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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刑事卷证对庭审实质化的消解与应对
【作者】 李毅【作者单位】 贵州师范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卷证;庭审实质化;审判中心;法官预断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1
【摘要】

刑事卷证以侦查卷证为蓝本,对刑事审判产生决定性影响。庭审严重依赖刑事卷证,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表现,同时使控辩不平等,庭审虚置化。其主要原因是官僚体制对文书档案的依赖,充分信赖公权力机关以及司法传统的影响。其消极后果是侦查卷证主导审判,庭审以刑事卷证为中心,庭外裁判也以刑事卷证为基础。要消除刑事卷证对庭审实质化的负面影响,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庭前法官阅卷产生预断,庭审实现直接言词审理,对庭后裁判做出限制,使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7398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之一,这为我国今后的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遵守的诉讼法则,强调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及关涉其人身自由等强制性措施的重大决定应经由审判做出,且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刑事诉讼中的一切活动应当以审判活动为中心,围绕审判的任务与目标进行,接受审判活动的检验。”[1]在我国刑事审判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庭审法官在庭前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刑事卷证,从而影响法官的心证形成,刑事卷证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庭,而且庭审紧紧围绕刑事卷证进行,控辩之间严重不平等,法官的裁判建基于刑事卷证,从而使庭审虚置化,被告人的辩护起不到作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存在很大障碍。
  一、刑事诉讼中卷证的形成及其在审判中的地位
  (一)庭审前形成
  刑事卷证的初步成型是在侦查阶段,也由侦查机关制作,“从功能上看,侦查主要是为了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2]不会对刑事裁判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我国的刑事侦查具有显著的秘密性和封闭性特点,侦查程序的封闭性和秘密性客观上使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较少,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处于受侵害的危险中。”[3]由于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不高,又侧重于效率和打击犯罪,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方面远逊于审判阶段,监督制约机制也有严重的问题,造成我国刑事卷证制作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侦查机关以外的人员参与不足。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参与不足。程序参与原则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程序所涉及其利益的人或他们的代表,能够参加诉讼,对自己的人身、财产等权利相关的事项,有知悉权和发表意见权;国家有义务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4]但我国的犯罪嫌疑人成为侦查对象后,不仅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诉讼权利的行使也受到极大的限制,更遑论参与刑事卷证的形成过程。其次是辩护人参与不足。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阅卷权、会见交流权、在场权等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在刑事卷证形成过程中侦查人员也不会征求辩护人的意见。再次是检察人员参与不足。除了逮捕检察人员可以介入以外,侦查行为都由侦查机关自己说了算,检察人员不会对侦查卷证的形成产生任何影响。二是刑事卷证的失真。由于刑事卷证的形成过程几乎没有侦查人员以外的人参加,单方面性和封闭性是卷证形成的显著特点,这造成卷证非常容易失真。侦查人员出于强烈的追诉愿望,往往忽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对无罪证据视而不见,把一些虚假的甚至是捏造的证据和材料制作成刑事卷证,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5]在司法实践中,侦查的问题最大,冤假错案的源头也大都发生在此。所以,田口守一说,“必须探寻一种侦查程序,不要权限过分集中在侦查机关,而是尽可能分散权能,吸收侦查机关以外有关人员参加各种活动。”[6]这样不仅有利于监督制约侦查行为,也有利于侦查卷证的客观真实性。
  (二)审判的中心
  刑事卷证在中国的刑事审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庭审法官庭前阅卷。经过侦查机关制作,检察机关完善的刑事卷证会在庭审前移送到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将刑事卷证按照审判管辖移送人民法院。移送到法院就是要让法官在审前阅读刑事卷证,不然,庭审法官对案件一无所知,会对审判的顺利进行产生消极影响。1996年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刑事卷证移送方式是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但司法实践则普遍采用庭后移送全部刑事卷证,这与刑事卷证在庭审前全案移送所达成的效果没有任何区别,还限制了辩方的阅卷权,对辩方消极影响更大,所以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回复到审前移送全案刑事卷证。其次,法庭审理严重依赖刑事卷证。我国庭审中证人出庭作证不理想,证据开示没有制度化,直接言词审理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证据裁判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这使得法官严重依赖刑事卷证来进行庭审活动。更为糟糕的是,法官严重依赖刑事卷证作出裁判,使得我国的刑事庭审实质化难以实现。“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7]所以,以侦查卷证为基础的刑事卷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审判的未来走向(包括控方的控诉活动、辩方的辩护活动和法官的庭审活动)和被告人的命运。
  二、刑事审判过程对卷证的依赖
  (一)作为问题的刑事卷证依赖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刑事诉讼中存在刑事卷证是一种客观现实,如果刑事卷证形成过程具有开放性,保障更多的诉讼主体参与其间;在庭审中合理、科学使用,实现控辩平等对抗,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审理,刑事卷证带来的弊端可以得到消除。但是,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刑事卷证依赖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更是演化为问题之源,作为问题的刑事卷证依赖导致诸多司法乱象:一是刑事诉讼以侦查为中心。以侦查为中心在我国有许多表现,如以侦查讯问为中心、以口供为中心、以侦查羁押为中心、以侦查卷证为中心等等。本来,侦查只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在实践中却“走样”成具有中心地位。在中国的权力体制中,公、检、法三机关的地位不分轩轾,但起诉和审判都要依赖侦查活动的开展情况,加上其他一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使侦查的中心地位显得更加突出,刑事诉讼活动成为围绕侦查进行的治罪活动,以侦查为中心不可避免。“在当下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构造下,沦为追诉客体的被追诉人根本无力与侦控机关展开有效抗辩,加之法院在法律组织系统内处于相对弱势,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缺乏权威,使得‘口供中心主义’的形成在当下司法体制下成为必然。”[8]由于口供是侦查卷证的主要内容,侦查卷证成为刑事审判的中心。“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9]二是控辩不平等。在审前阶段,侦控方拥有优势的权力和地位为侦查和起诉服务,辩方没有与之有效抗衡的制度安排,控辩严重不平等。如果在审判阶段还是以刑事卷证为基础进行,则进一步延续了这种控辩之间的不平等。由于辩方实力的不济和法律的规定,辩方的证据调查活动常常无功而返,辩方的辩护不得不借助侦查卷证来进行,侦查卷证成为控辩双方的依赖。另外,辩方在开庭前不能阅读全部刑事卷证的内容,在庭审中就做不到有的放矢,就算辩方能够审前阅读全部刑事卷证,由于主持庭审的法官已经在审前同样阅读了全部刑事卷证,控方的立证以刑事卷证为中心,法庭的调查也以刑事卷证为中心,辩方也难以扭转控辩之间的不平等,被告人只有被动地接受审判在所难免。三是以刑事卷证为中心的法庭审判使庭审虚置化。“‘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法庭审理主要围绕‘侦查卷宗’,有争议的证人几乎不出庭作证,质证难以真正展开,从而使法庭调查虚化。”[10]法庭只会对卷证中记载的事项进行调查,卷证中的事项不仅难以保持客观全面性,而且极具倾向性,法庭审理实质上变成对侦查结论的再一次调查,被告人的声音被忽略。“尤其是法院不再对原始证据进行直接审查,而只需审查由侦查方已经搜集在案的各种证据形式,而且对控诉方确认的案件事实不予质疑或基本不予质疑,审判成为相当形式的作业,审判的实质审查和独立判定(事实)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11]以刑事卷证为中心的庭审势必使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常态,直接言词审理成为奢望,裁判不是依靠庭审调查核实的证据而是依赖刑事卷证,“导致举证上的‘书证中心主义’、质证上的形式主义以及认证上的‘裁量纠问主义’。”[12]庭审成为一种形式意义的表演,庭审实质化难以实现,裁判结果也难以保证公正。
  (二)刑事卷证依赖解说
  由于刑事卷证具有稳定性、可保存、可流传等特点,再加上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对刑事卷证超乎寻常的重视,正如欧洲司法格言所说“案卷中没有的东西就不存在”,造成中国司法实践对刑事卷证的严重依赖,以下三个方面构成了理解刑事卷证依赖的维度。
  第一,官僚体制对文书档案的依赖。韦伯认为,“近代职务运作乃是以原本草案形式保留下来的文书档案,以及由幕僚与各种书记所组成的部门为基础的。”[13]其实,在中国,何止是近代,古代建立起的官僚体制就以文书档案的制作、移送、使用、存档为基础,文书档案是官僚体制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也是官僚监督体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按照达玛什卡的归类,我国的司法权力组织类型应当属于科层型,科层型对刑事卷证依赖严重。“案件的卷宗是整个程序的神经中枢,整合着各个层次的决策。如果在一个案件从一个步骤转向下一个步骤的过程中发生了信息阻隔或丢失的情况,导致主持后一个步骤的官员无法读取前一步骤留下的书面记录,整个科层式程序就会失去方向。”[14]在刑事诉讼中,卷证实际上起到规范功能和文字固化功能,使在官僚体系中的文书档案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制作、传送、使用和存档;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有不同的形式,但由于官僚体制的需要,卷证不能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官方机构,需要以一种适当的形式为各种官僚机构所制作、阅读、移送、使用和存档,以刑事卷证的形式把证据和案件材料从刑事诉讼的开始阶段传递到结尾阶段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不仅把证据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证据因时间流逝而不复存在,也方便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和法官的法庭审理。
  第二,充分信赖公权力。刑事卷证是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制作的,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才移送到法院。公、检、法三家都是握有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由于国家机关有严密的组织形式,有内部组织纪律约束,有上级的监督检查,在这样一种官僚体系中,公权力机关具有天然的可信赖性。如果律师调查的证据和材料也形成一个辩方卷证,同样提交到法庭,法庭宁愿相信刑事卷证为真,而不愿相信辩方私人制作的证据和材料。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并且为被告方所聘请,取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使客观性有所丧失,而公、检、法机关的人员则由于职业素养及其内部的一套监督制约机制而具有较高的信任度,他们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信度较高,实际上就是官方身份使他们更值得信赖,这是公权力信赖情结的体现。法庭不仅信赖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与获取证据信息的能力,也相信他们能够把这些信息用文字准确、客观、全面地制作成刑事卷证,再加上还有后一环节检察机关的把关。检察机关比侦查机关更值得信赖,因为检察机关审查公诉本来就是对侦查的一种监督制约机制,还有检察官所处的位置比侦查人员相对来说更超脱,不会有强烈的追诉欲望,主要对侦查卷证进行法律上的审查,经过两个国家公权力机关之手的刑事卷证的可信赖度更高。
  第三,司法传统的影响。回顾中国刑事诉讼的历史可以清晰发现,包括被告人供述在内的刑事卷证举足轻重,没有被告人的供述根本就不能定案,整个案件只能长期悬置。卷证不但是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依据,也是上级官府(法院)监督检查下级官府(法院)工作的依据,更是对刑事案件进行复核的依据。法官非常倚重刑事卷证,没有刑事卷证法官不会开庭审理,更不会判决。不论是侦查还是审判都是以获取被追诉人供述为目的,被追诉人的供述占刑事卷证的最大比例。“断罪原则上以口供为凭,仅仅例外地——承认不承认这例外依时代而不同——才允许根据不是口供的证据来断罪。”[15]受此司法传统的影响,现代中国刑事诉讼也异常重视被告人口供,刑事诉讼各环节也非常注重刑事卷证,不仅法律和司法解释,而且公、检、法三机关内部都有刑事卷证的制作、移送、使用和归档的规定,仍然在重走严重依赖刑事卷证审判的老路。正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卷证的依赖,法律规定中的卷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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