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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英国商事代理法的新发展
【英文标题】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nglish Commercial Agency Law
【作者】 (英)F.M.B.Reynolds【分类】 比较法
【中文关键词】 商事代理条例 解除权 行使解除权的赔付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2
【页码】 128
【摘要】

1993年的英国商事代理条例对欧共体成员国共同合作就不专为某一雇主工作的商事代理颁布市政会指令做了规定,尽管该条例大大地增加了代理商的权利,但由于其缺乏对最为重要的终止解除权的导向性规定,从而使其效果被严重削弱,这种缺乏指导在英国的执业律师中已引起了很大麻烦,本文在对法国式赔偿体制和德国式赔偿体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行政解除权的赔付问题进行了必要的阐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743    
  1993年的商事代理(市政会指令)条例[1](以下简称条例)对欧共体成员国共同合作就不专为某一雇主工作的商事代理颁布市政会指令做了规定。[2]尽管该条例大大地增加了商事代理商的权利,但由于其缺乏对最为重要的终止解除权的导向性规定,从而使其效果被严重削弱。该条例授权各成员国可在德国式赔偿体系(第17条第2款)和法国式赔偿体系(第17条第3款)之间选择。大多数成员国都选择适用德国式赔偿体制,法国继续遵循沿用它自己的赔偿体系,而英国则出人意料地将二者都予以选择。
  英国通过这个独特的体制授予当事人以选择权(条例第17条第1款),但是,该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如果当事人之间达不成协议,赔偿金仍必须给付。乍一看来,这一选择对商事代理商似乎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经过较严密的审视,授予当事人选择权的理由似乎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在这个条例中缺乏对两种类型解除权的仔细分析的指导,贸易工业部并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赔偿体制,且剩下的事项就只得通过法院来裁决了。[3]
  这种缺乏指导在英国的执业律师中已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律师们不能真正懂得怎样规劝当事人对这两种完全与普通法不相容的、不同类型的赔偿体系如何运用其选择权。[4]因而,所有当事人都在热切等待弄清英国法院是如何适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的。最近两个分别被上诉法院审理的格雷班·佩奇(Graban Page)诉商业和贸易联合公司一案[5]和布里斯托尔郡法院(Kingsley 诉 KJC Carpets[6]一案)审理的赔偿金支付争议案表明其遵循的并不是法国式赔偿,英国法院似乎是将该赔偿金的支付与英国合同法中的损害赔偿原则联系起来的。就法国民法与英国的普通法规则不同这一点来看,(以下将予以详细论述)英国对赔偿所持的这种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格雷班·佩奇诉联合商业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一案中,当事人之间于1995年1月签订了为期四年的代理合同。六个月以后,商业和贸易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告知佩奇先生,它的母公司已决定从英国撤走投资。结果,佩奇先生解除了合同,并认为该公司的这一行为构成了拒绝履行义务的违约。由此,他有权获得赔偿。原告留存了价值大约为300,000英镑的货物并以该公司欠其钱为理由,向法官申请了一个玛尔瓦案类(Mareva)禁令,以阻止该公司将其资产转移出境。在第一审法院,他的请求没有获准,但在上诉法院他获得了这个禁令。
  为决定是否签发这个禁令,法院不得不探究代理商是否“有一个很值得予以争议的事实”以获得实质性的赔偿。上诉法院花了较多时间研究条例第17条第7款。该条规定代理商在下述两种情形下被认为遭受了损失:(1)只要本人所获得的主要利益与商事代理商的代理活动有关,代理合同的解除,将剥夺商事代理商通过正确履行有偿商事代理合同而应获得的佣金;(2)解除代理合同之后,商事代理商不能收回其按照合同中本人的要求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成本和开支。
  原告对赔偿金的请求的实现有一个重大的障碍:根据该合同第5条第3款的规定,本人对代理人有权处理的大量的商事活动以及代理商将获得大量佣金的结果享有广泛的自由斟酌处理权,因而法院不得不根据条例第17条第7款以及与之相关的该代理合同的第5条第3款的规定考虑“正确履行”的含义。
  上诉法院与一审法院的法官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7]。根据强加了一个保证责任给本人的该条例第4条第(1)项的规定,以及1986年第653号政令和条例第17条第三款的措词来看,米尔特(Milltt.L.J.)精彩地说,根据条例第17条第7款的“正确履行合同”就是“正常履行”,这才是实质上明摆着值得争论的事项。例如,“以正常的方式履行当事人打算履行的合同”,而不是“按照合同条款履行”。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法院签发了这个禁令。
  这个案例值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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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法院对“正确履行”这个概念的分析,以及对是否应签发禁令的主要理由的争议没有判例的价值。不过,法院将1993年条例与传统的普通法规定比较而得出的对损失评估的不同方法却是值得铭记的。然而,法官很谨慎地作出了这个判断,并且强调当案子起诉到法院后,对欧共体法院的参考可能是必要的。
  其次,尽管诉讼的中心是围绕是否应当签发这个禁令,但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特殊的情形:这个代理合同的解除是因为本人中断了其商事活动。就这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条例中并没有条款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在对欧洲委员会计划草案的第一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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