意志的人造机械体,“社会”不存在自身不可还原的存在,即所有的社会规律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规律,而仅具工具性价值。而后者则相信社会是真正的存在,是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有机整体,不能还原为个体,具有独立于其构成要素的实质意志,并不等同于个人的总和。正是由于在社会观上的两种方法论分歧,使得对于“社会利益”以及相关概念即使在字面上的同一使用,它们各自的意指也是不同的。{17}在此,笔者更愿意采用“社会利益”这个概念,以保持它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等相关概念在分类标准上的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逻辑严谨性。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社会利益的整体主义立场,但并不绝然否认对于“社会”的个体主义解释的正当性。但是,要使得社会利益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利益形态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仍需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阐释。
  (一)社会利益是一种以“社会”为主体的利益形态
  这是社会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所具有的主体特征,也是它区别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首要标志。但是,何谓“社会”?我们能否在主体层面上把它与个人和国家区别开来?客观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容易作答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不确定性和多面性而使得“社会利益”经常为人所诟病。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于“社会”词条的广义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人类形成一个社会,但通常所认为的社会只包括那些生活在一个固定地区,讲相同语言,以作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成员而相互联系的人们,所以英国人和美国人就被认为他们是处于不同的社会。社会这一含义与法学家所关注的社会中的法律或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或社会力量的法律是相关的,它还与法律制度、法律学说、法律原则的社会效果和功用相联系”。{18}在西方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存有两种鲜明对立的认识和主张,一种是社会唯实论,强调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另一种是社会唯名论,认为社会是代表具有同样特征的许多人的名称,是空名,而非实体,真正实在的只是个人。{19}哈耶克由此评价说,社会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全部人口,一个公司,一个协会,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帮派,一个族群,或种族、宗教、运动和娱乐项目的成员,以及住在一个特定地方的居民,都是社会或能够构成社会{20},因而无从确定“社会”的确切范围。但笔者认为,如此绝对的评断并不妥当,人们就“社会”产生的各种争论和分歧本身,恰恰反映出它在各种利益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学上,“社会”被视为一种“人类生活的共同体”。{21}社会虽离不开人类聚集于同一空间的这种状态,但仅仅是人的聚集还不能称其为社会,只有当人群具备了人与人之间通过持续的相互行动的积累,形成了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和共属情感这些特征时,将这些特征抽象化而得到的概念才是社会。{22}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只有具体的社会,没有抽象的社会。具体的社会是指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由人群组成,但不像动物结群那样生活,人类社会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组织起来的,而只有人类社会才有文化。第二,从事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进行生产。第三,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都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大社会群体。它独立存在,不从属于任何其他群体。第四,具体社会有明确的区域界限,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第五,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是社会的又一特征。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都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同时它又和周围的社会发生横向联系,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非连续性。第六,社会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它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有机体,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总之,社会是一个由自然资源、空间环境、公共物品、制度规范和精神文化系统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人类共同体。“共同体是社会基础和价值本源,个人至少部分地受其所生存的社会共同体的决定。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个人必然要分享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价值思想、物质利益乃至社会责任,其自由必然要受到限制。”{23}所以,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于个人的实体和共同体。
  尽管我们在研究社会利益的主体问题时,不能完全照搬社会学的理论和主张,但是,社会学中对于“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这些基本属性和特征的揭示,则从一个特定视角进一步彰显了“社会”的独立主体品性,实质性地成为我们用来划分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评判标准,社会利益也因此而获得在主体上的独立和依归,即社会利益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利益形态。这里的“社会”,是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具有独立于其构成要素的实质意志的有机体,是包括现代人和未来各代人在内的人类整体。这一主体是由无数个体、无数群体组成的,每个个人和群体都是其中的一分子但又不同于个别的个人和群体,也不能还原为个人和群体。因此,作为社会利益主体的“社会”,是一个比社会学上的“群体”、政治学上的“阶级”更为宽泛的概念,也是比传统法律上的自然人、法人或团体更为宽泛的概念。{24}
  (二)社会利益的整体性或公共性
  这是社会利益在内容和范围上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庞德曾把利益界定为“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们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的东西”,并进而把利益具体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等三大类别。{25}其中,个人利益是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具体包括人格利益、家庭关系利益、物质利益等内容;公共利益则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和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社会利益是从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具体包括一般安全利益、社会组织安全的利益、一般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一般进步的利益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等六个方面。笔者认为,基于整体主义的立场和考量,社会利益就是社会作为有实质意志的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它是在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立于个体但又同时为处于该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需求和意欲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这些需求和意欲以满足的存在。着眼于社会利益的要素分析,它则同时具有不可分割性,受益的不可排他性及非竞争性,受益的开放性及对象的不确定性,生成的历史积淀性,主体的历史延续性,表现形式或载体的状态性,代表的组织性及机制的复杂化等多个方面的特征和属性。{26}社会利益一般表现为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如劳动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人类环境利益等等。社会利益不能简约或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加总,多数人的利益未必一定就是社会整体利益。
  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混同。国家利益实质上是国家中统治者的利益,通常以国家组织经济文化建设和其他公共事务,从而使其境内的居民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其所需要的价值为表现。{27}它只存在于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民法上的国家财产利益这三种情况。除此以外,国家不应当存在自己的独立利益,否则就可能是非法利益。因此,国家利益并非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也不能取代社会利益。那种主张国家利益就是社会利益,甚至以国家利益代替社会利益的观点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不仅可能导致非法的国家利益“合法化”,而且可能引发对社会利益的极度遏制。此外,国家作为一个强力组织,通过法律获得了单向强制的“特权”,这种权力必然要对个人、社会发生作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产生影响。同时,国家也可能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向个人行使权力,甚至为了某种目的或利益衡平而倾斜,但它本身并不是社会利益,不能取代某一方利益,而只是一种公共资源,“其主要作用应当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利益协调”。{28}可见,只有在区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理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利与权力从分离对峙到互动融合的过程。从社会本位的利益观出发,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的行使不过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形式,并非社会利益本身,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或终极关怀。如果国家权力的行使偏离了维护社会利益的轨道,也将受到法律的否定。
  (三)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
  尽管社会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但是这并不能阻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其可能发生的与其他利益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乃至被替代。同样,法律作为一种利益的确认、调控和保障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对于以国家、个人和社会为主体的不同利益形态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回顾人类社会走过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利益并没有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的利益存在形态和实现机制。其中,在经历漫长发展的古代农业社会,由于拥有神秘面纱遮蔽而具有当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政治国家缺乏来自于市民社会的有力抗衡和制约,而使得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利益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利益则因缺乏来自内部的支持和外部的保护而经常遭受随意的压制和排挤;社会利益更是因缺乏独立的存在形态和实现机制而异化为国家利益的附属物,最终被彻底湮没在国家利益的浪潮和漩涡之中。整个社会的基本利益关系在大多情况下只呈现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一种矛盾运动。同时,由于法律被视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国家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法律与国家和权力结成当然的同盟,实现了一体化的结合与统一。{29}对于个体民众而言,法律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国家实现对民众强制的工具;对于社会而言,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极不合理的关系,即强大的国家和弱小的社会之间的极不对等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不可阻挡地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支持下,在公法与私法截然分离的法制框架内,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及其国家利益因此而受到了来自于市民社会的有力抗衡,以及由自由和民主主导的资本主义法制的严格限定和控制;个人利益由此而获得充分的保护和极大的张扬。但是,作为第三种利益形态的社会利益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无形调整与支配下被认为与个人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依然没有摆脱被遮蔽或吸收的命运,而是被从国家利益的怀抱中剥离出来,拱手移交到了个人利益的掌控之下,并被当然地认为“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促进了社会利益”{30},要增进社会利益必须以充分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在曾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替代方案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执掌政权而使政治国家在追求高度民主性、广泛人民性等方面具有空前理论优势的背景下,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被想当然地认为在实践层面上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客观地告诉我们,在缺乏充分、可靠的信息支撑和及时、有效的法制约束的社会现实面前,不仅社会利益被国家利益所吸收,而且个人利益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国家利益所替代,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均可能陷入被剥夺或侵害的境地,三大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虚幻的理论一致性的背景下,实际在发生着极大的扭曲和异化。
  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才可以清晰地洞见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分立。这是因为,自19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空前提高,打破了“看不见的手”万能的神话,个人的逐利行为能自动增进社会利益的迷梦亦化作泡影。此时的私人利益不仅不表现为社会利益,而且直接危害了社会利益,并且在具有外部性的产业和部门,私人利益反倒是要由社会利益来为之提供实现的外部条件。此外,因社会分工、科技发展、经济竞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消费者问题、劳动者问题、产品责任问题、贫富差别问题等在内的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无一不与私人利益的盲目追逐和市场机制调节失灵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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